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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记忆:我的外公兴汉爷

 鹭客社 2020-07-02

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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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老者为作者外公兴汉爷


第一章  情深厚谊替兄征  随军调防驻闽南

01  从苦竹塘村说起 

兴汉爷,名叫黄兴汉,1915年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

苦竹塘村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学者吴晗(1909年-1969年)的故里。该村落位于义乌西部,距城区18公里。关于苦竹塘村的来历,据传明朝成化年间, 屿东人楼至权首先在此落脚, 子孙繁衍, 遂成村落。村前有一大塘, 水面广阔有180亩, 遍生芦苇 (俗称水竹或苦竹) , 名苦竹塘, 因以名村。明天启年间, 吴店吴子方父死家贫, 由苦竹塘娘舅收养, 此后吴姓繁衍, 至清同治年间, 苦竹塘只剩下吴姓。现村里的其他姓氏, 除何、刘两姓因1958年修建岩口水库时从雅何村移民而来, 余皆因招婿迁入。

当时,上溪乡口头传述着“学得手艺成,三分财主命”的民谣。苦竹塘村民虽长期以农耕为主,但大都有一技之长。勤劳的村民农闲出外做手艺活赚点散用,上半年串棕,下半年弹棉,故有“串串蓑衣种种田,弹弹棉花过过年”的口头禅。苦竹塘村棕制品加工传统手工业有着悠久历史,多年来以出产棕床闻名。

兴汉爷从小在苦竹塘村长大,他的父亲叫黄嘉茂,母亲叫陈玲玉。夫妇俩生有五子,从大依小名叫黄兴荣、黄兴华、黄兴富、黄兴福、黄兴汉。一家人和和睦睦,十分团结友爱。 “爷爷”是种民间俗称,统指祖父和外祖父,其实,兴汉爷是我的外祖父,也就是外公。据舅舅说,外公老家就与吴晗老家相邻,小时候吴晗还认外公的父亲黄嘉茂为义父,如此说来,吴晗和外公从小也是以兄弟相称了。

02 从军行

民国初期,兵荒马乱,历经军阀混战,兵役制度开始由募兵制为主演变为征兵制为主,实行计丁抽兵,带有强迫性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义务兵制的《兵役法》,明确规定凡年满18-25岁的男性国民经征集检定合格、抽签中签者须入营服役。

约1932年,外公17岁,尚不够服役年纪;四哥黄兴福21岁,正准备张罗着结婚成家,却不幸抽兵中签了。保长通知四哥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集中,准备应征入营。事件突如其来,四哥小两口一时不知所措,觉得天塌下来了,整日以泪洗脸,夜不成寐。外公兄弟情深,也很为四哥着急,听到嫂子哭声,心里更是难受,决定顶替四哥应征,还给四哥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后来,他花了一块银元疏通了关系顶替四哥应征了。就这样,外公当上了“国民党兵”,从此告别家乡踏上南下征程,开启了背井离乡模式的人生旅途。

国军的队伍文化普遍不高,大部分士兵都是目不识丁。外公原来有读过一点书,识得一些字,入伍后在连队中也算是个“文化人”了。因此,连队的军医就让外公当他的助手,挑着医械药担在旁跟随。军医把自已的一根钢笔交给外公,让他帮忙记事儿。久而久之,外公也学会了一些医术,特别是外科方面的手术治疗。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那位军医阵亡了,外公就暂时接管了连队的医疗事务。数十年后,外公还时常拿出这根钢笔,动情地跟晚辈们提起军医老班长的事。

戎马征程数载去,古来征战几人回。三、四十年代,国内恰逢内战、抗战时间,那苦难的战争年代,外公能在10年左右的军旅生涯中存活下来,实属不易。遗憾的是,其中故事已无从还原,此处省略一万字……

03  驻军龙溪 

若干年后,约1940年前后(具体年月不详),外公所在的部队调防福建漳州,连队驻扎在漳州九龙江南面山下一个小山村,名叫东山村。

东山村西邻古县。说起古县,曾经有过千余年的辉煌历史。

龙溪县以九龙江得名,九龙江以据传有“九龙戏水”得名。龙溪县最早县治设在今龙海市颜厝镇,村名古县。清朝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十月初三龙溪古县城因郑成功(古县大战)兵败退守海澄,龙溪古县城被清兵焚毁,至此,龙溪古城共经历了1113年的辉煌!

东山村受益于龙溪古城的辉煌,在历史经济文化上有着较好地发展。该村庄不大,现约有360户人家、1500多人口,地理环境优越,青山绿水,九龙江支流宝湖从祠堂前绕过,村前有东山溪环抱,后有卧狮山、伏象山依靠。当地有句俗语形容东山的地理:“前有珍珠埔,后坐畚箕坳,左旗右鼓,中有一匹布,得会者,做王侯。”东山村主姓黄氏,是人杰地灵之地。黄氏祖先梅斋公于明初开基东山,嗣后生息繁衍,同样也是人杰地灵、科甲显赫,遂成漳南望族。据史料记载在明清两朝就13人任职为官,出过二进士五举人,如:黄崇(明宣德戊申贡生,平乐知府)、黄荧(明成化壬辰进士,四川副使)、黄焕(明弘治戊午贡生,云南布政使司理问)、黄泮(字养吾,明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山东监察御史、太平知府)等等。口碑尤著者黄养吾代一朝天子,两省巡按,祖孙进士,留芳百世。就在现代,东山村还是各行业人才辈出,如黄文辉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地质学术界颇有建树。明清时期,东山村先人建造成群宏伟的祠堂群、庙宇、碑坊,只可惜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摧毁严重。但眼前这一切,仍无不彰显东山村的昔日辉煌。

祠堂群是一排明清时期砖木建筑,包括村中黄氏始祖宗祠和四个“房头”祖先支祠,共五列明清风格古建筑,坐西向东,按序一字排开,前面有一片大埕,埕下便是“大潭”湖,确实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祠堂是宗族的象征,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地场所。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场所做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公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时还设有私塾学堂以供族人子弟学习文化。

