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中国美术，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古旧发黄、一成不变的卷轴画，会认为中国画是一种与其他民族艺术完全不同的艺术样式，是从古到今中国独有的、自成一体的、封闭的面貌。
其实，一千多年前，远在万里之外的希腊艺术，曾经与中国艺术发生过交集，并改变了中国艺术的面貌。
古希腊美术与古中国美术的不同之处
古希腊美术与古中国美术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体系。
从写真的角度来看，中国艺术追求的是“道”理，而希腊艺术追求的是“物”理。
何为“道”理，何为“物”理呢？
相对而言，“物”理好理解，主要是指古希腊艺术追求自然物体客观真实的造型方式。“道”是一个很玄的观念，所以“道”理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概念。简单地说，是一种更主观，不完全受自然物体表面细节束缚的造型方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道”理与“物”理的概念，我们先以秦汉雕塑与古希腊雕塑的对比为例来看一看二者的区别。
古希腊的石刻雕像比中国的兵马俑更写实。
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古希腊阿波罗石雕头像皮肤内包含的骨骼、肌肉都刻画得很到位，五官的细节也很精准，相比而言，秦朝兵马俑的造型则缺少对面部结构的准确表现。
阿波罗的手指很灵巧，每一个关节的的动态都做了细致的处理，相比而言，兵马俑的手指十分僵硬，并没有表现出手部结构的细节变化。
从物理上来说，古希腊雕塑对人体结构的把握已经相当成熟，即使用当代的解剖学知识来衡量，也没有多少明显的错误。
不过，即便不如希腊雕刻写实，中国的兵马俑依然神气十足，从这些陶俑身上可以感觉到秦朝士兵坚定勇武的气质。
这个气质，就是“道”理的一种表现。
再来看古中国的铜雕马与古希腊的石雕马。
同样的道理，从骨骼、肌肉、比例等科学角度来看，希腊雕刻的马要比东汉的铜马造型更精准，更像真的马。但是，中国的铜奔马丰神俊逸，踏着翱翔的龙雀凌空飞腾，整座雕像只用一只小雀作为底座，一条腿与之连接，就保持了整匹马的稳定，这样的安排充分展示出了马飞奔时的轻盈灵动，其构思之精巧令人惊叹，艺术感染力毫不逊色于希腊的石雕马。
中国雕像最在意的，是人与马内在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外表，所以，即便是在造型上不如希腊雕塑精准，但是秦汉时代中国人勇武豪迈、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却已经通过这些雕塑展现了出来，这就是中国艺术追求“道”理的一面。
再来看看中国画与古希腊画的对比。
中国画造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线条为主要的造型手段，即使全是线条完全没有颜色也可以形成完整的作品，比如说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
《维摩演教图》 局部 李公麟
东晋顾恺之用遒劲连绵的线条描绘出洛神飘逸柔婉、衣带纷飞的姿态，虽然画中洛神与现实人物的比例、动态相去甚远，但是观众依然可以感受到洛神呼之欲出的生动形象。
古希腊艺术以及其后继者们则是以面为主要造型手段，追求立体三维的视觉效果。庞贝古城壁画中的人物比例得当，结构、动态都很自然，有明显的的光影效果，其立体感虽远不如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但已经相当写实了。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来，重“道”理的中国艺术与重“物”理的希腊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
追求“道”理的画面比较主观，而追求“物”理的画面则比较客观。
那么，这两种文明相隔万里，在交通与资讯都极度落后的古代，他们之间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呢？
巴特克里亚艺术
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统一希腊全境后，荡平波斯帝国，把大军开到了印度河流域，帝国虽然随着亚历山大的早亡而快速崩塌，由希腊移民在中亚创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却继承了古希腊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与文化艺术，继续影响着中亚文明。
从阿富汗出土的柱头与石雕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巴克特里亚典型的希腊风格。
巴克特里亚王国在将希腊艺术带到中亚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因而形成了一种以希腊文化为基调的“混成”文化。
《阿芙罗蒂德》 巴克特里亚 公元1世纪 阿富汗
这尊阿富汗出土的巴克特里亚女神金像的造型与动态很像希腊雕塑，她的翅膀是阿富汗本土的一种雕塑风格，头上、胳膊上戴黄金首饰、眉心画一个圆点则是印度女性的特征，黄金工艺品的加工还渗透了波斯发达的工艺美术技巧，是多种文化融合很好的见证。
犍陀罗艺术
公元1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大月氏人入侵巴克特里亚，在这个希腊化国家衰亡后，继承了巴克特利亚的政治辖区，并将领土扩张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中国新疆以及印度北部等地区，建立贵霜帝国，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为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贵霜帝国地图（图片来源于文明杂志《亚欧衢地：丝绸之路上的贵霜王朝》绘图/张晓邦）
