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知道母校“厦门第四中学”与大同中学的渊源还是近些年的事。我的意思是，那时我们只是一群大人们为社会运动忧烦而无暇管顾的孩子。囫囵上了几天小学，接着就莫名其妙地“停课闹革命”了。当了几年“造反派”哥哥、姐姐的“跟屁虫”（其实是充当忧心父母的眼线）又糊里糊涂地被召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翌年就小学毕业了。
于是，我们这群来自“东辉小学”、“前卫小学”、“延风小学”三所学校的毕业班孩子，一起被打包，送进当时位于厦门市区的制高点、西山脚下夹在“信义里”和“励志里”（现在叫励志路）中间的一所空气清新、景色秀丽的“厦门第四中学”… 哦对了，有好一阵子校方还让大家用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东方红中学。 
但，我们还是喜欢说自己是“四中的”。不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平易的叫法比较匹配那些不带书包，把书本很潇洒地别在腰间、打着赤脚走路去上学的孩子。
当时位于校园中心腹地，有一栋据说始建于1929年的二层楼、由多根石柱撑起长长走廊的“一字楼”（后来才知道“一字楼”是大同中学最早兴建的校舍），于是成了我们这帮孩子朝夕相处一起成长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一起渡过早请示晚汇报、只读“小红书”的郁闷岁月；一起激情澎湃地用我们老师自己编译的，谁也听不懂的“英文”高唱国际歌…我们也很热衷演样板戏，集体开会空档，都要来一下班级间的唱歌比赛。于是便有了某次因为文艺股长起了调，于是全体学生同声高唱“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段：…垒起金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慌得老师们大声喝止… 
初中二年级时，一字楼又迎来另一批小伙伴——来自“长征小学”的“戴帽班”（那时有的小学不知何因，会越俎代庖，让毕业班留在原校上初一。初二年才转送中学，是为“戴帽”）。“全盛”时期，我们这一届有十个每班五十多人的“排”（学校军事化，年段、班级都以军中“连”、“排”称谓）。
那时与一字楼对开的是校办厂和学校食堂，那里还有一口井，以方便饭后洗刷。
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小毛头来说，这里最具吸引的是那些近中午都会随着空气不断散发过来的米饭香（只供应老师和少数住校学生）。那里肯定也是学生们怯于靠近的地方——停产的校办厂房间里还关押着当时的校长。学生们走过时总会看到老校长那双忧悒无助的眼睛透过木窗向外张望… 
那食堂外的水井最终也因一位学校“走资派”的投井自尽而被封堵起来。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们原本不知愁滋味的日子，也随着彻底改变。
那是一次酝酿了好些日子的户外活动，成班同学都为此兴奋无比：老师要带领我们仿效伟大领袖畅游长江，到厦大白城的海滩去游泳，以锻炼我们坚强的体魄。 
那天不知是计划缺失还是老天突然变脸，活动中我们痛失了一位平日举止温文的同学…
隔天，我们全体同学在一字楼下的操场上集合肃立，为罹难的同学致哀送行。那个早晨天空阴沉沉的，还下着濛濛细雨：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年少天真正悄悄地从自己身上逝去。
这些事儿都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尽管后来学校慢慢地从十年动荡中逐渐步入正轨，一字楼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因为师生拉大队到附近西山林间开政治批判会而放空无人。除了每学年一次短期的到工厂或郊区“学工、学农”，我们也开始了有正式教科书的日子。尽管当时通往高考和就业的路就如通往天堂，都是没有门的。 
我们还是努力学习并快乐着。虽有严苛的校规“在校不准谈恋爱”的压制，男女同学间的青春爱慕却一直悄悄发芽…在短暂下乡的共同生活间，在学校文艺队的排练互动中，在男女同学表面互不说话却默默顾盼交流的眼神里…那时一字楼后方不远的低洼处，有一大片带着泥土味的“耕地”，我们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一方“自留地”。丰盛时有瓜有豆有菜…我们不仅真的耕耘出了自己的一方“梦田”，毕业后也结缡了好几对同学夫妻。
短暂的四年多同窗（当时学制为初中、高中各二年），从不曾有过外界物欲的影响和攀比，全身心的投入——这就是我们无邪的青春和同窗情谊。
历尽几十载人生风雨，走过异乡万水千山，我们都已到了各自的事业领域稳固、家中儿女成材的黄金收获季节。被时代耽误了学习机会的我们，却很用心地培养了优秀的下一代。他们中有许多国内外名校毕业的各行各业专家里手。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读的书不多，但我们努力为社会贡献了一代优秀的孩子。
如今，早已年过半百的我们，再度相会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虚拟“一字楼”，情形有如那年前刚踏入中学：有的仍旧“年少轻狂”，有的还是羞怯翼翼，有的依然正经八百… 
四十年的情谊在岁月的追逐下兀自涓涓，一字楼青春无恙。
恭祝我们母校的母校——大同中学90大寿，祝福我的高中75届小伙伴们毕业四十年青春永驻！
写于2015/2/10高中毕业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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