东山村各座祠堂建筑形式以“四点金”和“八间头“为主,双坡硬山顶屋脊,中路为三开间三进深,大门前一排石阶,门旁一对雕刻龙凤的青石鼓,中间合围着天井,富丽堂皇,雕梁画柱、壁画精美,其中四房祠堂前庭有条长16米,高0.8米,宽1.2米的罕见巨石条。可惜,由于历史原因祠堂损毁,大厝年久失修。如今,大房已夷为平地,二房沦落为民居,三房四房残垣断壁,只有大宗祠堂于近年重修。其中,祠堂群靠北方边上是大宗祠堂“紫云堂”。大宗祠堂是漳州市文物点,立基发源已有600多年历史,内奉祀开基祖黄梅斋,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12年),三进门带二天井,建筑面积400平米,占地面积800平米,入门大院两侧植有两棵树龄约600年的檀香古树。相传,明万历年间(1573年 - 1620年),皇帝得知这两棵树后,曾下令砍伐这两棵树作为棺木。皇帝的旨意不可违,为了保住这两棵树,当时曾任三省巡案的东山村籍进士黄养吾耍了个计谋,命人将这两棵树的主干用硬木撑裂,一直插到根部,使之无法做棺材,树也得以保留。如今,死去的那棵树的树干仍插着那根硬木,并被后来长出的树皮所包裹。岁月的磨砺使得这棵古树看上去老态龙钟,树上的伤痕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磨难,而树顶上一簇充满了生机的绿叶,却展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如今,这两棵古树和四房祠堂前的巨石已成了东山村黄氏祖先特殊世传标志。

2017年春,黄文辉教授邀请漳州市文物部门和风水专业人士实测勘查,发现大宗祠堂的中轴线正好对准对面山脉公山的最高点,往侧呈对称发展!而东方向是卧狮山的顶部,难怪古时村庄名曰“东山”。

2017年6月,东珊村黄氏大宗祠和龙海市榜山翠林龙缘寺、龙海市海澄崇兴造船厂、东山县铜陵黄道周故居、华安县丰山红岩武当宫等被授予海峡两岸(漳州)南明文化遗存展示点,成为两岸宗族交流和南明史迹的重要文化资源。南明,自1644年明朝京师顺天府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到1662年鲁王逝世于金门而结束,共为期十八年,历经四帝一王。1652年,郑成功围攻漳州府,东山村一带曾经是当年的战场,郑家军与清军在此鏖战。大宗曾毁于战火,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重建。南明遗存,是闽南文化的重要部分,因为这段历史造成的大迁徒,亦影响了金门、澎湖、台湾的社会发展,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兴汉爷的部队就驻扎在大宗祠堂附近。说来正巧,外公也姓黄,千里漂泊,他乡遇宗亲,心中倍感亲切。村中老人说,当时大宗里躺满了战斗伤兵,整天哀声嚎叫,很多伤病的士兵被抬到对面山下的大坑里掩埋;祠堂边的树林下常捆绑着很多逃兵,鞭打声、哭叫声不绝于耳。残酷的战争年代,往事不堪回首!所幸,该支部队军中纪律尚可,村中老百姓还是照样生活。


第二章  村民智留兴汉爷  从此他乡立纲常    

01  村民留爷 

外公是军中医生,在村中义诊扶伤秩事,数不胜举。一天,他在村中走动,听到村中一户人家中少年发出痛叫声,遂进门关心询问病情。原来,小伙子名叫“黄德”(1928年生),因其腿部生了“疔疮”肿痛无法行走,其母名叫“稻”(音,姓不详细)束手无策。

“疔”是一种发于皮肉之间,易于腐烂,病势凶险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疔疮发病急骤,若治疗不及时容易伤筋骨影响手足功能,甚至危及生命。外公在军中专治外伤,见状急忙施手相救。不久,德腿疾痊愈,稻大喜,视兴汉爷如亲人。

一日,村里的驻军接到命令紧急开拔。外公被黄德母亲“稻”藏匿于家里一大缸中,国军士兵挨家逐户搜查未果就拔营启程了。真是好心有好报,后来听说他们这支部队还没开厦门就敌机炸得几乎全军覆没了。

这口大缸留下了兴汉爷,爷就是这么来到远在家乡千里之外的闽南小乡村。

02   千里姻缘一线牵

外公虽然留下了,但毕竟是违了部队规纪,被国民党政府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村民想了个办法,先将他转移出去避避风头。当时,附近有两个较大的集市,一个是2公里外邻村的“半林圩”,另一个是18公里外山区的“程溪圩”。村民经常到这两个集市赶集买卖农产品,对那里情况熟悉。为了安全起见,村民将外公带到远处的程溪圩附近安顿下来,平时帮挑些竹笋到集市。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平息后,外公又回到村里。

外公留下来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热心的村民“莲婆”(黄福朝之母)乐当月老,为他牵就一桩婚事。这时,一个重要的人开始走进了爷爷的人生……

她,就是我的外婆,叫杨泉,1920年生,乳名叫“大头”。村里从小就叫她乳名,很少人会记得她的真名了。听长辈们说,外婆杨泉的父亲名叫“富”(音),从邻村田址村搬来,终身未婚。“富”从邻村和里社抱养杨泉为养女。外太公“富”擅长法术,在村里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奇人。他能不费吹灰之力,转眼从邻村里隔空“调”来拜尪公的发粿;也能在屋里墙上画只牛腿,外划个圆圈,晚上屋内的蚊子全部自已飞入圈中而不叮人。有一次,外太公“富”出远门连夜赶回家,说是早上出门时在墙上做了法术已经将蚊子收在圈中, 就必须在次日天亮前解禁,否则蚊子将饿死,今后法术也就不会灵验了。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外婆杨泉个性较强势,曾有一段短暂婚史,因性格不合将其夫赶走,并于1943年左右从邻村五房四社抱养了一个三岁大的女孩,名叫李素花。外公经媒人介绍刚认识外婆时,对其有一女之事甚是疑问,一直追问他人,“大头没嫁怎么会有女儿?大头还没嫁,怎么就会有女儿?”俩人婚后,恩爱生下五男两女,分别名叫黄桂英(女,1945年生)、黄樟玉(男,1949年生)、黄樟品(男,1951年生)、黄桂莲(女,1954年生)和黄樟喜、黄樟双(男,1957年生)俩个双胞胎,其中于1947年夭折一子。后因子女多,黄樟双抱养邻村洪塘村。男孩名字中的“樟”字是取顺于外公浙江侄儿的名字。他们就是以后我们的父辈、母辈。

