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这话不免过于绝对。秦皇汉武等政治家的历史伟业，非一般文学家所可比拟。但从后世的名声来看，五代十国短短五十余年，政权像走马灯似的轮流换，出了三十余位皇帝，除了李煜、李璟父子，有多少短祚帝王的名字为后人所熟知呢？“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丘山。”（李白：《江上吟》）人间富贵，终究不能长久；而绝世华章，可赢得千秋万岁名。李煜虽失去了江山社稷，却赢得了“词中之帝”（王鹏运语）的盛誉，千余年来，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其跌宕的人生和参透生命本质的词作，引起历代读者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公元907 年，朱温灭唐，结束了长达290 年，并曾一度达到盛世顶峰的大唐国运，开启了五代十国时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交替，统治中心在黄河流域，虽然后唐一度疆域辽阔，但都失去了对长江以南的有效控制，于是在北方的五代政权之外，出现了南吴、南唐、吴越、南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荆南）、闽国等南方政权，加上北方契丹支持的北汉，共为十国。各个势力之间战争连年，相互吞并，天下丧乱，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南唐的政权是从南吴继承下来的。南吴是晚唐昭宗时的藩镇之一弘农郡王杨行密打败了吴越王钱镠，在江淮一带立足，割据一方，两代经营，而形成的一个王国，建都广陵(今扬州，称东都)，后增设西都金陵 (今南京)，与北方中原政权并存对峙。但是南吴杨氏的大权实际上为大臣徐温和养子徐知诰所操纵。937 年，南吴睿帝杨溥被迫禅位于徐知诰，南吴灭亡。徐知诰，本姓李，名昪，因为是徐温养子，从徐姓。李昪就是李煜的爷爷。窃取南吴政权后，他恢复本姓，改国号为南唐，成为南唐的开国君主。所以南唐的政权是来路不正的，先是杨行密窃取自大唐，继是徐温窃取自南吴，最后是李昪窃取自徐氏，可谓是三次僭越。南唐虽然只是偏安江南，但强盛时疆域跨据江淮三十余州，包括淮河以南的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北东北、福建西部，比吴越和南汉大得多，是南方势力最强的王国。江南本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加之南唐烈祖李昪建国后，与民休养生息，开垦土地，以农桑为本，即山铸钱，因此南唐经济富庶，社会安定。烈祖李昪临崩前，嘱其子李璟：“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南唐没有恢复中原一统天下的宏愿，只想偏安于江南富庶之地，与四周其他王国相安无事。元宗李璟在位十九年，就以恩信交结邻壤，不用兵革。不过，采取偏安守成的政策，自然就不能有多大作为，一味地避敌退让，致使南唐的国土日益缩小，国势日益衰弱，想偏安自守也不可得了。北方的后周一直在觊觎着南唐。周世宗柴荣时刻准备挥鞭南下，收复江南。后周挑拨吴越、荆南、楚国不断侵扰南唐，使李璟疲于应付。显德三至五年（956—958），三度南侵，夺取了南唐的江北十四州，南唐扬州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皆为后周所占领，迫使南唐屈服，对后周奉表称臣，削去帝号，奉周正朔，且不得不放弃东都广陵，迁都到长江中游的洪州南昌府，这样西都金陵便成了前线，袒露在后周的锋镝前面。李璟躲到后方南昌后，立吴王李煜为太子，监国。李璟于961 年去世，把国家已衰败至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推给了李煜。但是，李煜既无雄心负此重任，也无能力挑起这副重担。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上面有多位兄长，似乎与皇位无缘。但是，李煜生得相貌奇特，额头宽广，脸颊丰满，牙齿重叠，有一只眼睛还是双瞳孔。这是帝王之相，因此遭到母兄李弘冀的猜忌和防范。李弘冀担心皇权旁落，曾鸩杀了当时被立为“皇太弟”的叔父李景遂。李煜为了避祸，一心埋头读书，不管世事。他起初被封为安定郡公，后又被封为郑王，但似乎都没有建立过什么实际的功勋。从小生活在权力倾轧的皇室中，李煜养成了静默退守的性格，从不干预时政，避免豆萁相煎。早年一首七律《秋莺》就是托物寓意：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老舌百般倾耳听，深黄一点入烟流。栖迟背世同悲鲁，浏亮如笙碎在缑。莫更留连好归去，露华凄冷蓼花愁。在露华凄冷的深秋里，残莺最好还是南归吧，不要在此流连，更不必再卖弄浏亮的歌喉了！言外之意，面对衰退的时局，唯有独善其身，静默退守，才是唯一的出路。“背世”，鄙弃世俗，是李煜早年的人生态度。《九月十日偶书》曰：“背世返能厌俗态。”不仅李煜自己对皇权没有非分之想，就是在别人看来，他也是“器轻志放，无人君之度”（《南唐书·钟谟传》），没有干才，心思放荡，没个皇帝的样儿。但是，造化弄人，老天似乎是有意要磨炼李煜，让他承受常人不可承受的苦痛，从而造就出一位绝世词人。959 年九月，太子弘冀卒。其他四兄皆已早亡，于是立李煜为吴王。次年（961）春二月，李璟迁至南都豫章（今江西南昌），立吴王李煜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六月李璟病逝，李煜嗣位于金陵。