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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力作访谈节目《梁品》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01 王安石变法，其实是成功的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其实没有失败，因为他很好地完成了政府增收的任务，而宋神宗在政府增收的支持下，也确实进行了开疆拓土，卓越治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国库里面也是满的。 站在宋史研究者的立场上，我认为王安石的增收方式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政府拿多了，给社会留下的就少了。 而一些研究明清史的人则很赞美王安石，因为他的增收手段非常高明，且是非常讲道理的、非常文明的。相比之下，明清两代的增收手段就蛮横多了，我收了就收了。 王安石在变法中，采用一种比较漂亮但也比较受诟病的增收方法——青苗法。那时庄稼收成是按季收取的，这对老百姓来说，会过上一段比较惨的日子，因为在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也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旧的粮食已经快吃完了，而新的粮食却还没有收割。 这时候他们往往会去借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赚了，老百姓就被剥削了。面对这种情况，王安石就同老百姓说，政府可以承担高利贷的责任，而且收的利也不会那么高。 按照王安石所言，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对他们发放了小额的信贷，然后等到他们丰收了再收回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民度荒，政府又收了利，实现了增收；另一方面，政府也变相打击了高利贷，是一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茂的两全其美的行为。这是一种说法。 02 为什么王安石会受到抨击？ 实际上，当时政府收的利并不低。庄稼是分两季收的，青苗法也是分两季贷的，也就是你春天办了贷款，到了夏天就要还，而这半年就是两分利，这样的利率真的很高。 另外，政府的信贷跟民间的高利贷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借了民间的高利贷，可以用其他东西还上，而且政府不会负责帮它催收，也就是说民间的高利贷不会考虑你的偿还能力，或者说考虑得很少。与之相反，政府贷款贷出去了，就一定要收回来，要考虑借贷人的偿还能力。 而青苗贷款主要针对的是贫苦百姓，但贫苦的百姓又没有偿还能力，所以它在施行过程中，要连带上那些有偿还能力的人。因此，青苗贷款最终实现的是让富裕农民或地主与穷人组在一起，向政府借贷，如果穷人还不上，那就富人还，这样王安石就把矛盾转移到了人民内部。 其中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颁布了命令，地方为了满足上边，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收刮老百姓，虽然充足了国库，但改变了官场的风气，这可能也就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痛心疾首的原因。 北宋前期到中期，特别是中期，也就是仁宗朝的时候，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群星璀璨的时代。那时的官员水平是最高的，真正有理想的人层出不穷，包拯、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便是其中的典范。 到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了快速推行法度，把原来可以能讨论的东西，变得不能讨论。比如当时的老臣韩琦奏书质疑王安石的青苗法，并且真正动摇了宋神宗，然后宋神宗就跟王安石商量要修改一下，王安石一听就不乐意了，直接称病在家。 最终宋神宗还是妥协了，还把包括韩琦所写奏书在内的所有批评青苗法的奏书，一概交给了王安石处置。后来，王安石直接组织了一批人，一条一条地批驳了韩琦的奏书，还把批驳的文书雕版印刷出来，发放各地用来统一思想。这大概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或者传布某种思想，对他人极其不公平。 老臣富弼后来也反对王安石，尽管他已经退休回了洛阳修养，但也受到了调查组的调查；宋神宗原本想留司马光在中央担任枢密副使，但条件是不要反对王安石，司马光拒绝了，并离开了首都，去到现在的西安做地方官，继续抵制青苗法，最后还是抵制不了，就回到洛阳当了历史学家。 王安石和宋神宗便是用这种专制手法去施行变法，这样虽然达到了短期的结果，但它造成的伤害却是长期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修复的。 03 没有底线，欲望便关不住了 在整个帝制时期，没有任何硬性的东西可以约束皇帝，而能够约束皇帝的只有软性的东西，比如士大夫们可以用天变、本朝的列祖列宗、儒家的经典、舆论来约束皇帝。 在政权或是组织中，除了硬性的制度之外，那种非制度的文化因素仍然保持着长期的作用力，是生态的一部分，而且政权、组织越大，它越是重要。 宋朝前期的时候，皇帝是可以被约束的，但后来王安石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叫“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舆论都是流言蜚语，只要反对我们的，都是不重要的；第二句叫“祖宗不足法”，列祖列宗在天上，他们怎么样想，对我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最后一句是“天变不足畏”，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简单三句话就把之前那些软性的约束，一点一点全化解了，让宋神宗把权利从笼子里放了出来。 如果你只是从实践上去破坏一个东西，那么底线还存在，但你从理论上釜底抽薪地破坏它，那就没了底线。所以宋神宗之后，从宋哲宗到宋徽宗，尤其是宋徽宗和蔡京，他们就是扩大版的更加无拘无束的宋神宗和王安石，愿意倾天下之所有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04 一个人走久了，就容易走歪路 王安石下台，归根结底是因为宋神宗长大了。宋神宗在20岁的时候，见到了王安石，受到了他的指导，在接近30岁的时候，便让王安石第二次下台，永远留在了金陵。 王安石离开后，他原有的事业就被宋神宗继承了。王安石没下台时，朝堂是一个皇帝加上一个宰相的专制，宋神宗在后面支持王安石在前台；王安石下台后，宋神宗便充当了自己和王安石这两个角色。 后期的宋神宗，在政策上一直守着一条红线，也就是不启用反对过王安石的人，不提拔反对过青苗法的人，而且宋神宗各方面的作风都像极了王安石。所以我认为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成功政治家，他带了一个皇帝学生，学生成为了他。 宋神宗在独断专行的时候，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修改，让宰相变相成为了一名高级秘书。宋神宗用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不是王安石，而是一个叫王珪的人，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用简单的四字成语就可以概括，就是唯唯诺诺。 陛下说的对，陛下说了算，陛下圣明……所以王珪有一个外号叫“三旨宰相”，旨就是圣旨的旨。别人向他请示事情，他本来可以自己作主，却说让我们看皇帝怎么说，见了皇帝之后，他就请圣旨，请了圣旨之后，就告诉向他请示的人，我已得什么样的圣旨。换句话说，他这个宰相在中间担当的就是传声筒的角色，从来不思考。 为什么中国古代既有皇帝又有宰相？就是因为皇帝不是选出来的，而宰相是被选出来的精英，精英中的精英，有政治经验，有行政经验，可以帮助皇帝拿一些主意，增广皇帝的见识。 但经过宋神宗这么一改，宰相就变成了秘书，当后边的新皇帝是一个小孩，且他的代理人是一个老太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到了后面的明太祖，他直接蛮横地废除了宰相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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