古称有樟必有才,香樟树是贤才之代称。外公兄弟之所以将儿子以樟为名,一方面是出于故乡兄弟情结,一方面是希望下一代健康成长,培养成才。

从此,兴汉爷随缘在闽南扎根创业,福建也就成了他的永恒的第二故乡。

03   聊聊黄姓的故事

据载,东山村黄氏是开漳圣王部将黄氏派系后店支系的一个支脉。

村中族谱因历史原因遗失。为探究我村黄姓起源典故,两年前,我特地携子黄禹涵走访了村中对人文地理知识较有了解的黄缄老人。

据考,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漳浦籍明朝翰林院编修纂修、两朝实录管理、诰勅经筳官林偕春为我村先人黄泮撰文的《明故中宪大夫直录太平府知府进阶亚中大夫前山东道监察御史养吾公墓志铭》记载,“漳之黄,自胜国时有桂者,仕于时为漳州路镇抚,因而家焉。始黄之东山,自镇抚公四传,而为逊民者,以隐德,号梅斋,卜居于是焉始。”《镇抚时需公传》开首有:“厥先由河南光州固始县从唐将军陈公元光统兵入闽,遂卜居漳之东北建溪之上。”

由此可见,黄梅斋是东山村黄姓开基始祖,梅斋公是镇抚时需公之四世孙,梅斋公的祖居地是步文后店。

纵观黄氏发展史,先人在上古恶劣的艰难环境和不断与各族竞争中能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地的大姓,其开拓进取精神可佳。唐朝末期的福建邵武峭山公送子奔腾的壮举,就是黄氏开拓精神最典型和最完善的写照。相传,黄峭公有二十一个儿子,他除留三个祖妈的长子侍奉外,其余十八个分赴各地开基创业。临行前,他郑重告诫:“池内之鱼,远逊云间之鹤。好男儿不必恋此一方故土,而应志在四方,放眼天下!”又说:“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此后,世上就有了流传的黄氏认祖诗。诗云:

骏马登程往异方,

任从胜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

晨昏当荐祖宗香。

但愿苍天垂庇佑,

三七男儿总炽昌。

就如黄峭公一样,东山村黄氏先人也是没有恋此一方故土。黄梅斋之后共有四房子女,其中大房迁往九湖邹塘开基,二房迁往广东发展。

04  他乡开辟新天地

外公孑然一身在异地他乡打拼,自然辛苦万分,但他一生为人坦诚,有情有义,吃苦耐劳,勤劳灵巧,处事公正,乐于助人,和乡亲邻里关系非常融洽,深受村民敬重。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外公性格开朗,中等身材,一副慈祥的典型国字脸,一口补着金色的铜牙笑口常开,带外地口音的嗓声十分宏亮。外公、外婆都十分和蔼可亲,每个儿孙晚辈都是他们心中的宝。

听母亲说,小时候,家里就只有两间房屋。兄弟姐妹们多,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铺在地板上睡觉时都挤到墙角的尿桶边了,长大点后大孩子就到邻居亲戚家借地方睡觉。这种现象,在如今家家户户都是农村楼房几栋、城里住宅几套的现代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在八十年年代以前的社会却是普遍存在。这点,稍为年长的亲们都深有体会的。1957年,外婆又生了一对双胞胎。那时,外公在村里一个叫“窂”的角落大院买了一间偏房和三间厢房,开始搬到那里自己就寝,午晚餐时间再回来和家人相聚。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从此,外公和外婆事实上就处以分居状态。

听村里老人说,“窂”是村里一处出名的凶宅。一片古厝院落,阴森森的。那里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府第,后来出事人没了。后来该院宅几经易主,都是人丁不旺,以后便没人敢住。外公是个当过兵的人,不信邪,就在那里住了好多年。我小时候去那里找到外公,一个人多呆一会儿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小舅樟喜少年时候也搬到那里居住一阵子。1980年前后,建铭哥哥在初中寒暑假时也曾在那里陪外公度过两、三个月的时光。


05   兢兢业业谋生计

留村结婚后,外公本想发挥医生专业特长,先是在家里为大家看病,为村民看好很多病患。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老百姓温饱难保,岂想花钱看病?行医终究不是谋生的好手段。况且,外公心善,基本是无偿服务。据浙江国权大哥说,他的外公(也就是兴汉爷的浙江兄弟)生前也是乡医,经常帮人看病不收钱。外公老家的历史我虽然不大了解,但由此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可以想象外公浙江老家兄弟之为人处世,其家风是何等令人钦佩!

有一段时间,外公被“公家”派到颜厝农场当过兽医。

1959年“人民公社化”期间,粮食由乡村集体统一征购,村里的祠堂、庙宇都被改成了公家的仓库。村里分为三个生产队,各设有一座仓库用于贮放生产资料。做仓库保管员是村民们公认的好差事。外公人品好,又识得字,做事有条理,就被推选为第三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负责记帐农械、粮食等物出入仓库。一队、二队的保管不知换了几茬,外公在这任上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1980年左右公社化解体,体制全面下放,村里不再设置公家仓库为止。

这仓库是由村里四房的大厝祠堂改造。至今,祠堂墙壁上还刷写着“毛主席语录”和“评比台”、“红旗台”、“献计台”等鲜明的文革时代烙印。四房祠堂与三房祠堂毗邻,是东山村所有祠堂中最宏伟壮观的明清风格建筑。这些大厝祠堂如同传奇的迷宫,如同童年的圣殿,载满了我们几代人的美好记忆。那时候,老人们躺在屋檐下的大石板上纳凉,小孩在大厝两侧的厢房、走廊嬉闹捉迷藏,累了就爬上门前的石鼓听老人讲述着祖宗的故事。光阴如梭,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1982年,村里庵庙重修启用。不久,外公受村里委托就一直在宝湖庵看管庵庙。

大约自1950年开始,外公一直把编织蓑衣做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后话,我将在下回重彩描写。

第三章  光风霁月好品行  心慈手巧人人夸

01  宅心仁厚为人善

外公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宽厚仁慈。

即便是浪迹天涯的过客,他也诚心相待。当时,农村有一种外地人走村窜户的民间手艺行当。这些人往往是靠一门手艺谋生,担着工具家当,在他乡四处飘泊,生活清苦,居无定所。居住“窂”角落的那段日子,外公可怜那些外地人,经常无偿收留他们住宿。那里成了过路客的免费驿站,外公成了他人的他乡知己。其中一个是篾匠,每年夏季就到村里给村民修理凉席、竹筐等,在外公的房屋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这篾匠赶起活来中午都不休息,篾刀剖、削竹片,“噼噼啪啪、铮铮锵锵”。有一年,小舅被吵得一直睡不着觉。年轻气盛的大舅知道后,火冒三丈,擅自把那篾匠轰走了。外公回来后把舅舅责备一通,连连叹气,总觉得愧对人家。