在一年之内，李煜毫无准备地就登上了南唐的王位，这完全不是他的主观意愿，简直是被命运强行安排的。李煜一即位，就给宋太祖赵匡胤上了一道表，意思是我本想做一名隐士，根本就没有想当国主的念头。这个态度已多次向先父表白过了。没料到哥哥们接连去世，国主的位子自然就传给了我。据《画史》载，李煜曾自题号曰钟峰白莲居士、钟山隐居、钟峰隐者，都是隐居钟山的意思。他还有两首《渔父》词，抒写一壶酒、一竿身，荡漾于万顷波涛中的自由快活。李煜本来的人生设计，只是要做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隐者而已。但身不由己，被推上了南面之君的位置。“天教心愿与身违”（《浣溪沙》），这不是命运的捉弄吗？！李煜没有政治野心，也缺乏游刃于众多敌国之间的政治才能。登基后，向宋太祖上表说：“惟坚臣节，上奉天朝。”只是图安于现状，安安稳稳地做赵宋的一个附属国。这道表还径直地对宋太祖说自己与吴越国“似有深仇”。后来吴越王钱俶奉宋朝之诏围攻金陵时，李煜又遗吴越王书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意思是赵宋收拾完我之后，就要灭你了，别这么起劲为虎作伥。看似说得在理，实则暴露出他性子直，城府浅，没有机心，缺乏政治谋略。钱俶没有回复李煜，而是将这信交给了赵匡胤。乱世外交，不忌虞诈谲诳，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透露出底牌呢？李煜可称得上是一位仁爱亲民的国君。嗣位之初，南唐刚遭受了多年的战争，国势削弱，财政空虚，李煜爱惜百姓，减少赋税和劳役，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南唐国内一直是比较安定的。但李煜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才能和方略，也不能采纳群臣的忠谏。即位后不久，监察御史张泌上书，言辞激切地提出治国的措施，王崇文上疏历陈朝政，汪焕死谏后主之佞佛，后主都不采纳，只是优游待之。廖居素多次激切地谏议，希望后主领悟，都不被采纳，廖居素于是闭门绝食而死。临死前手书大字“吾之死不忍见国破也”藏在箱笼里。潘佑上书议论时政，后主发怒问罪，逼迫潘佑自杀。后来赵宋下诏历数李煜的罪名，有一条为“杀忠臣”，指的就是逼迫潘佑、廖居素等忠臣自裁。这是怎么都不能为李煜回护的！史书说“后主孱昏”，软弱而昏聩，目光短浅，不够英明，于是群臣都尸位素餐，苟保富贵，国家因此日益削弱。孱昏退让的性格使后主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误判。李煜对南汉后主说：“仆料大朝之心，非贪土地也，怒人不宾而已。”他以为宋朝不是贪恋江南的土地，只要江南诸国臣服于赵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这是天真幼稚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他听不进当时潘佑、廖居素等忠臣提出的强国之策。其实，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那样的乱世里，文修武备，缺一不可。武备方面，他考虑得少。后主九弟李从谦《观棋》诗有二句：“恃强斯有失，守分固无侵。”这不只是咏围棋，简直就是吟咏南唐的政治方针。可惜这是失败的臭棋！李煜臣事宋太祖，忠心耿耿，自言如有异志，天诛地灭！但宋太祖赵匡胤可不这样想！开宝七年（974）下诏令李煜上开封来朝见。李煜怎敢去开封啊，那肯定是有去无回呀，于是就装病推辞。这就给了赵宋出兵的借口。大兵压境，李煜只好派堂弟李从镒北上开封，进贡大量匹绢、茶叶、金银器物等，并上表乞求退兵，希望通过倾忠乞怜，博得赵宋的同情，能苟延时日。但结果则是李从镒被赵宋扣押为人质，军队继续在进攻。李煜又派徐铉入宋。徐铉在宋朝的便殿上慷慨陈词，谓江南效贡赋二十余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李煜无罪，宋朝出师无名。宋太祖回答说：“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一句话让徐铉哑口无言。人家是老子，就拿你当儿子对待。宋太祖手按利剑，愤怒斥责徐铉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容他人鼾睡乎？！”赵宋之用心，昭然若揭，就是天下一统，决不允许江南小朝廷的存在。赵匡胤的话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一则信条。赵宋军队从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围城，至八年（975）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年有余，金陵城破。李煜正应了自己《落花》诗“莺狂应有限，蝶舞已无多”的谶言，想自杀殉国，左右泣涕固谏，乃止。在围城中作《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画帘珠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据说词未写完，城就破了。凄凉怨慕，真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金陵城破时，李煜与其宰相汤悦（又名殷崇义）等四十五人肉袒，在军门外向宋师投降。