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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伊始，大同地区发掘了数十座辽金墓葬，其中壁画墓占半数以上，风格多样、精彩绝伦的壁画形象在体现古人绘画艺术风貌的同时，也展现了辽代大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从大同辽金墓葬分布概况、墓室壁画内容和装饰以及壁画特点方面出发，探索大同辽金壁画墓详细概况以及蕴含其内的文化意义，从而展现出契丹统治下大同居民的人文生活，揭示出契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辽金 壁画 装饰 民族融合 大同地处中原边陲，自古为胡汉各民族交流融合之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魏拓跋鲜卑在此建立都城。数百年后，辽金两朝又在此建陪都西京。由于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大同地区独特而又辉煌的历史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同地区发掘、清理了三十余座辽金墓葬，其中壁画墓近二十余座，本文以这些墓葬资料及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对大同辽金壁画墓作一简单概述。 一、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分布和形制概况自上世纪50年代，大同地区发掘、清理的辽金墓葬大约有三十余座，辽墓主要包括城东马家堡一座，城北卧虎湾七座，西南郊十里铺两座，新添堡两座，城南纸箱厂一座，东风里一座，以及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铁十七局院、煤气公司气源厂等数座，共计近二十余座；金墓主要有站东一座，南郊两座，西南郊四座等近十余座墓葬。从辽金墓葬分布来看，大致分散于西京都城的近郊，尤以西南郊、南郊最为集中。 辽代的墓葬形制多为砖砌单室墓，南北向，穹窿顶，墓室平面一般呈圆形，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一般都在墓室北侧设有半圆形棺床，上置陶棺或石棺。绝大多数的辽代墓室直径都在2.5米左右，极少超过3米，高约2米左右，由于墓室狭小，甬道也都很短。然许丛赟墓却是例外，“墓室直径达4.92米，高为5.2米，墓道南端较窄，向北逐渐加宽、变深。南端上口宽1.32米，北端与甬道口相接处宽1.98米，深6.2米，而墓道水平长达7.8米。甬道为拱形顶，长1.82米，宽1.57米，高2.1米”[1]。许丛赟墓是大同地区已发掘并清理的辽墓中规模较大的一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许丛赟作为辽代将军的身份与地位（图一）。一般来说，辽墓墓道分作斜坡与台阶式两种，前者占绝大多数，而壁画则绘在墓壁和墓顶的白灰面上，有的墓在棺床上或墓道两侧绘有壁画，而甬道则一般不见壁画。 图一 辽代许丛赟夫妇合葬墓墓东北角侍女图 女真人虽然盛行火葬，但依然保持传统的土葬习俗。《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卷三十九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金代土葬形式受辽代影响而发展，承袭北宋制度，一般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并有单室和多室两种。多室墓墓主一般为女真贵族，单室墓多为金代后期的官员或地主阶层。墓室平面为方形或八角形，特殊的为圆形，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少数墓中绘有壁画。随葬品仿照现实生活用具，如木勺、木梳、带钩、椅子、屏风、瓷器用品等，充分反映古人祟尚灵魂永存、视死如生的观念。