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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 学无止境 记原古蔺县商校首任校长 曾勋 作者 陈炯章 每天上午，不论酷暑严寒，不论刮风下雨，只要你漫步在古蔺县城的滨河路，总会看见一位满头黑发、精神矍烁的老人手拿一只资料袋，行色匆匆走在行人之中。他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主人翁——原古蔺县供销社职工培训学校（简称商校）的创建人、首任校长，现已89岁高龄的曾勋老人。 出身书医世家 曾勋，男，1931年4月，生于古蔺县鱼化乡凤池村最高峰尖山子脚下的一户书香人家。其父曾其君，年轻时曾在家中开设学馆，自任私塾老师，邀集周边蒙童，教习儒学，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四书五经。到不惑之年因见乡邻患病就医艰难，改教从医，在尖山子小街上开设药店，边开方看病，边制膏丸散，边卖中成药。由于令尊从事的工作，不论教书育人，还是开店行医，在那个年代，在偏僻的农村都是令人尊敬的职业；加上他待人和蔼，收费不计高低，乐善好施，因此，深受当地父老乡亲的爱戴。 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药香、温馨和美的家庭。他的第一任老师就是父亲，他从呀呀学语开始就与那些读私塾的儿童一起跟着父亲学习。父亲的文化也不是很高，教学主要以背书为主，偶尔作些讲解也较肤浅。但在民国初年的战乱年代，在尖山子那样偏僻的农村也属不易了。由于他天资聪颖，到十多岁时已能看一些粗浅的中医书籍，跟父亲当助手，学做卖中药。不料好景不长，因父亲嗜好烟酒伤肺损肝而成顽疾，附近又无名医可治，靠中药自治无效，五十多岁就撒手人寰。父亲去世后，虽有兄长已独立门户，丢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他当时年仅15岁，不能继续开店行医，遂与母亲商量决定将药店转让他人，将售款保存作为后续生活之需。他虽然已是一个半大青年，但体力还不够从事生产劳动和外出谋生，加上他还未进过学堂，想多读点书来为今后的发展作基础，于是又找母亲商量，同意他到皇华小学去读书。1946年秋，他背起行囊到离家近30华里的皇华小学去插班读四年级，第二年就考到古蔺读初中，在古蔺中学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埋头书海，本想好好学点知识，没想到1949年古蔺第一次解放不久，年底因土匪叛乱，蔺中学校停办，读了两年中学的他又只好打道回府。 他回家学种庄稼的两年，当地乡村为了解决学龄儿童的就近入学，在尖山子办起村小，由于他曾读过两年初中，大小算个知识份子，所以村头就聘请他去教书，于是他便成了名村小教师。 参加革命工作 1952年秋，县政府在全县招收公职人员，由于他年轻有为，又有点文化，乡政府推荐他去参考，一去就考起，被安排到县供销社中城区社当营业员，成为了一名企业工作人员。 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积极学习业务知识，工作上追求上进，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因此他很快成为营业员中的行家里手，深受群众欢迎和同事好评，并多次获得领导的表扬和单位的奖励。1954年“五四”青年节，他荣幸地加入了共青团。 由于他进步快，表现好，县供销社于1955年先后推荐他到泸州财贸干部学校（后改为财经中专学校）和中共泸州地委辅训班培训，历时4个月。在参加培训前后，县供销社还专门委托张海斌、邓以君两位老地下党员对他进行定位培养，帮助他不断进步，快速成长。他培训结束归来，县委宣传部便抽调到宣传部当宣讲员，深入到基层单位宣传中共党史。1956年1月，在张海斌、邓以君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县委组织部通知他调离县供销社，经集中培训学习后，安排在新成立的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肃反办）工作。他在肃反办一干就是4年，主要从事审查干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为建立健全公务人员的人头档案工作奠定可靠的基础。在这段工作期间，由于他正确领会党的方针政策，认真查证当事人的资料信息，以保证每份档案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从而多次得到领导的表扬和单位的表彰。 回归经济部门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困难之年，肃反工作结束后，肃反办撤销，他又被安排到县政府财经委办公室工作。那个年代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政治运动仍很严峻，尤其是反右倾运动仍坚持不懈。其时，古蔺辖区广袤，全县共计84个公社（包括现在的么尼、麻城、赤水河等地）。财经委办公室按要求要做到随时掌握各种不同的情况，上传下达，急事急报，办公室电话几乎昼夜不停，值班时间只能伏桌过夜。那时，分管财经的副县长就家住办公室一侧，随时都可以监控他们的工作，所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由于工作时间无规律，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甚至有时连星期天都得不到休息，所以他曾在此岗位病倒两次，都只能服药坚持工作，不能离岗住院。 1963年，县头为了调整充实基层单位的领导力量，才安排他到观文区供销社去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物资匮乏，人心涣散，积重难返，而且辖区又大，包括现在的龙山、鱼化、护家、马嘶、白泥、椒园等几个乡镇。上任伊始，开局工作十分困难。但他积极争取区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大胆整顿区社两级组织，加强党政班子的团结奋斗，发动职工群众积极工作，建立健全奖惩制度，大胆实行优胜劣汰。经过三个月的整顿，才使全区工作走上正轨。在观文供销社工作的几年中，他团结党政一班人，紧紧依靠职工群众，走遍观文的山山水水，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从而得到当地党政和社会的好评，以及上级的充分肯定。于是在1965年秋调到县供销社任商政股股长，主抓全县的社会商业工作。 可是到县供销社工作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行各业的工作秩序都先后被打乱，并逐步演变成两大派，发展到“文攻武卫”，武装斗争。