临别时作了一阕《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琼枝玉树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祖孙三代四十年建立起来的基业，毁于一旦；三千里江南繁华富庶之邦，归于他人，一切都悔之晚矣！一个“几曾识干戈”的风流孱昏的皇帝，怎么能守得住这份祖业呢？苏轼就斥责他在仓皇辞别祖庙的那一刻，还竟然“垂泪对宫娥”，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一心念想的只是宫娥，太不像话！但是就作词来说，风格是要眇宜修，不好一个劲地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如果改为“垂泪对山河”，那就是诗而不是词了，也乏味得多了。李煜北上，渡长江至中流，回望石头城，泪下涟涟。作诗：三十年人生的虚幻，恍如一场大梦。九五之尊，竟然子弟不保！李煜一行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纱帽，俯伏在汴京明德门楼前，服罪待谴。太祖给他面子，先后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这是带有嘲讽意味的封号。宋太宗继位后，加特进，改封陇西公。作为失国的阶下囚，他胆战心惊地过活挨日子。李煜在汴京，郁郁不自聊，沉浸在悔恨之中，“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常常作词，排遣郁闷。在赐第命随身带来的歌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薨，年四十二岁，以王礼葬在洛阳北邙山。李煜生于七夕，死于七夕，似乎不是偶然的。据王铚《默记》载，是宋太宗授意四弟秦王赵廷美赐“牵机药”毒杀的。——牵机药，据说就是马钱子，有剧毒，服之脊椎前凸后弯，头向后仰，与足相就，如牵机状，抽搐痉挛而死，想必是非常痛苦的。徐铉为后主作墓志铭，讳言“构疾”而薨。他奉旨撰铭，不敢直书其事。后主崩殂的噩耗传至江南，江南父老皆聚集于里巷哭泣，设斋祭奠。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五代十国的混乱必然要为赵宋的一统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南唐的割据，并不值得称道；南唐的灭亡，也不值得惋惜。就李煜自身来说，他性格怯懦孱弱，缺乏刚毅英勇之气，没有雄才大略，不理政事，不修武备，佞于佛教，耽于安乐，与六朝时期昏庸荒淫之君相比，没有多少差别。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中，连一个守成主也做不得。所以陆游评价他“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李煜之仁，只算得上司马迁所谓“妇人之仁”。明人徐士俊云：“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位不配才，殊为恨恨！”清人郭麐咏李后主云：“作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似乎苍天开了个玩笑，让李煜投错了胎，他本来就该是个绝代才子，不该去做运数已尽的南唐的君王。的确，李煜是绝代才子，是帝王中的才子，是才子中的帝王。他的才气，禀赋自天，养成于学。当然，若没经历过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的巨大人生落差，李煜也成不了“千古词帝”。南朝天子爱风流金陵为六朝帝王之都，自古风流艳冶，绮丽繁华。建都于此的帝王，多消磨于金粉气，沉酣于温柔乡，筋弱骨疏，少有作为。陈后主、李后主，前仆后继，演绎出一幕幕风流天子的悲喜剧。李后主在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不够威严，器轻志放。当国时，曾微行娼家，是一个风流皇帝。其四十年的一生，与几个女性关系密切，而与大、小周后的爱情，更是为后人津津乐道。保仪黄氏：是第一个来到李煜身边的女人。黄氏为江夏（今属湖北武汉）人，其父黄守忠为割据湖南的南楚国马希萼政权的裨将。951 年，南唐著名将领、信州刺史兼湖南安抚史边镐，率军平定了马氏政权，得到黄氏，纳诸后宫。才数岁，容态华丽，冠绝当世，顾盼颦笑，无不妍姣。后主喜爱，选为保仪（嫔妃的一种）。因为黄氏天性聪明，擅长书札，就让她专门掌管宫中书籍。李璟、李煜父子都喜爱书画，精于鉴赏，爱好收藏，当时的金陵是天下图书典籍的渊薮，购得钟繇、王羲之以来的墨帖极多，这些都由黄保仪专门掌管。后主虽然对黄氏有情意，但是二周后相继得专宠，不允许其他人靠近后主，当时宫中有许多美女，都遭到小周后的毒手。黄氏服勤降体，小心地侍奉小周后，虽然没有遇到不测，但没有“进御”的机会，品秩也上不去。李后主非常珍惜父子二代精心收藏的图书，曾题《金楼子》后曰：每当战火纷飞时，图书文物也跟着遭殃，祖龙一炬，灰飞烟灭。三国和六朝当年的乱世，都是天下图书的浩劫。面对劫后复存的这部《金楼子》，李煜颇多感慨，或许有几分欣慰和自喜。没想到，金陵城将陷时，面对自己的藏书，他却束手无策，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哪里管得了藏书！对保仪说：“此皆先帝所宝，城若不守，汝即焚之，无为他人得。”黄氏真的焚烧掉大量图籍，火光冲天，乃至附近有些寺庙僧人见到火光跟着自焚殉国。烬余之物，全部运到汴京，还有六万余卷，可以想见李煜藏书之丰富，黄氏烧毁的，又不知有多少！南唐灭国时，黄保仪跟随着李后主一起北迁，卒于汴京。昭惠周后：小字娥皇，936 年生，比李煜长一岁，司徒周宗之女。周宗对南唐建国立有大功，深得烈祖李昪的信任，官至大司徒。