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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玲:人们在选择面前为什么总是犹豫不决?

 熊玲心理咨询ev 2020-07-02

在选择两难时,通常我们的感受除了焦虑,还有讨厌、担忧、无力无助。

    根据这些这些感受,可以看出“两难”迫使人学会、并习惯用“无所谓”“随便”来躲避选择。所以,凡流行的言行,是集体性合谋成为了一种拒绝选择的防御,人们甚至会依赖“随便”、会欣赏“无所谓”是大度。但你长期跟“随便”的人相处,会感觉有无名的窝火。

    众所周知,两难背后有太多不舍的情由。可对于那些因不能选择而受苦的人,未必是不舍得什么,而是在内心深藏着对抉择的隐忧:畏惧做主;害怕决定错误;怀疑正确性。

    抉择隐忧的存在,往深说应是曾经历的愿望或自主性创伤。为什么呢?我们并不陌生(小时候)这样的情景:

    ——某小孩把新买的遥控飞机拆烂了,得来的不会是“为何这样做”的意义探寻,肯定是“不能这样做”的生硬训斥。这个互动里,有对小孩的创造性和自主意识的伤害。

    ——几个大人围着小孩转,认真地避免遇任何“不幸”;毫不吝啬地给予他(我们)的想法和喜好,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给他安排好“未来不用愁”的一切。注:未经历必要的愿望挫折,人不会体验到对风险感,更没有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成人后遇愿望冲突时,会不知所措。

    ——如果你说出(大人认为不合常理的)想法或要求,不是予以否定,就是备受打击。

    ——对逆反或个人行径,待遇总是“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教训;对自作主张的坏后果,要么严厉惩处,要么从此剥夺你自主的权力,只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当你流泪,大人会说你小气;当你发气,会指责你脾气糟糕,甚至不许你表达坏情绪……许多孩子学会了压抑感受、隐藏想法、隔离情绪。





    说到这儿,又涉及到了文化与教育,有种观点概括得好:对某件事物,西方教育令孩子学会的是“解构它构建它”,中国教育令孩子学会的是“记住它掌握它”。前者,成就了充分的分析、判断和抉择力,后者,增强着对正确性的记忆力。家庭文化也是,如对早恋,西方家庭对孩子说“好样的,学会去爱”,中国家庭会对孩子“这不好,会影响学习”。总之,中国文化里,有太多禁锢人欲望和制约人性的东西。

    抉择,对一个在“制约和剥夺自我感”的环境长大的人而言,是陌生的,也是可拍的。对未知、陌生,对可拍的感觉,人们习惯性地不去触碰。


    惧怕抉择,只因我们过去可做主自己愿望的心灵,急性或慢性地受过伤。不幸的,抉择作为一种基本能力便是停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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