一直到1970年武斗被平息，在文革中的两派联合后，各行各业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1971年初，县革委会安排他到新设立的县白酒厂担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由两派各选出2人与他共5人组成。并按县社的要求脱离县糖业公司的领导，只抓生产，不管销售，以杜绝过去的混乱现象。 为了让白酒厂尽快恢复生产，走上正轨，他一上任就烧起三把火。 一是为了加强白酒厂的管理和技术力量，他向县领导提出从外地争取高端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县领导十分重视，从外地争取调来两名实践经验丰富的大学生，一位任办公室主任主抓行政管理，一位任工程师，主抓曲药提高，解决产酒率和质量问题。 二是实行行管人员和工人一起跟班劳动，严格奖惩制度，实行多劳多得，鼓励发明创新。 三是对进厂十年以上的临时工和虽然进厂时间不长、但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的合同工，上报县劳动局，争取指标转为正式工。一年内上报了三批，先后转正了30多名工人，让广大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有了盼头，增添了动力。这一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劳动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高。 仅一年时间，全县6间酒厂起死回生，全面走上正轨，赢得了县政府领导的好评和肯定。第二年，县上又批准新建了龙山、石宝、白沙、么尼4个小厂，加上原来的中城、太平、石亮河、观文、大村、德耀，全县共有10间白酒厂。为了加快我县白酒业的快速发展，他组织这10个单位开展劳动竞赛，分月评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白酒的产量和出酒率。高粱的出酒率由原来的45%、48%提高到了55%、58%；玉米由原来的42%、44%提高到48%、50.5%。我县出酒率的大幅提高报到酒类专卖局后，引起了省上领导的重视，他们派人下来考查论证后，在1972年秋，在重庆万县召开的全省酒类经验交流总结会上，专门指定古蔺白酒厂作大会发言，受到了大会的表彰和奖励。 由于他政治过得硬，工作能力强，解决问题点子多，所以县内一些相关部门遇到困难都请他出面解决，县政府有领导称他是县供销社的“消防队员”。 1981年，国家改革开放初，百废待兴，很多区社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石宝大区下辖十四个公社，远离县城，面广点多，基础条件薄弱，尤其是十年浩劫造成了该区大多数公社的供销社管理跟不上，职工思想混乱，经济案件频发，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于是县供销社又把他派到石宝区供销社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 他上任后，首先深入各公社供销社进行调研，广泛听取职工群众对供销工作的意见建议，然后疏理成条向县社和区委领导汇报，充分听取两级领导的意见，最后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制订分步实施方案，大刀阔斧开展整顿工作。 首先是抓学习。在争取区委领导下集中全区党员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然后选举出党组成员，成立起团结合作、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对职工进行分期分批集中学习，用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来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激发起职工发展供销工作的积极性。 其次是集中清理经济问题，整顿经营作风，改善经营环境，促进经营方式的良性发展。 经过半年努力，普遍有所好转，一年后该区社的各项工作全面步入正轨，圆满完成了县社领导交给的这项艰巨任务。 创办供销学校 1982年春，根据省供销社要求，县供销社在县城南的石柱岭半山腰修建起了宜宾地区的第一所县级供销社职工培训学校，外称商校（那时泸州尚未建市，现泸州管辖的县市还属宜宾地区管辖），县社决定派他去任校长。 作为长期从事供销工作的他，没有任何办学经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幸好编配的教职工中，有十多名中学教师、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刚从省市教育学院培训出来的学员。作为一校之长的他，放下架子，不耻下问，拜这些同志为师，教学方面凡事虚心请教，专业课程由这些同志担任，文史地等课程则聘请一墙之隔的蔺阳中学专任教师来兼任。在办班形式上，分为文化班、业务班、骨干培训班、新招人员培训班、职工子女就业培训班、外地委培提高班等六种模式。文化课教材就在县书店购买，业务课教材全由省社教育处提供。 办学伊始，事务繁多，但为了尽快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他还向县社建议，以商校为中心，各区社开办培训班，对本系统的在岗人员全覆盖地进行轮换培训。县社经研究决定：县属各公司和各区供销社选派两名文化素质高、表达能力强的职工集中在县教师进修校进行短期培训，培训结业后回原单位办业余学校或夜校，对全县职工进行文化、业务培训，商校则派出专人巡回指导。这项工作历时两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全县供销工作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87年秋，经泸州市供销社推荐，泸县供销社组织了30多名业务骨干（其中1/3党员）来古蔺商校参加培训，定名为“泸州市供销社中级业务骨干培训班”，时间4个月。  我县各级领导也很重视，经县社报县委组织批准，为该班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学校协同该班抓好党务工作。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学校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加上学员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好，学习结束时，教学双方都很满意。