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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似乎少有异秉，十一岁时（1225年）西去迎接征战撒儿塔兀勒（花拉子模）凯旋的爷爷成吉思汗，在千军万马围捕的猎场展示英姿，一箭中兔，深得爷爷赞许。 其实忽必烈并非赳赳武夫，他个头不高，敦实的身材透着文弱，素雅的面庞稍显腼腆，喜与文士结交，以宗王之尊潜心于学，很合《元史》“思大有为于天下”之论，建藩府下川康平云南征鄂州，转战南北，但绝少横刀立马。所以，狩猎场上射死一只野兔，未尝昭示了什么帝王禀赋，因为与十一岁的他一同狩猎的还有八岁的弟弟旭烈兀，而弟弟箭下的猎物是山羊，史书的这种对比有一定深意。 历史上的忽必烈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史学家们很青睐他。 一、 蒙古文典籍中他的誉称很多。《蒙古黄金史纲》称“速图薛禅汗”，《蒙古黄金史》尊为“呼毕勒干薛禅汗”，《蒙古源流》借三世达赖喇嘛的口吻称“咱噶剌-瓦尔第-彻辰汗”，《蒙古家谱》径称“苏图塞嗔忽必赖汗”。 “薛禅”或“彻辰”“塞嗔”都是蒙古语Si ĉin的不同译写，有聪明智慧的意思；“速图”“苏图”有出众杰出之义，今多写作“曹都”“索多”等，正确发音为Sood；“呼毕勒干”为喇嘛教用语，是对转世者的特定称谓，藏语称“沙布楞”喇嘛教中学识渊博的高僧如呼图克图、博格达、葛根等圆寂后都可转世。而转世灵童需要认定，是凡认定的灵童便称“呼毕勒干”。清朝喇嘛教转世成为严密的制度，等级森严过程复杂，《理藩院则例》对转世认定有明确规定——但针对的是喇嘛，那么称忽必烈为“呼毕勒干彻辰汗”是为什么呢？简言之，为弘扬喇嘛教，隐喻忽必烈也是转世，抬高忽必烈一支的政治地位。 “咱噶剌瓦尔第”是藏语，与“彻辰汗”构成“能转千金法轮的聪明智慧的大汗”之义。其实，这一称谓是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封赠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的尊号。这之前，阿勒坦汗接受侄孙、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建议，效仿忽必烈汗与帕克巴（八思巴）喇嘛之例，欲借喇嘛教影响笼络蒙古各部，扩大阿勒坦汗声名的一种举措。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于1578年在库克诺尔（青海）会面后，阿勒坦汗尊称索南嘉措为“瓦齐喇达喇赛音绰克图宝音图达赖”，即“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封赠阿勒坦汗为“咱噶剌瓦尔第彻辰汗”（《阿勒坦汗传》称“诺们汗”）的封号。 有军事实力的蒙古贵族如此虔诚信仰（包括卫拉特），受压制打击的格鲁派一变而确立僧俗两界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其喇嘛教又异常迅速地传播于蒙古各部。阿勒坦汗不是大汗，但既是忽必烈的转世者，其影响显然不能局限在土默特一部，果不其然，阿勒坦汗大受西部蒙古部和明朝的重视，第四世达赖喇嘛也转世于他的家族，这在蒙古人历史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没有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的特殊关系，哪有如此殊荣！ 凡此称呼表明了蒙古人对忽必烈汗尊崇的基本态度。 中国历史上的《元史》《新元史》对忽必烈亦推崇备至，被尊为元世祖（庙号世祖），谥“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谥是帝王贵族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这是儒家文化中极为奇特的一种现象。翻开中国历史，谥号可谓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达到“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的道德高度。因忽必烈统驭中原威化四方，深得藩邦属国，外种内族的敬仰，蛮夷之身无德何以有天下？此之谓“圣德”；一介宗王以一己之力敌各汗国之非，登临大位，创一代之制，此之谓“神功”；忽必烈“武功定天下”，只用兵十余年，实现几代人几十年烽烟不息的平宋大业，越天堑长江，入都城临安，有宋三百年江山就此成大元一统。他“文德致太平”，南宋灭亡了，虽偶有征战，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兵戈不兴于民休息，安定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此之谓“文武皇帝”。 这一谥，谥得忽必烈在历史上大红大紫。 