父亲随口说了一个故事。我的祖父母从小抱养一童养媳,取名为蕃花。童养媳,是旧社会长期流行的一种婚姻习俗,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和儿子正式结婚。童养媳之所以盛行,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非常贫穷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低下,众多的民众因家境贫寒而娶不起儿媳妇,而出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历史现象。但毕竟,父亲和蕃花小时候的关系犹如兄妹,彼此之间只有亲情。约1965年,蕃花长大后,芳心另有所属,不听父母劝告,和同村一男子自由恋爱了。祖母眼睁睁地看着一手含辛茹苦养大的闺女白白地送给了人家,犹如煮熟的鸭飞了,身心俱焚。花新婚之后,祖母忍不住来到她的夫家大院前哭哭啼啼道,“花,你快出来让我看看啊!”花自觉心中有愧,不敢出门面对。祖母如此连连数日,披肩散发,悲痛欲绝,模样十分可怜。当时,花的夫家就在外公做保管的四房祠堂右后方。外公听了于心不忍,绕行屋后,扶起祖母劝道,“矮珍啊,你别哭了,这样会哭坏身体的,我把女儿桂英嫁给你家好了。”祖母一听,喜从天降,破涕为笑,爬起身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赐女成婚,这是多么宽广仁慈的胸怀啊!这就是我的父母亲姻缘的由来。事实证明,外公并没有看走眼,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好女婿。此外,外公还热心为村里年青人撮合婚姻数对。在小舅黄樟喜家访谈时,恰逢邻里黄燕在场。黄燕高兴地说,你的外公做人真的很好,她和丈夫黄文渊的的婚姻也是外公所赐,感激之情洋溢于表。

外公善于做思想工作,处事公正,总想把一碗水往平处端。

1983年夏天,小舅谈恋爱了。一天上午,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小婶)过来探访,小舅号集兄弟姐妹们齐聚会餐。席上,小舅心情十分高兴,频频向女友敬酒。母亲心想女方初次来访要注意礼节,担心女方不胜酒力,就劝小舅不要再多喝了。小舅正喝得兴起,不听劝解,不客气地顶撞了几句。母亲没想到平日听话的弟弟竟敢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她,很是委屈,扭头哭着回家了。回来后,母亲越想越呕气,就到食杂店买了几瓶啤酒,说是要将那天自己喝掉的酒还给小舅,不欠他的情。那年,外公已经在宝湖庵当守护,中午回家吃饭时听说了这样事,急匆匆地赶到我家中劝母亲说,“桂英啊,你不要再生气了。今天,你小弟不给面子,这是不对的;你做姐姐呢,也要包容他。你们姐弟们一定要和睦,要团结。这些都是小事,大家不要去计较,家合万事兴啊。”三言两语,句句说到心坎里,母亲听完心头火气已消大半。次日,姐弟和好如初。正是有外公这样的好家长,母亲舅舅他们兄弟姐妹们五、六个家庭几十口人始终扭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在生活上互帮互助。

02   心牵故里情难断

外公虽然安家在福建,心里仍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亲人。

在他入闽后有生之年曾三次回乡探亲。义乌老家距龙海上约一千公里,路途遥远。以前,交通十分不便,回一趟浙江要坐五、六天的火车才能到达。外公每次回去,就带上一两袋龙眼、荔枝干等漳州特产,在兄弟亲人们盛情挽留下住一段日子叙叙旧,回来时捎带回一大堆亲人们赠送的蜜枣、金华火腿等当地特产。这样来回往返探亲一趟,往往耗时一个月左右。外公每次拖着大包去,每次又拖着大包回来。回家后,就把浙江带回的东西分成几份,儿女们每人都有一大袋。

记得我第一次吃到蜜枣,就是外公从浙江带回来的。父母亲怕老鼠糟塌,将这大半编织袋的蜜枣挂在屋梁下。馋了的时候,就偷偷解下袋子掏出一颗。哇!这枣,去核空心、又大又扁、带有几分油亮的深褐色。塞进嘴里,慢慢咀嚼,甜甜的,满满的一脸幸福。

外婆呢,一来是苦于离别日久,二来是心疼途中盘缠,内心很不支持外公回乡探亲。每次外公回浙前,外婆就开始呕气,生病卧床,直到一个月后外公平安回来。

记得外公第一次回浙探亲是在1950年左右,回来时还把四哥的女儿黄小奶带来玩了一阵时间。第二次应该是1969年左右吧,还是小奶阿姨陪同回来的,不同的是当年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变成了一位贤惠精明的少妇。那次,小奶阿姨还带来了她的八、九岁左右岁女儿(也就是国权兄的姐姐)。探亲期间,她们就和外公一起住在“牢”的边房里。外公很高兴,召集大家小孩站在前排,大人坐后面,照了一张合影相。这张老照片,我看过,有点印象。当时建明哥哥只有两、三岁大,靠在母亲膝前,右手抓了根还没啃完的甘蔗,满脸幼稚地看着前方。最后一次回乡探亲是1986年元旦期间,这次是带着三个舅舅穿着厚棉袄一起去的,那时他高兴地说,“这次男(指儿子)的先去,下次再带上女的(指女儿)一起去。”回来后,舅舅们激动地描述着浙江的冬天是如何如何的冰冷,浙江的亲人是如何如何的热情。从未见过冰雪纷飞的我听得非常神往,父亲都做好了下次陪母亲一起去浙江的思想准备。只可惜,后来第四次探亲组团尚未成行,外公便离我们而去了。

外公三次回乡探亲中,两次带回了小奶阿姨。可见,外公是如何地喜爱兄弟的孩子,将其视为己出之骨肉。小奶阿姨不愧是闽浙两地亲人的探亲使者,从小开始就见证着外公他们兄弟们的情深友谊。

03   编织衣手艺绝

说起外公的生涯,我们不能不忆起人间一物——蓑衣。

早年的漳州是鱼米花果之乡。做为雨天干活、行路的“护身服”雨具——蓑衣(用棕榈皮编成的雨衣)是每个农夫的必备用品。南方的蓑衣取材于棕树,多为褐色或者棕色带点线红,一般制成上衣和下裙两块,穿在身上与头上的斗笠配合用以遮风避雨。小时候,我很喜欢这样的装束,总觉得犹如武士的铠甲。雨中,农忙季节,我牵着大腹便便的阿牛行走在田埂上,看着大人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或手执枪担,或手握镰刀,忙碌于田野之中,犹如古代披甲执锐的神勇将军弛骋沙场;就连身后那气喘吁吁的大牛仿佛也变成了奔腾的战马。

