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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与谱牒发展史不符。据考证，我国家谱发端于夏，兴起于周，发展于汉，鼎盛于唐，完备于宋，繁荣于明清。至于周代，只有世家大族在青铜器上铭刻家族世系。进入汉代，才出现官修谱牒，门阀私家谱牒也随之迅速增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谱牒发展的兴盛时期，到了唐代则达到了新的高度。不过，这两个时期的谱牒往往限于士大夫和名门望族。到了宋代，我国的谱学处于重要变革和转型期，尤其是欧阳修、苏洵创立了五世图式谱法，私修家谱得以日益兴盛。欧阳修在修定《新唐书》后，发现《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的远祖世系并不清楚，于是他只能以其已知的五世祖为始祖，并用“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苏洵编纂《苏氏族谱》同样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自此百姓仿效欧苏谱例，开始采用“小宗之法”编写家谱。至于辽、金、元代，尤其是元代，战争频繁，人民迁徙不定，“故家谱牒存者，十不能一二（《见吴海：<闻过斋集>卷一<潘氏世谱序>》）”。进入明代，我国家谱趋于成熟，体例更加完善，数量大幅上升。清代及民国时期，是我国家谱的高峰时期，家谱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实属前所未有。但是毋庸讳言，这个时期也是谱牒造假的鼎盛时期，“谱牒公司”应运而生，成为造假的重要推手。由于年湮代远，许多家谱失传或失修，《明史.本纪第一.太祖二》和《明太祖实录》记述朱元璋祖宗世系只追溯到高祖祖德，皇家尚且如此，而况平民百姓乎！欧苏是公认的名门望族，才识名列唐宋八大家，他们也只能以“小宗之法”修谱，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何况其他氏族呢！纵观我族宗谱，尤其是几部标注为宋代的谱序，求真者亦不乏其例，“因年湮代远，不敢妄自上溯，断自以始迁祖为一世祖”，云云，俯拾皆是。浙江宁波谱“姓源”中， 万斯大有一段议论发人深省，其文曰“姓必有始，故作姓源。愚以为止可求其名，不可求其实。如吾万氏本于毕万，而推之于汉为某某，于隋、于唐为某某，于宋为某某，以为非也，吾不敢以为是也，吾何征？故与其实其人以存信，不若虚其人以存疑。盖实其人则疑于以非祖为祖而祖之，虚其人则千百世而上，凡为吾一本之祖未尝不在冥冥之中，而祖存于不存之内也。”斯大之言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在其谱上增修“姓源”，且“只书得姓之由，至万章万修皆未之及，自万章而下汉隋唐宋元诸派悉置不录”，这就是尊重谱牒发展史，不敢贸然攀附置录，“惧失真也”。由此，将世系追溯到三皇五帝或姓氏书所讲的受姓始祖，这不仅与我国家谱史实不相符，而且还会搞乱血缘，错认祖宗。诚如元代刘申岳所指出：“宗法废而族谱乱，以伪乱真，以贱冒贵，以凡陋袭穹华，概不能以其身自树立，以求显扬，陡以其先谓他人昆，以取讥笑。”在修谱中伪冒虚接，夤缘攀附，遥遥华胄，使自己的先祖成为他人的后嗣，其结果只能是以诬其祖，以辱其身，无异于曹孟德远宗振铎，郭崇韬上绍汾阳，成为历史的笑柄。纵观我族诸谱“毕万世系”，就是一个“名人与名人对接的世系，望族与望族相连的吊图”，彼此之间是否为祖孙父子，是否有血缘关系，恐怕只有天知道，地知道，鬼知道，老祖宗也不一定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 其四，全族谱牒记载各异。