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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知识的建构与传播：文学、史学与人类学观照下的中国西南」
有鉴于近年来「西南」成为人文社会研究热门的跨学科话题，此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科技部「讯息传播与国家社会联系——议题研发及国际合作推动」计划与中国明代研究学会联合主办「边缘知识的建构与传播：文学、史学与人类学观照下的中国西南」座谈会，邀请来自文学、史学与人类学等不同领域从事西南研究的研究人员，一同探讨边缘知识的建构与传播。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王鸿泰教授在开场中提到，回忆童年时代跟随电视布袋戏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征伐西南的英雄梦，是不少人西南经验之开端。西南知识如何建构、解构，学界已有不少讨论，藉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胡晓真教授 2017 年出版的《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一书作为出发点，引领大家进入有关文学、史学、历史记忆、方志文类等跨学科的对话。 胡晓真教授强调，这本书是将西南作为文学题目，而非史学或人类学。她关切的焦点包括：第一，如何突显西南文学的重要性。首先，有关西南的想象虽不陌生，但在文学研究传统中，西南研究的主题并不突出；再者，大批文人、官员、知识人皆有某种程度的西南经验，也有足够文本支撑此研究，然而文人对他们的观照不够，以致西南尚未凝聚成一个文学视野。 同时，西南叙事不是单指小说，举凡笔记、游记、方志皆可列入此一文学范畴。第二，如何进行文学诠释，也就是以书写者为中心，在文本细致的字里行间探求人的情感。亦即放开表面，去透视文本创造者的内在情感与西南这个场域的互动。第三，西南必须与史学和人类学碰撞，借用现成结果辅助，实际操作中必须抗拒、对话，以突显文学研究的特殊性，亦希望文学研究对史学、人类学研究具有参照作用。 座谈现场，左起：连瑞枝/王明珂/胡晓真/王鸿泰 胡教授回顾，十年前为了研究与满族相关的《儿女英雄传》，遂着手寻找与婚礼相关的素材，意外发现清代陈鼎所写的《滇黔土司婚礼记》，于是引发一连串与内部他者、华夏边缘有关的思考，诸如，它是第一手观察吗？这部文本能够当作纪实文学吗？随着文本中呈现非纪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强，已不能单纯将其视为纪实文学，而是应将文本放入时代脉络中检视。若将该书呈现的视为是陈鼎对晚明汉族礼崩乐坏的反省书写，则定位文本价值时会全然不同，因此必须从中理解文本的多层次。西南叙事往往是复写 （duplicate，抄袭、引用）与覆写 （overwrite，即以新的书写遮盖旧有的），在想象与纪实、真实与虚构之间竞写。 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暨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连瑞枝教授在云南大理长期进行历史与田野调查，连教授认为「边缘」的背后即预设有一个「中心」，而边缘人群的知识大多是由「中心」所建构的，当历史研究大量仰赖正统史料与文献时，吾人必然会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在研究地方社会的历史，还是研究书写者如何以积累的方式建构边缘知识之质疑。 首先，我们要解构的是汉文书写的文类、体例与书写者背后的意识型态。文类以正史与方志尤为常见。方志书写有其固定的体例，体例的格式便规范了写作的内容，地方许多重要事件与历史不符其正统书写体例时皆不录；相对松散的笔记小说与文集，反而可以呈现较多当地的面貌。连教授回顾自己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传说，她喜欢荒诞不经的传说、野史、杂说、异说，认为研究者必须突破书写者背后的价值观，进而意识到其所来之处都会影响书写内容。 再者，边缘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论的问题，研究的对象是谁？有意义的范围有多大？对此，我们须回到历史脉络思考。在重新建构边缘社会时，将涉及如何重新界定其地方社会的范畴，当我们到达所谓的「边缘」社会后，会发现这是个没有边界的地方，当边缘变成另一个中心时，其人群与空间的范围因此外延扩大。以大理研究为例，往北可延展到丽江、中甸、跨越到四川，往南可达缅甸八莫，举凡大理人所到之处，也可能是研究者探求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重新界定地方社会时，势必挑战以国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 既有建构的问题，便有传播的问题。此传播并非仅止于中央传给地方，士大夫之间会相互传播，地方人士也会主动吸收并改造，甚至外来者向地方学习的过程。以大理研究的文本与田野经验为例，传播过程也突显地方人士在文化上的因应策略，研究者须细察老百姓如何诉说，他们如何在碑刻、族谱，以及攸关生活的庙宇与仪式中表现他们没有被写下来的意图，由此过程回答老百姓作为行动者，他们自己有何策略，地方人士又如何透过「边缘」的身份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王明珂教授对此座谈表示肯定，并预告未来还将举行一系列跨学科的对话。王教授指出，此次座谈会牵涉到文学、史学与人类学这三门不同学科的边缘知识。首先，被边缘化的本土知识有其自主性，里面到底表达什么内涵与情感？其次，核心主体人群关于边缘地区的观察书写，一般称为异域采风志，我们应该去了解为何明清特别多？如何反思我们所建构关于边缘知识的意义？ 为何西南是重要的？西南的重要性在于它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大部分文献皆为汉文字书写，不只是外来汉人官员描述的异域，包括本地知识分子，例如：苗人、白人、纳西人等，有时也会以汉文描述自己，材料十分丰富。西南是在汉和非汉之间，虽然我们对「汉化」抱持负面评价，但关键仍在于如何理解「汉化」。 我们不但要探求被边缘化的本土知识是如何被边缘化的，还要思考来自中原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为何造成很多地方人士学习汉人写作的方式，使用汉人的文类？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是如何解读违逆这些文类之本土书写中流露的特殊地方情境与认同情感。西南与蒙古、西藏这些拥有强大地方传统的文化不同，西南非常混杂，反而可以从了解边缘，回头了解自己。 不管是文学、史学、人类学家所见都是表征化的世界，历史学者看到的文本亦然。书写者的纪录也是一种表征。王教授认为学科的距离很小，每个学科不见得有特别的分析方法，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偏见，发掘真实，并对自己发现的真实保持怀疑，在不同案例之间寻找证据，尤其是发现及解读异例特别有其必要。 在三位与谈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西南研究观点后，最后的综合讨论时段获得了许多回应与提问。胡晓真教授强调，「西南」被整体化很久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王明珂教授则回应，「西南」这个词汇的使用，在汉文化中有长久的历史偏见，从汉代〈西南夷列传〉以降，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西南民族调查，应更加精确的指称研究对象。连瑞枝教授指出，正史是被整理过的，到地方去找材料，与正史、方志加以对比有其必要。期望这场座谈会能让西南研究成为跨学科反思的起点。 文章来源：《明清研究通讯》第63期，2017年10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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