外公发现蓑衣在漳州当地农村的市场颇有需求,而外公从小就在浙江老家和哥哥们一起学过编织蓑衣,手艺娴熟。看来,编蓑衣更是一种赚钱养家糊口的好手艺。1950年左右,在第一次回浙探亲后,外公顺便带来了编织蓑衣的各种工具。他决定面对生活的需要,放下医刀,拿起蓑刀,重操旧业。

为了采集棕丝,外公种下一园棕树。

编蓑衣是一件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手工艺活,有如当今织毛衣。后来随着80年代末塑料雨具普及,这手艺生意渐渐冷落,如今已面临失传。与其说是“编蓑衣”,不如说是“撬蓑衣”更形象。“撬蓑衣”跟蓑衣匠手里那根大撬针有关。这种针并不是像缝衣针那样针眼在尾部,可以一针针穿过来穿过去。撬针的针眼开在针尖处,是一根带把的大弯针,缝制的时候,针眼里穿上细棕绳,轻轻用力向上一翘,一针就过去了,如此往复,直至将一整件蓑衣“撬”完。

“撬蓑衣”前,外公先用铁爪将顺着棕片的丝缕耙成无数细细的棕丝,用这些棕丝搓成作很长很长的细绳,细绳穿过撬针眼,再用整片的棕皮作“布料”,耐心地用撬针一针一针地将棕片缝纫成“衣”。

外公“撬蓑衣”是领口开始的,开始先排列几张棕叶,用棕锁缝制领口,塑形成圆碗状缺口的蓑衣领;然后穿针引线靠细棕线把蓑面和蓑底定位连缀而成,整件蓑衣好像一只两翼略上翘的大蝴蝶;最后把棕锁肩部、胸部和裙部缝线拼接起来,将蓑衣表面缝得线密密麻麻的,一件蓑衣终于大功告成。为了让蓑衣更牢固结实,外公缝得比别人的更密,一公分就扎一针。别人三、四天就可编织一件蓑衣,外公要耗时四、五天。有这样的护身衣披着,任再大的雨,也不会让人淋湿。素花是外公的长女,从小就很乖巧,是外公编蓑衣的好帮手。外公编蓑衣时,她就站在旁边手摇线车制作棕丝绳,直到出嫁。大舅樟玉也时常在旁边帮忙。

于是,“席坐小木凳,身边堆棕丝,双臂带袖套,腿上铺毡布,双手飞针走线,上下左右穿梭”,“虽是从军汉,却胜女工活”的情景,便是外公的一张多年永恒不变的生活写照了。从在“窂”居住时候就开始,在今后的劳作生活中,外公总是孜孜不倦,把编蓑衣当做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四十多年后他猝然去世。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当年外公用心血编织而成的,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雨具蓑衣,而是一种对家庭的担当和责任,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追求和梦想!


第四章  尽责守护众神灵  宝湖庵中驾鹤去

01   村中的古庵庙

村里有两处较大规模的庵庙,一处是“宝湖庵”,一处是“真仙宫”,庵庙前都种有三百多年的古榕。

宝湖庵始建于明朝天啟六年,分前后两殿,奉祀“王公”等尪公,至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2011年重建时,在左右两边各多建四条戗脊,改为一座单檐歇山顶风格的富丽堂皇寺庙。王公姓谢名安,字安石,号东山(公元320年-385年),是东晋名士、宰相,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谢安指挥八万兵力打败前秦苻坚带领的号称“投鞭可以断流”的百万雄兵,致使前秦一蹶不振,为东晋赢得几十年的安静和平。谢安病故后,人民感恩戴德塑像立庙,敬为神明。唐朝初年,陈元光奉命闽南平叛,将谢安香火请到南方奉祀。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加封为广应圣王。

真仙宫始建于何代何年,久已失载,无从考证,只知于1942年村里曾维修过,直至1958年为胜利公社被夷为平地,于2009年重建,庙中奉祀“大道公”等尪公。大道公姓吴名夲,字华基,号云冲(公元973-1036年),北宋泉州府同安县人,宋太平兴国四年三月十五日生于该县的白礁村(现为漳州角美白礁村),生自幼颖悟,立志学医,后在白礁龙池岩、青礁崎山龙湫坑畔凿井取泉,采药练丹。吴夲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为民治病莫不妙手回春,人称其为真人。宋景佑三年五月初二,吴夲上龙池岩采药,不幸坠崖谢世。朝廷获准立庙,分别在建有白礁慈济宫、青礁慈济宫。由于吴真人神灵显赫,得到各朝褒封。明永乐十七年,明成祖封为“保生大帝”。

村民十分信仰大道公。早期,村民生病了就到庵里找大道公看病。他们先虔诚地点上一柱香,接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向大道公诉说病情,一边双手捧着插满签书的竹筒上下摇动。“砰”一根竹签终于跳出落地了,大道公的签书是对应着各种药方的,村民就拿着大道公“开”出的神方到药店抓药治病。至今,东山村保留每年在大道公生日的前一天,即农历三月十四村民组团拔涉40多公里前往青礁慈济祖宫挂香朝拜的传统习俗。

两处古庵庙历经沧桑,几经风雨。文革期间,真仙宫被毁;宝湖庵于1966年被征用为公家粮仓,于1982年4月25日重新修缮启用,将两处庵庙的众神明尪公归位,都放在宝湖庵中供村民敬奉。不久,村里推举德高望重的兴汉爷负责庵庙日常管理。原来的宝湖庵分前后两殿,属两坡出水的五脊二坡式悬山顶建筑风格,屋脊上覆琉璃瓦,塑有仙人神兽。后殿供奉尪公神像,右前方建了一个守庙人住的休息寝室,殿门装有一道钢管焊成的大铁门;前殿没有边墙,仅靠8根支撑庙顶,两侧放着两条十余米长巨木对劈制成的休息长凳。宝湖庵里人气很旺,是村民们休闲纳凉和谈天说地的好地方。

02   宝湖庵一起度过的时光

印象中,宝湖庵是我和外公相处时间最多的地方。

那年头,我10岁左右。家中,爷爷年迈多病,父亲在村里小学教书,母亲是主要劳力,我们兄弟和姐姐三人年幼,家中缺乏劳动力,总是没办法完成生产任务的“黑户”。

1980年左右,姐姐小学没读完就缀学在家帮忙,后来卖些零担杂货。小学放学后,和姐姐一起挑箩筐卖杂货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生活经历。