昭惠周后和小周后是周宗的继室所生。元宗李璟以周宗为社稷元老，故聘其长女为吴王李煜妃。954 年，李煜十八岁，立为后妃。李煜即位后，称为皇后。夫妇感情甚笃。周后贤淑柔顺，通书史，善歌舞，尤擅弹琵琶。元宗李璟曾将自己用过的“烧槽”琵琶赐给她。唐玄宗时著名的宫廷舞曲《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后失传了。至南唐时，后主得到此曲的残谱，让乐工曹生按谱演奏，仅仅粗得其声，昭惠周后纠正其讹谬，加以改进，去其洼淫，以琶琶奏之，繁手新音，清趣可听，时称开宝遗音，复传于世。李煜的《玉楼春》词叙写宫廷中排演《霓裳羽衣舞》的情形：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笙箫与琵琶合奏，妆束华丽的嫔娥鱼贯而出，边歌边舞。词人边饮酒，边和着节拍，至夜深了才踏月而归。李煜与周后沉湎于音乐，荒废了政事。当时中书舍人徐铉听了大周后新谱的《霓裳羽衣曲》就说：“法曲终慢，而此声太急，何耶？”曹生回答说：“其本实慢，而宫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征也。”曹生所谓“宫中有人”，就是指昭惠周后。徐铉诗《又听〈霓裳羽衣曲〉送陈君》曰：“此是开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别离声。”看来徐铉和曹生都不满意周后的擅改。宫廷燕乐应该舒缓清雅，如《礼记·乐记》所谓“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方才合格。周后新谱之曲，急管繁弦，噍杀啴缓。结果才一年多，周后子母相继去世，国步寖微。有人说，周后新谱的曲调就已透露出不祥的征兆。国家音乐，还是要谨慎的。李后主与昭惠周后可谓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一个风流倜傥，一个软玉温香，在宫廷中歌舞升平，过着浮华博浪的生活。李煜早年的一些词，就是这位贵介公子的生活写照，如《浣溪沙》词云：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夜以继日地载歌载舞，真可谓花天酒地，穷奢至极。宋人笔记中记载南唐后宫的奢华，说后主常于宫中制销金罗幕壁，以白金钉瑇瑁押之。周后喜爱梅花，以绿钿刷隔眼中，障以朱绡，植梅花于其外。想必此词中“红锦地衣”和《清平乐》“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都是实写宫中情景。周后曾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舞到高潮，佳人的金钗滑溜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高髻发型的关系。又《子夜歌》云：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缥色玉柔擎，醅浮盏面清。何妨频笑粲，禁院春归晩。同醉与闲评，诗随羯鼔成。赏花，醉酒，歌舞，品评诗画，大约就是李煜和周后早年在禁院中的日常生活。可惜，人间好景不常有，恩爱夫妻难到头。昭惠周后自打生下三个孩子后，落下一身病，身子虚弱。964 年十月，次子仲宣夭折。仲宣早慧，李煜夫妇非常疼爱这个聪明的孩子。一天，仲宣在佛台前嬉戏，一盏大琉璃灯被猫触碰摔地上，哗然一声，把他吓惊厥，竟然夭折了。遭此剧变，“珠碎眼前珍”，李煜伤心欲绝，又担心尚在病中的昭惠周后经不起此打击，不敢在周后面前流露出悲伤，只能强忍悲痛，逾越礼制，追赠仲宣为岐王。周后受此打击，过于伤心，不久也香消玉碎了，卒年二十九岁，谥昭惠。二人共同厮守了十年，相亲相爱，没料到中途抛撇。“未销心里恨，又失掌中身”（《挽辞二首》之一），李煜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缓过来，又遭遇断弦之悲，哀苦骨立，连作了几首挽悼的诗词，还亲自撰写一篇数千字的诔文，发出“苍苍何辜，歼予伉俪”撕心裂肺的哀鸣，极为酸楚。居丧期间，李煜书灵筵（供亡灵的几筵）手巾曰：手巾上似乎还留下爱妃的香渍眉痕，手巾的主人却永远不可再见了。中年丧偶，乃人生之至痛。周后临终前将元宗所赐琵琶和常臂玉环亲自留赠给后主，李煜睹物思人，格外伤心，书琵琶背曰：“侁自肩如削，难胜数缕绦。天香留凤尾，余暖在檀槽。”似乎琵琶上还留着夫人的余香和体温。周后曾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谁料花前后，蛾眉却不全”（《梅花二首》其一），“清香更何用，犹发去年枝”（《梅花二首》其二）初春梅花开放时，主人却没了，真是人不如花！花落还有再开时，人死永远不复生！李后主是钟情之人，陷于对周后的哀悼和思念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继室周后：是昭惠后一母所生的妹妹。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或言，大周后卧床不起时，妹妹已经进入后宫。有一次，大周后揭起帷幔见到妹妹在宫中，吃惊地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妹妹年龄小，不知道避嫌，说已经来几天了。大周后非常生气，至死脸面都不向外看。在大周后病重期间，妹妹来探望，绰约风姿，娇嗔可爱，给姐夫李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煜《一斛珠》词曰：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词中的女孩儿向人微露丁香舌，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意态实在轻浮，乃至清初李渔批评说：“此娼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也。”