《元史》更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体例，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忽必烈八十余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世祖本纪”以十五个篇章，由“世祖本纪一”至“世祖本纪十五”，罗列事迹之细之繁，汉武帝唐太宗无法相比。 《马可-波罗游记》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慕忽必烈的威仪，歌颂忽必烈的雄略，留连蒙古汗庭的奢华，向往东方帝国的富庶，称忽必烈“是一个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匀称，整体协调的人。他面貌清秀，有时红光满面，色如玫瑰，这更使他的仪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亮俊秀，鼻子端正高挺”，冠以忽必烈为“众王之王”。 对忽必烈汗功名伟业的赞美诵扬，不独史学家们摇动如椽大笔，文学家们也心向往之。十八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因看《珀切思游记》中忽必烈汗敕命筑开平的文字，他身体不支酣然入梦，梦中竟然畅游上都，并欣然命笔赋几百行长诗一首。梦醒后以《忽必烈汗》为题，急切追录梦中所得，当追录四五十行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的造访，使诗人的梦境与现实分野，长诗终成残篇——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成为文学史上创作灵感学中不朽的佳话。 对忽必烈的一切歌功颂德之辞，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随着时间的推移，近现代的人们已经从盲目崇拜变为理性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了。 多桑就在其《蒙古史》中放言，认为“成吉思汗后人，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而对其取得汗位的手段，西方蒙古史家们的观点都比较明确。格鲁塞在《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史》中直接否定为非法。 二、 蒙哥汗于钓鱼城前线驾崩的史实，虽有多种揣测，但记载清晰，喙声多不实。而后发生的事情则令人侧目，过程可以略去，结果确很严重。 （一）、破坏了草原文化传统。自古至今，游牧民族的蒙古人都有通过“忽里勒台”（议事会）解决重大事件的传统，如果早期历史相对遥远，留给人的印象朦胧模糊的话，成吉思汗时代还远吗，成吉思汗就是经忽里勒台登临大位而《蒙古秘史》及普兰·迦尔宾和鲁布鲁克的《蒙古行纪》对窝阔台、贵由、蒙哥可汗登基的描述，都表明各部代表对新汗的衷心拥护并认可是政治合法性的必要保障。 忽必烈却在缺少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伊朗（伊利汗国）代表的情况下，只依据个别宗王和文臣将领拥戴下抢先称汗，其忽里勒台的形式化倾向及其明显。 （二）、另立汗庭，违背扎撒。蒙古汗国历次大汗推选地点都在中心区内成吉思汗老营（大斡耳多）。窝阔台就在父亲斡耳多所在地被推选为大汗，贵由在阔阔纳兀地方（哈拉和林附近），蒙哥在克鲁伦和流域召集忽里勒台，在哈拉和林即位。新汗行使权力的基础为先任大汗的汗庭机构，而做个别调整或重用自己臣属本是古今通例，但抛弃原有汗庭基础，在远离政治中心地区筑灶起火，无异另立新国。 （三）、播下了内部不和相互怨恨的怒火。 首先是胞弟阿里不哥的激烈反应。阿里不哥是受蒙哥汗嘱托留守汗国的，但忽必烈把他晾在一边，直接抢班在先，异常愤怒的阿里不哥欲夺权在后，马上召集他那一方人员议决称汗——汗国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同时出现了两个大汗，这可不是同胞情谊所能包容迁就的事情！怎么办？只能兵戎相见。兄弟二人从此拉开三四年争夺汗位的战争序幕。最后以才干机谋远逊忽必烈的阿里不哥败北而告终。当阿里不哥投降，在开平觐见忽必烈时，史书记载了兄弟二人戏剧性的会见场面。忽必烈问：这场纷争中是你对还是问对？阿里不哥答：以前我对，现在你对。——以前我对，现在你对，多么耐人寻味！ 二人虽然和解，但阿里不哥很快离世，这不可避免的让人怀疑，更使阿里不哥后人对忽必烈一系充满怨恨。据说元末妥欢帖木儿逃出大都奔向上都，妥欢帖木儿很快驾崩，而后太子继位，在明朝大军奔袭时，只得选择向达赖淖尔（呼伦贝尔）方向溃退，主要原因就是阿里不哥后裔们在哈剌和林一带拒不欢迎这些元朝帝裔们。 第二个对忽必烈举起反抗大旗的是海都。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统治着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支持阿里不哥，认为无论蒙哥汗的态度还是多数宗王将领的意见，阿里不哥才有资格称汗。