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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中，在“四渡赤水”紧要关头，1935年2月15日至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川南古蔺县白沙场召开会议（史称白沙会议）,迄今并未发现会议记录材料，仅在《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办）中，有“是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于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碰头会”的描述。其描述的会议内容是三个：“拟定了东渡赤水河”、“党中央、中革军委于十六日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为使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知道中央红军正在川滇黔边区作战并相互呼应，军委亦于是日分别电告。”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但就“白沙会议”而言，这些还不是“白沙会议”的全部。在上述研究的启示下，试析“白沙会议”及其成果，以期丰满这一决定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 会议背景 （一）政治背景。遵义会议，被党内 “左倾”排挤、打压了三年的毛泽东补选为书记处书记（习惯称常委），在党和红军中有了“话语权”；在“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党中央完成了常委再分工，洛甫(张闻天)做了党的总负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毛泽东有了“指挥权”；“二渡赤水”后的“苟坝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小组即“新三人团”，毛泽东有了“决策权”。在“四渡赤水”期间，党和红军一再选择毛泽东，惊涛骇浪的中国革命从此有了领航人，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是这三个会议的共同成果。 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完成了队伍的整编，除一军团外，其余军团都取消了师的建制，共整编为16个团（不含干部团），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政治局要求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支部去。《遵义会议决议》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反思：“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已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已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1）”。为了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对军队的领导，有必要在中央高层进行协调一致，形成共识，在白沙休整期间，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然成熟。 （二）军情背景。毛泽东说：“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2）” 红军在扎西完成一系列重大决定之后，面临去向问题，朱德曾说“本拟继续西渡牛栏江入四川（3）”。毛泽东说“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重重阻力。” 那么，红军到底遇到了什么阻力，非要循原路返回遵义呢？很多资料对这一问题一语带过，让我们来看国民党的军力部署: 其一，红军2月5日到云南的扎西，龙云于2月6日就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认为，滇东北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气候多变，给养困难，红军多系客籍，语言不通，行动艰难。因此，他认为红军“已入死地”，国民党军事当局公开宣布：“13、14两日，当有剧战”，断言“共军决难越雷池一步”，“可一鼓荡平”。任命孙渡任第三纵队“剿匪”司令，率刘正富第一旅，安恩溥第二旅，鲁道源第五旅，龚顺璧第七旅等共4个旅16个团近三万官兵，开赴云南与贵州、四川的边界设防。 其二，为了阻止红军从宜宾金沙江上游过江，川军潘文华的“南岸剿总”指挥部从泸州移至宜宾，达（凤岗）、袁（如俊）两旅10号抵高县，刘（兆黎）旅由珙县向筠连，范（子英）、章（安平）两旅在珙县，章旅向安边前进，潘（佐）旅主力在长宁，郭（勋祺）旅10号在洛表，廖（泽）旅缺一团在罗海（洛亥—笔者），共8个旅在长江南岸，跟踪进入威信、镇雄、盐津一带，与滇军联络（4）。 其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两个师12号集中黔西一带，有经毕节向叙永前进模样，吴（奇伟）敌两师在黔西、大定（今大方县）（5）”。 长征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等分析这一严峻形势，“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6）”，选择敌军薄弱环节黔北为进攻目标，果断地作出回师东渡，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的决策。“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7）”。 由于军情紧急，红军于2月11日，离开扎西，返回川南，二进古蔺。毛泽东“杀个回马枪”的意图提出来了，但到底怎么“杀”？从哪里“杀”？东渡赤水后又怎么办？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在白沙休整期间，非常迫切需要研究部署。 （三）思想情绪背景。红军指战员中，对回师东返，走回头路意见很大。《 朱德自述》提到：（在扎西）“本拟继续西渡牛栏江入四川，结果我们却折回黔西（应为黔北—笔者注）了”。 红军战士中，较为普遍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要走过去走过来，不停地转移作战路线？这个时候在全军的干部战士当中思想特别混乱，比较迷茫，不知道今后要怎么走，到哪里去建立根据地，落脚点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路又是他们半个月以前，刚走过去的路，现在又要回来，战士的心里面也有很多牢骚。就连一些高级将领，如林彪这样的军团首长都有意见了。林彪在黄荆老林一天三封电报，怎么走“弓背”啊？绕路啊。杨尚昆回忆说“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也说道：四渡赤水“走之字”。王稼祥也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呀。”由此可见，当时指战员普遍有意见和情绪。这些情绪不解决，战士背着思想包袱，怎么能够行军打仗呢？政治局和书记处不能眼睁睁看到这种情况继续蔓延，应该按照遵义会议的要求，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同时，还要特别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指战员士气。白沙休整期间，应该认真研究，制定对策。 （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背景。既然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没有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不能实现，政治局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新根据地问题，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这个决策，需要告诉全体指战员，尤其需要告诉红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和中央苏区，告诉全国的红军，这等大事需要研究。 基于上述四点原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白沙休息期间，召开会议（即白沙会议）进行研究，以达到统一和协调之目的。 《四渡赤水在古蔺》连载1：四渡赤水在古蔺 《四渡赤水在古蔺》连载2：古蔺，见证四渡赤水的唯一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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