以徐龟墓为例，1990年6月，在大同站东小桥街发掘了该墓，为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甬道为拱形顶，长1.42米，内宽0.66米，内高0.98米。与辽墓的墓室平面呈圆形不同，金墓的墓室平面多为正方形，究其原因，金代葬俗受唐宋影响，墓葬形式与宋代较为相似。在徐龟墓中同样有随葬的瓷器、陶器以及精致绝伦的壁画，充分表现逝者生前美好的生活场景。 二、辽墓壁画内容布局与装饰风格辽代早期壁画墓较少，到辽中期壁画墓增多，内容亦逐渐丰富。尤其是辽晚期壁画更为新颖。一般都在墓道两壁绘出行仪仗，墓门两侧绘门神，天井和墓室四壁绘男女仆侍。有些墓中的壁画分上、下段或上、中、下三段。壁画中有属于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自北宋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在辽代末年还出现了画像石墓，并有墓主人夫妇“开芳宴”场面和孝悌义妇等故事画。汉人墓葬，四壁绘有枋木建筑和桌椅，壁画题材也是墓主人夫妇“开芳宴”，衣冠服饰和起居器用都与北宋墓壁画中的极为相似。 大同辽墓壁画一般绘在墓室周壁及顶部，甬道处未见壁画，墓道处绘有壁画的也较少。在已发掘的辽墓中，墓道绘有壁画的仅有大同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院中的一座辽墓。“该墓在墓门两侧与墓道东西两壁拐角处，分别用土红色绘出立柱两根，柱上绘由额、阑额及栌头、一斗三升栱等，并与墓道两壁的相同壁画连接”[2]。不论是大同早期还是晚期辽墓，其壁画布局都有一定规律。上层穹窿顶一般绘有天象图，如日月星辰、金乌、桂树以及玉兔等；中间一层绘在立墙上端和起券处，内容为斗栱、枋、檐等建筑图案，稍简单的只绘栌斗与柱头枋等；下层即为壁画的主要内容所在，这层壁画绘在墓室的直壁上。“构图上一般用立柱将壁画分成几个既互有联系，又单独成幅的单元，立柱大多绘制4根，有的为6根或8根，分别画在墓室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角，以此将壁画隔成四个部分，东、西、北独立成一幅图，南壁的墓门两侧组成一幅”[3]。 图二 大同东风里辽墓北壁起居图（局部） 大同地区辽代早期壁画墓发现较少，目前仅有辽乾亨四年（982年）许丛赟夫妇合葬墓，其上、中层绘画内容同晚期大致相同，下层壁画绘男侍女婢、门窗之类，较之晚期要简单些，所以各壁面没有固定内容。到辽重熙年间以后，大同辽墓壁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下层壁画布局及画面内容基本固定，南壁甬道口东西两侧各画一人，或为男仆，或为女婢，或是门神；甬道口对面的北壁，为墓室的正面，中间画屏风，上以花卉湖石之类点缀，屏之上方垂以帐幔，两侧各立一侍者，或男或女。西壁主要表现“出行”场面，有的墓在出行图中也配有宴饮等内容，东壁是四壁画面中较为灵活的一面，以表现宴饮、备膳为主，偶尔也有散乐。有时为了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常增加诸如衣架、衣服、剪刀、猫狗之类[4]。 2011年大同东风里发掘的辽墓是一座典型的辽晚期壁画墓，墓葬位于大同市东风里街北侧，为素面沟纹砖砌筑的单室砖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呈圆形，底径2.45米。壁画布满墓室内壁，除顶部有少许破坏外其余保存较好，总面积达15平方米。“壁画布局依其内容从上而下分为三层。上层为墓室的穹窿顶，彩绘星宿图；中层为影作的仿木构建筑；下层画面以人物为主，用立柱将其分成四幅，每幅图案又加绘黄色小边框，单独成图。技法分两种，一是敷色不勾轮廓；二是用黑、黑蓝或褐色线条勾出轮廓，而后平涂朱、黄、蓝、绿等色，影作仿木构建筑、画面边框和星宿图采用第一种技法，其余为后一种。残存的星宿图位于穹窿顶东北部，以朱色涂成圆点表示星辰，直径约2.5厘米，又按各星宿形式和颗数以直线连接成完整星宿。其次，在室壁四隅以朱色绘四柱，其上绘有额、阑额及黑色的斗栱，栱上绘压斗枋一道，额与阑额间装饰朱色圆点和胜纹。另墓室南壁绘男、女侍图，西壁绘农耕图和出行图，北壁绘起居图”[5]（图二）。