那年代,改革开放不久,社会商品流通不发达,农村没什么商店,走村串巷一路吆喝的卖货郎这千年老行业弥补了社会需求,很受乡下老百姓的欢迎。为弥补家用,父亲从漳州市区商店采购一些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和玩具让姐姐挑着在村里卖。上学期间,姐姐会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摆上一对箩筐,从箩筐里掏出一些五颜六色的糖果、麻花糖、脆饼等食品和气球、弹弓等玩具放在笸箩上,静静地等候着同学们来买。下课后,我就跟着姐姐一起挑着货担到宝湖庵去继续做买卖。夏天,我们还兼卖点冰棒。

炎热烈日,小时候,孩子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根冰棒。冰棒有波萝味和雪糕两种,每条三、五分钱,那凉凉甜甜的滋味直达心底,仿佛全身每根汗毛都竖起来,爽到极点。我们走路到一、两公里外的邻村冰棒厂去贩回一箱冰棒,赚取一点差价。然后,一人守着杂物担,一人背着冰棒箱摇着响铃绕着村道叫卖。

我还记得,当时贮藏冰棒的箱子就是兴汉爷爷提供的。

卖冰棒,首先要准备好摇铃和保温贮藏箱两个工具。父亲旋下自行车的响铃盖,在盖顶打上一个洞;然后穿上一条铁丝线,上面拧成手把,下面挂颗大螺母,手一摇摆,“叮当叮当”清脆的声音就出来了。冰棒箱需要背在身上,大小要适中;箱子做工尽量要精密,防止冷气外泄。父亲在家里找不到合适的箱子,母亲说,“你外公不是有一只部队的箱子吗?背在身上挺好的。”于是,我就到“窂”去找外公要箱子。外公从屋里捧出一只长约50公分、宽30公分、高30公分的翻盖木箱子。箱子两侧装有一条布背带。他打开箱盖,摸摸箱子,把它交给我,说这是他在部队行医用的医药箱,装冰棒也挺好的。我背着药箱乐着屁颠屁颠地回家,然后在箱里铺上一层破棉袄,那就是一只完美的冰棒箱了。

我们姐弟轮流走村串户,摇着铃铛大声吆喝叫卖。农忙季节,背到田里卖的会快些。半天过后,箱里的冰棒就开始融化,这时就要降价甩卖了。说来也怪,自己那么辛苦,喊得嗓子都快冒烟了,也舍不得拿出一支自己来吃。只有到了融化得差不多只剩下竹签的冰棒,我们才托着包装纸美美地吃掉。

卖杂货小生意,最让人开心的日子就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九和六月十三。这两天是村里的民俗节日,生意特别火爆。记得有一次过节收摊回家,父亲数下筐里的钱袋,高兴地说今天扣除成本赚了19元。要知道,那差不多就是父亲在乡下当教师的半个月工资了。

在宝湖庵摆摊卖杂物时,常常可以看到外公在旁边辛勤地劳动。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把庵庙事务整理得井井有条。一会儿擦洗供桌,一会儿整理尪公的衣袍;一会儿在殿内轻轻地拖着地板洗地,一会儿在庵埕上挥舞竹扫帚打扫鞭炮纸屑。碰到前来烧香不懂得拜尪的人,外公总是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他们第一柱香先拜哪里,第二柱香拜哪里…偶尔闲暇时,外公就会坐在内殿的小房间里一边陪旁人聊天,一边继续他的私活,编织修补着蓑衣。后来,村里还给庙里配了一台电视机。要知道,当时这可是件稀罕的宝贝,全村都没几台。一到晚上,外公就把电视推出来播放,摆上塑料凳,前殿总是坐满人,大家一边看着节目边聊着天,宝湖庵一片灯光祥和,村民其乐融融。

有一次,庙前的两棵老榕树生病了,落叶调零,枝干洞里上爬满了黑色毛毛虫,十分恶心。外公看了很着急,买了一大袋“六六粉”撒在树干上多次消杀。不久,老榕树再展雄姿。

外公很风趣。坐就在外殿的长凳上卖杂货。他干活从我旁边经过时,总喜欢抽空耍一个搞笑动作给我看。他叫我道“你看你看”,然后把右手插进左边腋窝,抬起左胳膊猛地上下夹压,腋窝就发出一阵阵“卟卟~卟卟”的声音,就象放屁一样又闷又响。我被惹得咯咯笑,却总是压痛了胳膊也学不会。

外公跟我讲述大道公的故事。他说大道公名字叫吴夲,是古代大名医,家住我们龙海角美。听外公这么一说,顿时觉得传说中的神仙原来就是离我们生活这么近。他好像还说庵里的大道公的肚囊是空心的,里面装有各种治病的神奇药方。我半信半疑,几次站在大道公神像前仰望,想掀开他的锦袍探个究竟,但又畏于尪公的尊严不敢妄动。

在这里,我陪外公在宝湖庵度过了大约两年的美好的时光。

03   病发宝湖庵

苏东坡词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多么希望快乐的时光能够永恒,只是噩耗来得太突然。俗话虽说“好人有好报”。但外公的猝然去世,令人怀疑这仅是对好人的一句安慰性话语。也许,人生,永远都是缺憾的。佛学里把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翻译过来便是能容下你许多缺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不圆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憾。只有缺憾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那是1987年早春的一个雨夜。农历正月三十日凌晨一点许,庙外的雨下得正大,“沙沙”响。外公已经锁好两殿中间的庙门,在床休息时突发脑溢血,头痛欲裂,遂大声呼救。无奈,庵庙旁边并无村民住户,雨大人稀,无人响应,就连庙里的尪公看了也焦急万分。

说来也巧,此时,恰逢村里一个年青年人黄和水谈恋爱回家时途经宝湖庵,听到庙中外公有异动,连忙跑到舅舅家中报信。大舅、二舅、三舅们冲到庙中,隔着水泥花窗就看见父亲在里面痛苦呻吟、危在旦夕,但铁将军把门却无法入殿施救,急得直跺脚。二舅性急正欲拆窗强入,外公喊叫不要,挣扎着爬向窗口要将铁门钥匙递出,手指颤抖无法到达。情急之际,大家发现雕花铁门的顶部有较大空洞,勉强可钻入一人。身手敏捷、个头较小的小舅“咣当咣当”一下子窜上铁门,爬行挤进,翻身跃下,直奔外公卧室,从他手里取出钥匙迅速打开铁门。