李煜渐渐地便与小周后有染。有几首《菩萨蛮》词记载了他们从暗中勾引到私自约会的过程：铜簧韵脆锵寒竹，新声慢奏移纤玉。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雨云深绣户，未便谐衷素。宴罢又成空，梦迷春雨中！这时只是以眼神相勾引，还未能相通款曲，故曰“未便谐衷素”。稍后，二人开始偷偷约会了，《菩萨蛮》词曰：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李后主曾用沉香加鹅梨汁蒸干，自制成一种“帐中香”，芬郁满室，就是这首词里的“异香”。“潜来珠锁动”，二人已暗度陈仓了。又一首《菩萨蛮》词曰：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出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这是以小周后的口吻，记录他们一场偷偷的约会，较为直露。这时还担惊受怕，因此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陆游《南唐书》记载，后主于群花间作亭，雕镂华丽，而极迫小，仅容二人，李煜常常与小周后酣饮其中。或许此亭就在画堂南畔。后世有人作《小周后提鞋图》，就是基于这首词。大周后病逝后，小周后还未成年，但李煜母亲圣尊后钟夫人非常怜爱她，就让小周后一直待在宫里面。965 年，钟夫人去世了，李煜守孝，不能迎娶。直到968 年，才正式立为继室，得宠超过昭惠。当时南唐小朝廷还为婚礼发生激烈的争论，婚礼办得很草率。今天的读者不能依据现代的爱情婚姻观念批评李后主移情别恋，或者怀疑李后主对大周后的感情。但不管怎么说，李煜与小周后之间是一场不伦之恋。直言敢谏的韩熙载就曾作诗讽刺他们。当时江南流传一首童谣：就是讽刺李后主再娶小周后。猪狗死，谓国祚尽于戌、亥年。“赤瘕”，目病，猫有目病，则不能捕鼠，谓不见丙子之年也。南唐灭亡于974、975，为甲戌、乙亥年。丙子976 年，南唐彻底不复存在了。南唐灭国后，小周后与后主一道被掳至汴京，被封为郑国夫人，照例随命妇入赵宋的皇宫里去朝谒、进御。每一入宫，就待上好几天；每次出宫，必大哭，骂后主，后主多方婉转避之，说：“此非汝家！”想必在宫中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元人绘画有《宋太宗强幸小周后》，淫秽之状，不堪入目。后主薨后不久，小周后也去世了。宫人庆奴、乔氏和流珠：还有几位女性因曾是后主宫人而传名于后世。相传李后主曾于黄罗扇上书一首咏柳诗赐给宫人庆奴，诗云：寓春光流逝之感，咏物而有意趣。古代有些女性的命运就像柳条一样，这人折来那人攀，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这位宫人庆奴也是如此，可能是因为她用心专一，不忘旧情，所以李后主赐此词以寄意。李后主笃信佛教，曾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被掳至宋，入太宗禁中。听闻李后主薨，自内庭取出这卷《心经》，施舍祭献于相国寺西塔院，并在经后题曰：“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字极整洁，词甚凄婉，可见也是一位笃于旧情的女性。她只能用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以表达对故主的忠爱和悼念之情。这部《心经》后来被一个江南僧人带回到南京，安放在南京天禧寺塔相轮中，不久遗失了。还有一位宫人，名叫流珠，性通慧，工琵琶。昭惠周后活着的时候，曾作《邀醉舞破》《恨来迟破》二曲；当时乐曲有《念家山》，后主亲自演作《念家山破》，后来都忘记了。昭惠后去世了，后主追念她，问左右，都不知道这几支曲子，只有这位流珠，能追忆起来，无所遗忘，后主大喜。南唐灭后，流珠不知所终。《念家山破》其音噍杀，取名也不吉祥，结果成了挽悼南唐的一曲哀歌。南唐宫廷艺人王感化对元宗李璟就反复唱叹“南朝天子爱风流”，但风流之成性，非几次讽谏就改变得了的，南朝的悲剧被南唐中主、后主又演了一遍。清人沈谦说：“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填词杂说》）作为一国之君，李煜是失败的；但是失败的政治人生造就了他在词史上“南面王”的地位。词是继诗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体制，词乐相配合，句式长短不一，体式比格律诗更为自由。五代时，后蜀和南唐成为词体兴盛的两个中心。后蜀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其作品由赵崇祚编撰为《花间词》；南唐词人主要有冯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早期的文人词，多叙写闺阁相思、男女情事，题材狭窄，风格清艳绮靡。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作序曰：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娱宾遣兴，是冯延巳在南唐小朝廷作词的主要目的。至李煜，才将家国变故之感寄于词中，借词抒写亡国之恨，并由亡国之恨上升至对人生悲剧性的叩问。前期词是他在宫廷中笙歌曼舞、花酒绮艳的贵族生活的反映，是富贵人的富贵语。