泸州市和泸县供销社的领导亲自来蔺参加该班结业典礼，并现场对学校表示祝贺和感谢。该校的办学情况经市供销社上报省供销社教育处后，他被选为省供销社教育委员会委员。 古蔺商校前后办校十年，共办了30多个班次，为古蔺的供销事业培养了大批业务骨干和人才。1992年，因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而取消了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才停止办学。他也年逾60，到了退休年龄，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告别了他钟爱一生的供销工作。 坚持学无止境 他退休以后，感觉自己的身心都轻松了下来，但又觉得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由于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文化知识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稍作休整后，即拟订了学习计划，坚持每天到县图书馆去读书看报，不断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来充实自己的头脑，这样一直坚持到2002年。在这十年间，他还被推荐担任古蔺县曾氏宗谱的主编。为了编好宗谱，他自行订阅有关曾氏发展的书籍，尤其是对曾国藩进行研究，并组织编委会的有关宗亲到曾氏发源地山东、江西等地考察考证，历时数载，终于完成了在古蔺范围内曾姓支系的宗谱编修工作，为中华民族姓氏谱及文化的不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002年，他觉得退休至今十年，靠自学进步很大，从图书馆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缺乏交流，好像一只离群之雁，不利修身养性，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县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有良好的学习环境，结识到不少新老朋友，每次上课都能学到许多新知识，于是他青春焕发，经常为办好学校建言献策，主动为老师学员服务，因此，入学不久就被选为综合班班长。 他担任综合班班长后，认真完成学校交办的各项任务，尤其在抓好班务工作、发展学员、充实教学等方面更是做到了竭尽全力。为了照顾学员中不同的爱好，他多方去聘请县内知名的专业老师来给学员上课，近十八年来，先后开设了书法、政史、时事、诗词、音乐、医卫、养生等专业课，让学员们学习有兴趣、有收获，学校和学员都很满意。 他作为一班之长，虽然年事已高，但坚持十八年如一日，课前开门开窗，清查杂物；课后检查水电用器，关锁门窗；检查学员遗失物品，找寻失主归还。任课教师因工、因事缺课时，主动担任教员，选用学员感兴趣的话题和资料进行辅导，不浪费学员的时间，让学员们每课都有所获。为了让学员开阔视野，他作为安徽省办《益寿文摘》的长期订阅者，主动与该报社联系，报社于2015年、2016年两年分别无偿给学校寄来《益寿文摘》合订本700册，分发给全校教职工和学员，深受学校和教职工学员的好评。 从2012年至今近十八年中，他积极组织综合班学员参加由北京翰林国尚文化艺术中心组织的全国老年大学文艺大赛，每期报名参与者都在30名左右，而且每期都有学员获奖，学校也多次荣获组织奖。他更是坚持期期参与书法竞赛，曾经五次获奖，其中四次获金奖。 由于他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学有成效，在2016年11月泸州市社区大学、职教学会组织的“百姓学习之星”评选中，经县老年大学推荐上报，他被评为泸州市的“百姓学习之星”，并在县教育局领导的陪同下亲临泸州参加颁奖大会（古蔺县仅2人，另一位是古蔺作协副主席高燕）。 曾勋先生去年已是米寿高龄，但由于他爱岗敬业，热心公益，现在不仅继续担任老年大学综合班班长，而且在去年县老年人协会成立时，他主动加入老年人协会，并被选为理事。 笔者在他的书房采访时，只见他的两个书橱里都整齐地排满各种书刊，特别醒目的是一百多本《益寿文摘》装订本整整装满一层书架。他告诉笔者，他每年要花四五百元来订书报，长期订阅的有《时事资料手册》、《新传奇》、《晚霞报》等，他指着那排《益寿文摘》报的装订本告诉笔者，他从上世纪末开始订阅该刊以来从未间断，而且看完后妥善存放，每两个月装订成一册，一年装订成六册，至今已有百余册。
笔者在即将结束采访时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他对晚年生活的感悟是什么？他告诉笔者，他的感悟有三点：即不忘初心，懂得知足，学会感恩。他说自己是个有着64年党龄的老党员，自从入党开始，他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图私利，不循私情，不逐名利。他工作几十年从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领导的批评。他说中国共产党好，中国共产党伟大，它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使我们的国家不断富强，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特别是对老年人不仅每年增加养老金，70岁以上还有老龄补助，另外还有许多优惠政策，所以应该懂得知足。说到感恩，他说他们晚年能够过上这样舒心的日子，能够赶上这样美好的时代，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他真心地从心里从言行上感谢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二是请教他关于养生方面的体验。他告诉笔者，他之所以长寿，主要是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抽烟酗酒、不打牌熬夜、不争高论矮。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良好的处世心态。所以他虽然已经89岁高龄，仍然耳聪目明，不戴眼镜，不戴助听器，齿不摇发不白，腰不弯背不驼，思路清晰。 他很自信地告诉笔者，他要向齐白石老人学习“不教一日闲过”，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写字，直到他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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