他还应该记得贵由汗去世后，推选大汗的忽里勒台上，一些人主张按贵由汗遗愿推举指定人，但忽必烈呼应金帐汗国拔都汗，驳斥贵由系一派人：你们说尊重先汗遗愿，可你们破坏窝阔台汗指定失烈门的遗命，硬推贵由继位，这不是破坏扎撒是什么？忽必烈的驳难使贵由一系的后人无言以对——海都怎能忘记蒙哥称汗时忽必烈就赤膊上阵，现在不仅在违背扎撒的路上越走越远，还与胞弟阿里不哥同室操戈，这让海都极厌恶忽必烈，反对了几十年，至忽必烈去世，到成宗铁穆耳都不肯罢兵息战。 第三个反对忽必烈的是乃颜，是成吉思汗末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忽必烈称帝十余年后受海都策动（可能）反叛。黎东方《细说元朝》说设黄金帐称汗，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四十多年前窝阔台汗驾崩，新汗未立前，乃颜玄祖铁木哥斡赤斤莫名其妙的有过拥兵自立的行动，结果贵由继位后予以处置，历史的前辙不远，乃颜断不会去覆后辙玩火。说起来支持乃颜的势力较多，原因只能和忽必烈的夺权及“祖述变通”等一系列事件有关。 起初乃颜在军事上打过胜仗，但在忽必烈亲征时被执被杀。 可以说忽必烈称帝后，黄金家族内部的团结已不复存在，这完全是忽必烈破坏忽里勒台作用，不遵循传统，违背扎撒造成的。阿里不哥海都乃颜只是突出代表罢了，单单以忽必烈的额赤格拖雷，阿哈蒙哥相比，忽必烈也是过于心怀计谋，出手霹雳！ 作为幼子的拖雷，历史上具有“大元王子神且武，万里长驱泣鬼神”的威名，按习俗有继守父业的权利。成吉思汗逝世后，军队的百分之八十、蒙古本土及宫廷都予继承并实施监国。因新汗没有推选，他也就成了当时汗国实际掌权者。从1227年至1229年的几年间，在谁应继任为汗的问题上有过争议：有些人主张推举窝阔台，因成吉思汗留有遗命；有些人主张推举拖雷，因他极具军事才干，政治上也深得人心，更为直接的是他已经在行使大汗权力。可贵之处在于拖雷对他的这些有利动议和衷心拥护坚决予以拒绝，窝阔台才顺利当选。拖雷具有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 蒙哥曾参加长子西征，老成持重，有勇有谋，深得治国之道，具有非常禀赋。贵由汗离世后，因窝阔台后人（包括贵由本人）的政治失误，推选大汗的忽里勒台几年间无法举行——相信无法举行的原因除一方失误外还有多方合力阻挠的因素。 这使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额克（母亲），那位深谋远虑的女中豪杰素日格帖尼多方努力，得到金帐汗国拔都汗强有力支持，蒙哥才登上汗位。但可以肯定，蒙哥本人没有表现出急不可耐，他应该记得大家向窝阔台汗许下的“只要你的家中还留下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的保证，因此起初对拔都等人的提议是反对的，几年时间过去了，多方代表参加的忽里勒台进行了，他才登基，蒙哥比较尊重传统和程序。 忽必烈缺少的是父亲的谦逊，哥哥的矜持，奉行的是快刀斩乱麻，先下手为强，胜者为王败则贼的哲学，另立汉庭奉自为汗，开创了大元帝国的一代之制，却招致内部的互不信任，你猜我疑，攻讦不断。 三、 权力虽然是夺来的，但其政治生涯无愧于时代，有为于历史，则不必苛求，如李世民杀胞兄、太子李建成就是一例，何况忽必烈远没有李世民决绝，但忽必烈对民族历史文化建设上的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就并非是苛求了。 （一）忽必烈比较推崇佛儒文化，他肯定熟知注重历史以史为鉴的传统，但在他漫长的三十余年帝王生涯中，对前朝历史，对祖先（民族）历史，没有任何编修建设的举动。有人认为宋史在元初无法修撰，因为知悉宋传国史实内情掌故的人多未归附忽必烈，这可以算作是搪塞理由的话，金朝的呢？只有元好问以个人之力写了一个蓝本，忽必烈敕命史馆编撰的结果却不了了之。如果忽必烈身上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的确无所谓，但不应该的是，1240年《蒙古秘史》成书时，忽必烈已经二十五岁了，蒙古人修史的良好开端应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四十五岁时他皇权在握，以帝王之尊完全可以在《蒙古秘史》的基础上修一部更精确全面的历史传世，他却没有！ 有人说《圣武亲征录》是在忽必烈时代写就的，就算是忽必烈下令编撰的，那也远远不够。《圣武亲征录》对成吉思汗震撼世界的英雄事迹叙述太过简略，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描绘甚欠饱满，可想而知，对悠久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增色多少呢！ 对蒙古民族历史感兴趣的现代人而言，如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历史的话，首先应感谢《蒙古秘史》的传世，其次更应感谢忽必烈弟弟、伊利汗国创建者旭烈兀的曾孙、深受伊斯兰世界崇敬的合赞汗，他令宰相拉施特编撰了以蒙古人为中心的世界史，有了这部巨著，使得模糊不清的蒙古人历史因此而清晰——这就是《史集》。 