场景多是画堂、宫廷、禁苑、春殿、深院，物色多是落红、绿窗、金炉、熏笼、酒筵、笙箫、绣床、银屏、秋千、花鸟、云雨、风月。内容或写歌舞酒宴之盛：“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这里歌舞还没结束，又赶赴另一场盛宴。欢乐宴会过后，则感到空虚寂寞，如《谢新恩》上片：“庭空客散人归后，画堂半掩珠帘。林风淅淅夜厌厌。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或写男女相聚之欢，如上引与小周后约会的两首《菩萨蛮》。或写男女相思之苦，“彻晓纱窗下，待来君不知”（《谢新恩》）；“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捣练子》），主人公多托为闺妇美人。多抒写伤春怨秋的闲情，“留连光景惜朱颜”（《阮郎归》），“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蝶恋花》），“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清平乐》）。即使写梦，也只是相思之梦：“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谢新恩》）；“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谢新恩》）经历了家国沦亡的骤变后，李煜的词风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在亡国之前，李煜的词与诗表现内容是界限分明的，诗歌抒写个人的现实遭际和情怀，词则不外乎叙写美人醇酒、歌舞狭邪之类的宫廷生活，绮罗香泽，绸缪宛转，而缺少个人的生活和性情，因为这个时候他写的词只是佐酒增欢之具，是供歌儿舞女歌唱的。经历了亡国之后，在仓皇辞庙时，他震惊于“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顿然失守沦丧，于是把词当作抒写亡国之痛的载体，词在他手里转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抒情文学，抒写他个人独特的生命情怀。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伶工之词”多是一种代言体，以多愁善感的女性口吻咿呀低唱，格调软媚婉艳。李煜前期的词还多是“伶工之词”，亡国之后的词，才真正变为眼界大、感慨深的“士大夫之词”。在痛定思痛之后，他由亡国之悲上升到对人生意义的拷问。王国维批《词辨》时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李煜词中对人生悲剧性的彻悟，就是因为经历了“百凶”之后的猛醒。王国维《人间词话》借用尼采的话称誉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又把李后主与宋徽宗比较，“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推崇备至，几乎无可复加。但宋徽宗同样遭遇了亡国之厄，为什么他“不过自道身世之戚”，李后主就能“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呢？这可能要归因于李煜的佛教信仰。金陵自六朝以来就是佛教圣地，杜牧《江南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虽不免夸张，但也可见晚唐时南京香火之盛。南唐李昪、李璟、李煜三代都信奉佛教。李煜天赋慧性，好生戒杀，宽仁静退，本身性格与佛教教义就多有契合。加之他在外敌侵凌、皇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长大，叔父、兄长在斗争中相继谢世，父皇李璟46 岁在忧愤中死去。即位后，幼子仲宣、昭惠周后、圣尊太后先后陨殂，他看到了太多的人间苦难，亲历了生、老、病、死、别离、怨憎等佛教所谓的种种“苦谛”，寻求遁入空门，却又无法摆脱尘世的羁绊。这种人生的矛盾和焦虑，在他早期的诗词中就已有所表现。李煜体弱多病，病痛迫使他去追问：“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空王”，就是释迦牟尼佛。只有佛教的空门可以让他暂时忘却肉体的病痛和一切烦恼：“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他躲避现实中的权力斗争，不愿为虚名在尘世中奔走辛劳，病躯有所好转，拟将皈依佛门，学“无生”之理。《病起题山舍壁》后两联云：“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幼子仲宣夭折，李煜极度悲伤，抢天呼地，“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悼诗》）。李煜的性格是比较柔弱的，遭到接二连三的厄运打击后，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旷野上踽踽独行，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时候，唯一可以给他心灵安慰的，就是佛教的空无观念。李清照《词论》谓李煜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实际上，李煜词感慨之深沉、思想之深刻，是“亡国之音哀以思”所解释不了的。