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在位期间皈依佛教以后，在各地广建寺塔，造立佛像。
早期佛教并不主张塑造神像，只把释迦牟尼奉为教主。贵霜王朝将古希腊石雕艺术与佛教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佛陀塑像，之后扩展到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这种艺术形式，被称为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风格石雕
即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直接将犍陀罗石雕与古希腊石雕对比也可以发现，无论是五官的刻画还是衣纹的处理，二者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高鼻梁，双目深陷，头发卷曲，骨骼肌肉符合身体的物理特征。
笈多艺术
公元4世纪，印度人创建了强盛统一的笈多王朝，笈多王朝是中世纪印度的黄金时代，笈多的佛教艺术在继承贵霜时代的犍陀罗与马图拉雕刻传统的基础之上，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创造出了印度风格的笈多式佛像。
笈多式佛像的身体不再像希腊与犍陀罗风格那样写实，衣纹也不再追求立体感，而是走向图案化，一道道接近平行的“U”字形细线，具有流水般波动的韵律感。其外形不再受自然形体局限，脸部圆润饱满，神态安详，五官刻画较平，耳垂变得很长，双目低垂，似乎在沉思。
这时候的佛像已经不再受肉体物理形态的束缚，有圆融沉静的精神内涵，具备佛教特有的灵魂。
阿旃陀石窟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公元5至6世纪的笈多王朝又大规模扩建，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
阿旃陀石窟内景
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人物有立体感，同时也保留了轮廓线，这种凹凸晕染的方法后来流传到中国，被中国人称之为“天竺遗法”。
阿旃陀石窟壁画
如果将这种“天竺遗法”与庞贝壁画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古希腊绘画与雕刻一样，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一起来到中亚与南亚，并且逐渐与当地的绘画相结合。
虽然阿旃陀壁画中的人物形象都是印度人种，但是线面结合，以面为主的造型方式与古希腊艺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敦煌石窟
自汉代开辟欧亚大陆北部的丝绸之路以来，佛教也随之从印度传入中国，敦煌就是这条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中亚、西域与中原等地的佛教信众纷纷在此开凿洞窟，塑造佛像，绘制壁画。
犍陀罗艺术风格与笈多艺术风格也随之流传到敦煌石窟中来。敦煌石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代都在不断扩充、修缮。
以佛教艺术为依托，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原文明在敦煌石窟的扩充过程中不断被融合。
有些佛像很明显仿造了印度的造像方式，比如说敦煌莫高窟248窟就是典型的印度笈多式艺术风格。
有些雕像却既有部分希腊艺术的特点，也有部分中国艺术的韵味，比如说敦煌莫高窟46窟的雕像。
追求“物”理的希腊雕像很写实，接近真人的体貌特征，但是表情很少，缺少真实人物的生气。
犍陀罗雕像则运用了古希腊写实的雕刻手法来表现中亚人的体貌特征。
汉代说唱陶俑夸张了笑容和手舞足蹈的动态，与真实人体的物理结构相差很多，但是把一个逗乐的说唱艺人形象传神的塑造了出来，这就是不求形似而求神似的“道”理。
敦煌莫高窟46窟雕像将希腊式写实与中国式传神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神形兼备的新的雕塑样式。
从壁画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融合的过程。
更早进入中国的新疆克孜尔壁画中的人物造型与印度阿旃陀壁画中的凹凸画法很接近，与之不同的是，敦煌112窟壁画中的人物线条已经起到主要的造型作用，凹凸画法不那么明显，立体感减弱了很多，气韵生动的中国式造型方式与希腊、印度式立体的造型方式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经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知道，希腊艺术最初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讨的脚步来到了亚洲，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结合以后，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对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产生影响，并由此逐渐开始影响整个中国艺术的面貌。
事实上，不仅西方艺术影响过中国艺术，中国艺术也曾对西方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个问题留待下次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