这种接受后人深致谢意的殊荣，忽必烈无法领受。 （二）、忽必烈以开平为都城称汗时，这里就成了帝国的政治中心，而哈剌和林自窝阔台汗以来，经贵由汗，蒙哥汗近三十年风雨，可以说哈剌和林见证过蒙古人的光荣与梦想，见证过世界惊心动魄的变迁，这样的都城却就此而废。其三个大汗所经军国庶事，应该有极为丰富的符玺图籍钱谷簿册御用器物，于国有关的所有档案库藏（包括成吉思汗大扎撒）必定应有尽有，这些东西对一个游牧民族而言必将是及其珍贵的，但在忽必烈攫夺权力的私欲面前变得无足轻重，他干脆挥军北向，对不肯俯首的胞弟阿里不哥必欲置之死地，标志就是降阿里不哥占哈剌和林。几十年的旧都就在忽必烈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决心和勇气面前成为战场。忽必烈统率大军几进几出，他在哈剌和林城墙下，在哈剌和林大街上，在哈剌和林宫廷里，究竟干了些什么？不清楚！档案库藏南移开平否？不清楚！ ——那些珍贵的文献图籍很有可能在兄弟二人你争我夺的马蹄下，血雨腥风的硝烟中毁损散失了。 （三）、忽必烈奉自为汗，“思大有为于天下”，但黄金家族的许多人不理解他不支持他，他孤立于家族宗亲，孤立于手足胞谊，他就用极权手段，非常之举显示大汗威权——废成吉思汗畏吾体蒙古字，创方形新字就是一例。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还未结束，就予1264年派遣国师帕克巴（巴思八）西返图伯特（西藏），帕克巴的任务很多，其中就有创制能“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任务。1269年，国师返京，献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颁行，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 学习一种新文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熟悉旧的，突然要求改用新的，成年人在心理上往往难以接受。显然，蒙古新字的推行在元朝内部遇到了阻力，忽必烈便多次下令，要求“奏目及言册皆不须用畏吾字，其宣命，札符并用蒙古字书”。因为新字推行阻力重重，广受质疑，他自己也忌讳称新字，明令“不得将蒙古字称作新字”而只称“蒙古字”了。 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事实毕竟无情，帕克巴蒙古新字在有元一代借皇帝之力成为官方文字使用，却始终得到底层人民的摒弃，就是忽必烈的裔孙们丢掉江山，弃大都逃塞外罢，他们自己也把这种蒙古字丢在查干赫日莫（长城）以内了。 元亡，蒙古新字亦亡。 那么，帕克巴蒙古字创制的心理动因是什么呢？它的使用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哪些呢？ 心理动因的分析有这几方面可备一说： 一是“为了使不甚准确且符号又少的畏吾体蒙古字更加准确起见，才创造了巴思八字”； 二是忽必烈“企图以统治过中国的非汉族王朝为例，创制元朝自己的文字”； 三是因为“蒙宋对立，加上中亚诸王不承认忽必烈的整个蒙古汗国的大汗地位，为向南宋及西方诸汗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在文字上就需要一种与以前蒙古汗国使用过的几种字书都不同的新字”（一至三的观点见《元朝帝师巴思八》）。 第一种观点只说到表面问题，第二种是猜测，第三种有史实可征。可视为是忽必烈对宗亲的鄙视或蔑视的心理反抗，最终外化为政治行动，干脆以创制创新者自居，结果文化受到了伤害。 帕克巴新字创制使用后，民族文化建设出现了许多岔路。一些人专擅畏吾体字，心理排拒着新字，却在两字间徘徊疏于建树；一些人迫于皇威官位，大手画写着方形符号，但在官样公文套话中无所用心；一些人倾情非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孜孜于钻研，热衷于创作，所有这些，客观上竖起了文字的民族文化隔绝屏障。 还有一种情况是朝廷与民间各不相干，你下你的诏书，我用我的旧字，朝廷的政令律例百姓用他们的方式去了解，民间的人心民情国家随你潮涨潮落。一个主要例证是忽必烈十多年后的1307年，学者却吉敖斯尔写出一部语言学著作《心箍》，专论畏吾体蒙古字特点并对其进行了规范，今天的畏兀体蒙古字源在塔塔统阿，而流在却吉敖斯尔。这种新旧文字使用问题上的官民相左的现象多么令人瞠目，也不得不说忽必烈“创一代之制”，争万世功名的急切心情以怎样的建设之名行毁灭之实了。 结语 忽必烈在历史上，其人生其功绩其作为可圈可点，研究蒙古历史，成吉思汗、忽必烈爷孙二人犹如两座灯塔，熠熠生辉。但仔细审视，忽必烈身上有不容掩饰的过失，是需要深刻铭记的过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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