如果说温庭筠等的词还是以音乐娱乐性为主，以文学抒情性为辅的话，那么，李煜的词则是真正的抒情文学，将自己的悲愁忧思真实感慨，甚至大彻大悟都倾诉于词中，词是李煜精神世界的敞开。当然，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也不乏抒情的词作，但是他们的抒情，往往局限于抒写个人一己的穷通得失，李煜是“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王国维：《苕华词又序》）的真正大诗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化为乌有，尊贵帝王顿然成了阶下囚虏，巨大的人生落差，迫使他质疑眼前的一切，并从质疑眼前的一切，上升到对人生的叩问。李煜后期词的句式多用问句，如“几曾识干戈”（《破阵子》）；“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忆江南》）；“人生愁恨何能免？……高楼谁与上”（《子夜歌》）；“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乌夜啼》）；“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浪淘沙》）。最著名的叩问则是《虞美人》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由九五之尊到阶下囚虏的身世剧变，使他怀疑眼前的一切，叩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守不住江山，也掌控不了人间世，更参不透人生悲剧的宿命。人生没有定数，人世不堪回首，人间没有着落，一切繁华喜乐到头来都成了空，化为无，生命没有意义，只有无穷无尽的沉重的哀愁和烦恼裹挟着人，一刻不曾离开。试看他的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乌夜啼》）李煜词对人生无意义、对生命悲剧性本质的体悟，是他的佛教空无观和巨大的身世之变相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像当年的迦毗罗卫国王子，阅尽世间烦恼后，在菩提树下静修悟道，获得解脱。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影响，早年在诗词中也反复叩问人生，揭示生命的悲剧性本质，如：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免襁褓，役物固有余。（《偶成二首》其一）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人生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平生》）这些诗句的人生意识都浸透着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内涵，参透了生命的本质，揭示了人生悲剧性的本相。潘知常先生借用雅斯贝斯的“边缘处境”来解释李煜亡国后的词作，颇有启发意义：所谓“边缘处境”是指人面对死亡、苦难、斗争、罪过等处境。就像一堵墙，我们必然要撞到它，并必然要失败。在边缘状态中，现实的全部可疑性会突然闪现出来，在那里，任何固定的东西、不容置疑的绝对、支撑每个经验和每个思维的支柱，都消失了。在那里，我们的理想彻底崩溃。它使人震撼，并发现自己被置于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人只有在边缘状态中，才能认识自己，返归本源，真正成为人自身。（冯契：《哲学大辞典》）李煜在理性崩溃之后，终于发现了“人间没个安排处”，现实的一切都虚幻无凭，都像梦一样。面对给他巨大痛苦、无法忍受的现实，他的思绪躲避到梦中，安顿在醉乡里。李煜词多写梦境，前期词的梦境，稀松平常，不过写男女相思之苦，是诗词中的常境。后期的梦境，如两首《望江梅》是家国之梦，梦中的江南“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但美梦一醒，则恨海无边。“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一旦回到现实，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切都化为虚无了。李煜进而产生了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乃至临终悟出“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的人生无常、生命无意义的悲剧性本质。往中国传统诗词里去看，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古代诗歌多言志抒情。其志其情，一般都是在具体境遇中的真切感触，往往还囿于现实功利和伦理关系之中，很少能超脱具体的生活事件而上升为对人生本质、生命意义的超越性探寻，进入一种哲学的、纯美的层面。在汉末乱世中，一些诗人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感慨，标志着国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但很快就被淹没在“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氛围中，甚至以诗歌写宫廷和脂粉。初盛唐诗人的理想是“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不畏惧死亡，也不太思考生命的意义。