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多年来，通过调查和研究我族几百部宗谱，我们感受良深，单看一支宗谱，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比对两支宗谱，初见破绽，差错不少；合看几支宗谱，漏洞百出，胆颤心惊；总览全族宗谱，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已是触目惊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全族谱牒记载各异，五花八门。建国以前的族谱，几乎都公认毕万为受姓始祖，截止目前，只发现七例追奉芮伯万，且只见序言而无世系，还有六例追认韩万而有的列有世系。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追奉毕万的，还是芮伯万的，抑或是韩万的，或序言或世系，其后裔都连到了万章和万修的身上。也就是说万章和万修，既是毕万的后代，又是芮伯万的后裔，还是韩万的子孙。这就有点荒怪不经了。“毕万世系”记载源公为五十六世，而我族其他谱载不一，有的为五十二世，有的为四十五世，有的为五十一世，有的为六十六世。“戊子谱”和“丙子谱”相矩不到半个世纪，虽然都将源公列为第五十六世，而其他世系的排列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见随意性很大。比如，“戊子谱”将万章列为第十世，“丙子谱”则改为十三世。很明显第一世至五十六世之间有增删，但不知两谱如此排列的依据是什么。我族许多宗谱“毕万世系”记载不一，有的父子昭穆无序，兄弟关系牵强附会，自相矛盾，错谬明显。比如，高文生觉、奭、准，据《都昌谱》和《宛陵》记载，觉、奭、准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宛陵谱》：觉公，宋高祖（420-422年）时居宁国九里长春巷，《都昌谱》记载：奭公生唐永徽庚戌开元二年（714年），准公讳光凾，生于高宗永徽壬子（652年）。从这些记载看，觉公比奭公早290余年，奭公比准公晚60余年，他们能为弟兄吗！经公生鼎、昇、暹、杲，《昇公研究集》讲：昇公：“字邦闻，行诚一，号振羽，唐贞元甲申年生（804年），殁于唐大中甲戌年（850年）。”《豫章大成谱》六修总序记载： “暹公，后唐同光二年（925年），应招庄宗李勖附马”，按暹公为驸马年代计算，925年时不会超过30岁，其弟杲公此时年龄绝对不会超过哥哥。这样，昇公要比暹公、杲公早90余年。年龄相差如此之大，岂能为兄弟！《豫章谱》将源公接为杲公第六世孙，据江西和湖北两地宗谱记载，源公生于后唐长兴壬辰（932年）五月十三日午时，殁宋咸平庚子岁（1000年）八月廿日。按暹公当驸马时间推算，杲公的年龄充其量只能为源公的父辈，怎么可能为六世祖！“丙子谱”与《豫章谱》的记载相同，源公为杲公第六世孙，“戊子谱”则将源公记载为第十三世孙，这就更令人诧异。更为离奇的是，有的世系五代人跨越千余年。类似这样父子兄弟相差数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儿子早生与父亲，孙子比爷爷大几百岁，一个儿子几位父亲，一位夫人所生的儿子记载迥异，等等，在我族毕万世系中屡见不鲜。再以修公为例，我族宗谱记载其夫人和儿子更为离奇。1、修公妣卜氏生子五：生瑞、明一、世爵、世恩、世延；2、修公妣卜氏，生子一：生瑞；3、修公妣卜氏，生子一：明一；4、修公妣卜氏，生子一：明二；5、修公妣吕氏，生子二：普、多；6、修公妣吕氏，生子一：普；7、修公生子二：华、普；8、修公生子三：世爵、世恩、世延；9、修公妣耿氏，生子二：富、贵；10、修公妣耿氏，生子二：尚忠、尚素；11、修公妣李氏，生子一：云贞；12、修公妣彭氏，生子四：普、宥、龄、序。据不完全统计，修公夫人就有十来位，儿子就有二十多名。古人三妻四妾，多子多孙，无可厚非，实属正常。姑且不论修公是否有这么多的夫人和子嗣，仅就同一夫人所生儿子记载各异，一个儿子不同母亲所生而言，就不能不说太离谱了。孰是孰非，恐怕只有修谱者才知道。 其五，自源公之后世系清晰。据调查，赣鄂两地及其他省谱记载，源公之后的世系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晰的，迁徙的脉络也是分明的。