众人进入时,外公神志仍清楚,他吩咐道,“快叫大头来,快叫大头来!”外婆踉踉跄跄地冒雨赶到宝湖庵,外公拉到外婆的手说,“大头啊,我已经三十年没有和你做夫妻了(指婚后分居三十年),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棉袄里有六十元,就添在明天办后事;大道公的衣袖里藏有四百元,是留给你今后用的,你要慢慢花…”语音越来越弱。大家听了,心头一酸,事后都说外公真有情义,俩人婚后为了回浙江的事经常吵闹伤了感情,但毕竟是夫妻一场,到了人生最后尽头,最放不下的还是外婆一人啊。

舅舅们连忙叫来拖拉机,背上外公上车。“突突突…”拖拉机喷着浓烟,冒着倾盆大雨冲往“专区”( 漳州市医院)抢救。刚出村口,舅舅们发现外公已经张开着嘴巴,已无气息,拖拉机只好载着满车的雨水和悲哀折返回家。

就这样,外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三岁。

他走得很突然,就象他来得很突然一样。当年,他在村中的大宗祠堂随军驻扎;如今,他从村中宝湖庵启程驾鹤西去。他织了一辈子蓑衣为别人遮风挡雨,自己走的时候却任凭暴雨狂噬。

他一生虽然平凡,但也经历了诸多不平常事;他一生虽然匆忙,但也却也从容。面对纷繁人生的风风雨雨,他总是如此淡定、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正如苏东坡诗词所言,“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4   千里奔丧续织蓑

外公谢世后,舅舅们电话通知了外公的浙江兄弟亲人。亲人们一听突如其来的悲讯,如同晴天辟雳,万分伤心,立即派出子女连日赶往福建奔丧,哭称“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见上亲人一面,送送最后一程路。”

按照闽南的习俗,老人过世后一般是两天内要入殓出殡的。舅舅们想了一个办法,雇请摄影师将外公整个发丧过程拍下。这样,浙江亲人看了照片就如同身临其境,情景再现了。直到近日,我在大舅家访谈时,大舅还捧出那一大堆珍藏多年的照片。看着那一张张已经潮掉了粉的黑白图片,凝重的情景又浮动在眼前。我不忍心多翻动,生怕擦伤了画面,损坏了共同的记忆。

印象中,那是一场隆重、体面的葬礼。

外公的晚辈和亲属本来就不少,再加上外公为人好,乡村很多人都自发前来送行,麻衫白布人流穿梭,唢呐、班锣,混合着哀乐和哭声,场面熙熙攘攘。行进在出葬队伍中,不时听到村道两边围观村民叹惜道,“多好的老人啊!这么早就走了…”外公的墓地就选在村里大宗祠堂对面的小山坡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出村时,走在蜿蜓曲折的田埂上犹如一条长龙,我行走其中,扭头不见排尾。

出殡后第五天,外公的亲人终于到了。来人正是黄小奶和她的两位堂哥。三兄妹一下火车,不顾旅途劳困,马不停蹄赶到了村里,直奔灵堂和墓地哭拜他们的叔叔,也就是我的外公。

那年,小奶阿姨约四十多岁。当她再次来到这远在千里之外的熟悉小山村时,触景生情,哭得特别伤心,几度昏厥,大家屡劝不止。舅舅兄弟姐妹们也陪着在旁边哭,二舅抽泣着对浙江亲人说,“父亲这么早过世,是我们不孝…”闽南人普通话说的不标准,特别是二舅又把“孝” 音“xiào”读成闽南本地话同音的“hào”,所以在一边旁听的我,此景此情记忆犹新,如同昨日重现。

小奶三兄妹留了下来,一直到外公做完“头七”祭祀才依依不舍回浙江。

“头七”是中国的一个传统风俗,从人死后开始算前七天。老人们讲,头七的时候,人的灵魂还在各处飘荡,在望乡台上,时时刻刻都在看着自己的家乡。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相信,倘若真有,外公当时在天之灵看到远方家乡的亲人来送他,心里肯定很高兴的。

外公走了,在庵庙里却留下两件还没织完的蓑衣。

为了不让他带着没做完的活儿到天堂去继续劳累,在留下两天的日子,浙江亲人含着泪坚持把两件蓑衣编织完工。那每一针,每一线,不知扎进多少的哀愁,最后编织成一件思念的霓裳。后来,舅舅把家中剩下的几件蓑衣分了做纪念。如今,我家中旧厝中墙上还挂有两件蓑衣,都是外公亲手编织的。

伫立墙下,昂首凝视,我在蓑衣里编织着从前。透过那一排排密集的针线,我看到了外公一路走来的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脚印,也堆起思念一串串。

岁月如梭,四十多年过去了。窗外的微风吹拂着尘封的蓑衣,棕丝轻轻抖动,好象在向晚辈们述说着兴汉爷的故事…

第五章   关于兴汉爷从军部队的考证

“你外公过世后,我们把他的遗物,有他的臂章、笔记等东西都清理掉了,要是当时留下来就好了。你这么用心写他的故事,他知道后肯定会很高兴的…”,母亲喃喃地说。重提旧事,慈父如跃眼前,老人家望着墙上蓑衣,心又回到孩提时代,若有所思。

兴汉爷参加的到底是哪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哪一年驻扎漳州?当年到底是在和谁打仗?或许是解放后外公不想张扬身份,或许长辈们忙碌于生活的原因,我问过父辈们竟无人知晓,说法模糊。为此,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恶补了一阵漳州解放前的革命历史。但,小地方的历史小事件很难在史料中留下芳迹,即便是有记载也常不常甚至有所偏差,我只能捕捉其中的蛛丝马迹,结合外公的足迹来揣度他的征程。

关于兴汉爷留村的时间从以下几点推定:一是杨泉外婆抱养女儿李素花时,李素花约三岁大,素花阿姨是1941年11月出生的;二是兴汉爷和杨泉外婆俩人婚后是1945年11月生下第一个孩子;三是离伍留村后至结婚前,兴汉爷在附近藏匿一段时间。因此,我推想他可能是在1944年至1945年初留下来的。

民国时期福建的军队有两种,一种是负责内卫治安的保安队,另一种是战区驻军。保安队多从当地招募。外公从浙江入伍,应属于战区驻军。

回顾历史,中国近代发生了多次战争,分别经历国民大革命时期(1924.5-1927.4)、土地革命时期(1927.7-1937.7)、全面抗战时期(1937.7-1945.9)和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外公的军旅生涯历经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漳州与日据台湾仅隔台湾海峡,也是抗日的前线。