至李煜词，“人生”才成了问题，“人间”才受到质疑。李煜和王国维的一些诗词在审美境界上对传统诗词作了进一步的提升，进入了哲学的、纯美的层面。这就是王国维能成为李煜千载知音的原因。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二卷《诵读与写作》说：“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后面尼采接着说：“用你的心血写作罢：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最高贵的文学，是作家的泣血之呕，是源于作家灵魂深处的叫喊。王国维认为李煜是称得上“血书”的词人，并拿宋徽宗来陪衬。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去，身死敌国。他们二人的命运非常相似：九五之尊，享尽人间繁华；国亡身灭，受尽常人无法体验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知力，观物弥深，感慨弥深。他们是帝王中的失败者，但他们又是帝王中屈指可数的艺术家。你见过比瘦金体更为筋骨毕露、华丽而感伤的字体吗？那可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时代的皇帝的字体。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百凶”，是芸芸众生所无法体会的，因此他们词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二人的境界又是有差异的。宋徽宗亡国以后在北地的词，只有两首，广为传唱的就是王国维提到的《燕山亭》。宋徽宗在《燕山亭》里吟道：“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凄婉可怜，但还只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过他的身世遭际比普通人更为悲惨，感慨也更为沉痛而已。而李煜则不同，李煜透过切身遭际的世变，对人生的悲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或者说，他将自己的不幸升华了，揭示出人类的普遍性悲剧，将被浮华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剧本质敞亮出来。他对“人间”悲剧性本质的审视和叩问，已经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宋徽宗的词会引起读者的同情；李煜词，读后则让人猛然警醒，将人从浑浑噩噩的世俗享乐和贪念中解救出来。李煜词直面人生的悲哀，对于生命悲剧本质的揭示，与宋徽宗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层次上显然是有高低大小之异的。这是李煜词的魅力之所在。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李煜后期词中所写，就是“人类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类全体之喉舌”。而徽宗尚不足以当此。近人张伯驹《丛碧词话》说：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剑盦《李煜的词》也曾说：“无疑的，他的不幸而亡国，正是他的幸运，使他成为中国第一流的词人。”这个评论，实在不敢苟同。李煜和宋徽宗二人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李煜生活在一切不可为的时代，南唐气运已尽，天下大势久分必合，南唐之亡，他不必承担大的责任。宋徽宗则不同，他玩物丧志，受到蔡京、童贯的愚弄，把好好的一个江山给玩完了。《宋史·徽宗本纪》批评他“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又警戒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中国古人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本有先后高下之分。如果帝王耽溺于一己之娱乐而导致国势不竞，家国沦丧，那既是国家不幸，更是人民遭殃！作 者：周兴陆，2000年7月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9年10月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撰著出版了《中国文论通史》《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文心雕龙精读》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兼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儒林外史》学会（筹）副会长、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来 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3、4期（原文分上下分别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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