源公，系瑶公之子，繇（yóu）公之孙。繇公，生于公元882年，殁于公元957年，字宏敏，由闽（福建）赴任南昌令旋升瑞州同知（一说瑞阳令），遂家瑞州幽兰塘。源公，字文渊，生于公元932年，殁于公元1000年，葬卧虎村三虾山。宋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初一，太宗诰命职任大宗伯礼部尚书。妣周氏，生三子。因直谏忤旨，致政南还，途经南昌，命长子可纫居枫林(今南昌县幽兰镇枫林村)，二子可稠居黄冈三井（今南昌县武阳镇黄冈万家），三子可明居瑞州幽兰塘（今高安），时任古溪龙虎郡守。可明公之子浩复迁古溪，因念故居遂改名幽兰塘（今南昌县幽兰镇曼头里），今南昌县幽兰镇及幽兰塘地名由此而来。经可纫、可稠、可明三祖蕃衍生息，螽斯诜诜，瓜瓞绵绵。至元末明初，开枝散叶于江西南昌、九江、鹰潭、新建、进贤、安义、丰城、抚州等县市，尔后辐射至鄂、湘、苏、皖、豫、鲁等诸省。汉川、天门万氏就是源公长子可纫、次子可稠的后裔。有的宗亲会问，既然知道源公的父亲和祖父，为何不以其祖父为一世祖呢？这是因为，赣鄂及其他省谱记载，源公父亲瑶公还有兄弟及堂兄弟，目前这方面的谱料掌握甚少，且难以确定，而源公的历史地位，人品官德，学术成就，子孙昌盛且脉络明晰，以其为血缘一世祖，具有更强更大更久远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故确立以源公为血缘一世祖。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且准确无误，血缘始祖再行上溯。 综上所述，因与史志记载相悖，各地族谱表述不一，且自相矛盾存有错谬，加之史料的断层，谱牒的断代，“毕万世系”实难信据。诚如宋代《古今姓氏书辨证》作者邓名世所言：“于古无稽，不可采信。”与其延续“毕万世系”以讹传讹留下诟病，还不如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采用血缘认祖和文化认祖的科学方法修好本届宗谱，不攀附于华腴，不遗漏于已知，以血缘认祖，确立血缘世系。所谓“血缘认祖”是指按照血缘关系溯明血缘始祖及其衍传世系的认祖方法。“血缘认祖”是宗谱传承的核心和灵魂，是编修宗谱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人们尊祖敬宗的基础和依据。所谓“文化认祖”是指受姓始祖和在清以前的经史子集、方志野史和历代考古中发现的名人，上溯世系或者下传衍流均失考的其他先祖皆作为共同的文化祖先。血缘始祖，是指经考证代代传承有据，与我们具有直系血缘关系，并且能以世系图和世系录珠串链接的最早的祖先。现在，汉川、天门宗支血缘上溯至源公史出有依，谱载有据，世系清晰，昭穆有序，录珠不辍，且无殊异，故以源公为血缘一世祖，以其祖父繇（yóu）公为入赣始迁祖，自繇（yóu）公上溯至毕万的历朝历代万氏先贤皆为文化之祖。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尊重历代族谱有关受姓始祖的记载。追奉毕万或芮伯万或韩万为受姓始祖，如同华夏文明共同尊崇炎黄为文化之宗一样，谁也不肯否定自己为炎黄子孙。然而详考许多姓氏与其未必有血缘关系。因此，确立以源公为血缘一世祖，并非否定历代有关姓氏史籍，否定我族其他宗支族谱，否定“戊子谱”和“丙子谱”，否定历代先贤修谱之功绩，而是为了更好的扬弃和传承，亦为当今各地纂谱弘文树立榜样，为编修《源公宗支统谱》确立思想体系，为编纂《中华万氏通谱》的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更为将来探究史实真相留有空间。这样既无愧于列祖列宗，无愧于子孙后代，亦无愧于自己人生。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2018年9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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