据《漳州市军事志》(漳州军分区编)记载:1938年5月日军攻占厦门后,随时准备进攻漳州,局势非常紧张。日本飞机常来轰炸,许多房屋被炸塌,日军、伪军多次进犯漳州各县,军民死伤无数,整个漳州城上空一直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据统计,抗战期间,日机轰炸漳州各县市共出动833架次,投弹2175枚;东山县沦陷2次累计18日,诏安沦陷3次累计16日,漳浦沦陷1次12日,海澄沦陷1次9日,云霄沦陷1次4日。

抗战期间,福建驻军隶第三战区,中央陆军部队多次改编和调防。我查过相关资料,记载也不尽相同。

龙海市图书馆、档案局部分查阅资料

《福建省军事志》(民国以后部分)记载:民国24年(1935年)后,在福建的陆军有第75师、第3师、第9师、第10师、独立第37旅、第157师(27年1月12日离闽)等。抗日战争期间,福建驻军先为陆军第80军(28年4月改番号第100军),后为第70军。驻闽较长时间的有驻守福州的第80师(民国31年第80师归陆军第70军指挥,军长陈孔达,军部驻南平夏道)与驻守漳州的第107师。其中,1941年2月国民第25集团军(副总司令李觉)成立漳州城防司令部;1941年7月-12月、1943年3月,国民第107师(师长宋英仲)驻防漳州。

《漳州军事志》记载自民国1921年(1932年)至民国1935年(1946年)期间,漳州驻军情况:1、陆军第十九军第60师等部(1932年8月军长蔡廷锴设总部于漳州,师长沈光汉,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1934年1月失败后撤往龙岩);2、陆军第157师(1936年11月调驻漳州,师长黄涛,师部驻漳州芝山,辖两个旅,第169旅旅部驻龙岩、第171旅旅部驻漳浦,1937年制造“漳浦事件”,1938年1月离漳返防潮汕);3、陆军第75师(前身为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暂编陆军第三师,1934年进驻闽赣边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归第100军建制并缩编,师长宋天才,1938年1月接管原由陆军第157师负责的闽南沿海防务,师部驻漳州,1939年冬调防将闽南防务交给新编第20师钱东亮部负责;1940年夏该师第二次进驻漳州,师长韩文英,同年移驻闽北;1944年该师第三次进驻漳州,1945年冬调离。该师在抗击日军侵犯东山县、诏安县等地战斗中浴血奋战);4、陆军新编第20师(师长钱东亮,1939年冬驻平和,1940年撤离);5、陆军第107师(师长黄华国,1941年进驻漳州,1944年撤离漳州)。

《龙溪县志》(东方出版社,1993年)记载自民国1921年(1932年)至民国1935年(1946年)期间,漳州后先后有以下驻军:1、陆军第19路军(1932年7月进驻漳州、1934年“闽变”失败撤往龙岩),2、陆军第80师(1934年进驻漳州,1936年6月调驻广东),3、陆军第157师(1936年11月进驻漳州,1938年调驻厦门,该师辖两个旅,师部驻漳州芝山,第169旅旅部驻龙岩,第171旅旅部驻漳浦),4、陆军第75师(前身西北,1938年1月师长宋天才率部进驻漳州,其所部水清浚团驻石码,郭殿荣营驻港尾;1939年冬北开福清以北至闽浙交界一线担任沿海防务;1940年夏再次进驻漳州;师长朱惠荣,至1942年春调离漳州;1944年第3次进驻漳州,师长韩文英,1946年调离漳州),5、陆军第28师(1939年冬,师长钱东亮率部进驻漳州,翌年调离),6、陆军预备第4师(1942年,师长胡琏率部进驻漳州,翌年调离),7、陆军第107师(1943年,师长黄华国率部进驻漳州,翌年调离),8、陆军第135师(1946年,师长温鸣剑率部进驻漳州,1949年调离)。

从军队入驻和撤离漳州的时间点来看,陆军第75师、陆军第28师和陆军第107师三支部队比较吻合。

同时,我又搜查了《浙江省军事志》中与福建有关的驻军资料。

资料一:【第70军第107师】民国27年(1938)1月,第10集团军指挥的部队有第28、第70军和第79师及暂编第12、第13旅。其中,暂编第12旅驻防永嘉;暂编第13旅驻防义乌苏溪一带。1938年3月,暂编第12旅、第13旅合编为第107师(师长段衍),驻温州。1942年5月,该军参加浙赣会战后,调至福州南平、浦城等地担任防守任务。1945年春,国民党军调整编制时,该军下辖第80师、第107师和预备第9师。同年5月,该军参加了南战场闽浙追击作战。

资料二:【国民革命军第100军】国民革命军第100军,于1938年9月由第75师、第80师(1941年隶第70军)在福建合编,该军成立后在福建地区与日军作战。据浙江军事志记载:民国31年(1942),第100军第75师(师长韩文英)率第223团、第224团驻温岭。同年5月,该军参加了浙赣会战。1945年3月,该军奉命进行编制调整,第75师奉命改隶第25军。

资料三:【国民革命军第49军】1937年2月,国民政府以东北军第105师为基干扩编成第49军。据《浙江省军事志》记载:1941年7月,第49军从湘赣境内调来浙江驻萧绍地区(军长刘多荃);1942年春,国民第49军(军长王铁汉)率第26师、第105师和预备第5师等三个师和第86军率第79师及第63师驻防义乌、兰溪、武义及富春江南岸。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1942年6月11日,第49军撤驻福建。1945年上半年,该军奉命驻江苏武进,隶属第1绥靖区。

综合以上浙江、福建(特别是漳州)两地国民党驻军的史料,虽然事件横纵杂乱,但仔细分析梳理,我发现有些线索还是有重叠交叉的。其中,第49军是1941年7月从湘赣境内调来浙江的,基本可排除。第75师和第107师可能性较大,但第75师前身是西北军,1935年前找不到在浙江金华、义乌周边的驻军记录,因此我认为第107师可能性最大。我斗胆推测,外公兴汉爷是在1941年随国民陆军第70军第107师(师长黄华国)驻漳时驻扎在颜厝东山村,1944年该师撤防时匿留村中的。

窗外的微风吹拂着尘封的蓑衣,棕丝轻轻抖动,我在棕丝里寻觅着先人的踪迹…

   (完)

2017年4月4日 启笔 

作者简介:黄睿明,龙海人,1971年生,现任职于龙海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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