总体而言，此墓壁画的内容与格局符合大同辽代晚期壁画“程式化”的特点，大同辽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而无归来图，且晚期墓葬北壁画面中墓主人被影去，这是大同辽墓壁画中非常独特的现象。 图三 大同市站东金代徐龟墓西壁“散乐侍酒图” 三、金墓壁画分布规律与特点金代壁画墓均为砖砌单室墓，砖雕与壁画相结合，大致可分三类：第一，以壁画为主的墓，这类墓室一般为方形、长方形和八角形，墓壁砌有简单斗栱、枋、立柱等，墓壁及门洞处均绘有壁画，壁画内容丰富多样，主要以家庭生活类题材为主，如大同金代云大一号和二号墓中的壁画。其次，壁画与砖雕内容基本相同的墓，指的是壁画与砖雕相互融为一体，共同表述一个题材。这类墓室平面多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壁画内容也多以孝行故事居多。再者，以砖雕为主、壁画为辅的墓，此类墓中绝大多数以砖雕形式出现，仅在栱眼壁、墓门拱券等无法进行砖雕的地方绘以花卉或故事类壁画。 大同金墓壁画深受宋代墓葬中流行的开芳宴题材熏染，如云中大学发掘的一号、二号金墓，其中一号墓，墓室近方形，穹窿顶。整体壁画结构与辽墓相似，由上至下分为三层，即顶部为花卉、莲花，中层为仿木建筑，下层为人物。“顶部中心绘宝相莲花，由三层仰莲组成。土红色单线勾勒，中心涂成黄色。莲花四周六簇花卉（有牡丹及各种花草），均匀环绕在莲花周围。中层绘立柱、斗栱、栌斗、普拍枋、替木等建筑构件，用墨线勾边，内涂蓝、橘黄等颜色，极具立体感。下层四壁绘人物，南壁墓门两侧壁画均已脱落；北壁绘黄色帐幔，帐幔下绘窗四扇，窗和窗下的墙壁上均以花卉点缀，画面两端各画一男侍；东壁绘女婢六人，男侍两人，画面以女性为主，或捧盘、或执壶、或作交谈状，共同组成一幅侍宴图。西壁绘人物七名，除南端一名为女性，其余皆为男性。男子皆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右端第一人双手捧盘，内置盅；第二人外罩绿袍，双手握笙吹奏；第三人外着红褐色袍，双手拿一拍板正在演奏；第四人着蓝色袍，双手握笛；第五人着红褐色袍，左、右手各执一乐器，举于胸前；第六人也着蓝色袍，双手捧以浅盘，内置盅，侧脸向左侧侍女；第七人为一侍女，梳双髻，身着掩脚襦裙，双手捧一浅盘”[6]。整体画面保存完整，是一幅典型的侍宴散乐图。 另外，大同市站东金代徐龟墓是另一座已发掘的十分完整的壁画墓，墓室内壁及甬道均绘有壁画，西壁绘大型“散乐侍酒图”（图三），“整体为一个大房间，左后侧有敞开的带格窗板门；房间上部有卷起的绛色竹帘，用挂钩悬吊；竹帘前面有六条黑色垂带，后面及左、右两侧有挽起的蓝色幔帐。房内偏左侧有一长方形高桌，四周用装饰蓝色条带的浅绛色织物围住，桌面黑色。桌面上方左侧依次放置一曲沿盆及一绛色高足小方盘，盘内盛有水果；盆和盘的下方放一件勺、一件反扣的莲瓣形盏和五只反扣小盏。高足小方盘右侧的上方有一个盛满水果的绛色高足大方盘，其下方有一造型独特的浅蓝色回首鸟形盂，右侧则有一莲瓣形盏。再右是一套注子及注碗。高桌左侧有一侍女，双手捧一浅蓝色橄榄形瓶，侧身向桌上左侧的曲沿盆内倒酒。高桌右侧放一筝台，黑色台面上放置一七弦筝；筝台后面坐一抚筝女，头扎巾，身着蓝色左衽交领襦，领镶黑边。高桌及抚筝女后面站一排侍女，共七人。或作执笔状，或作吹奏状，生态各异，形象逼真。另墓室北壁、东壁及甬道均绘有人物图”[7]。徐龟墓发掘的壁画极为重要，尤其是上述描述的“散乐侍酒图”，表现出当时一般士族生活中的宴饮形式、酒具组合，以及散乐的配置、乐器组合形式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乐器中出现了筝，这在北方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中极为少见。 总体而言，大同地区的金代壁画墓受宋代墓葬中流行的开芳宴题材影响较深，画面中既有墓主人对饮图，又有男侍女婢奏乐图、备膳图、侍宴图，画面灵活生动、形象逼真，凸显了金人寄情家园，乐享生活的现状。此外，壁画中人物的穿着、装饰，同样也是研究金代服装、配饰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1]王银田《山西大同辽代节度使许丛赟夫妇壁画墓》，《考古》2005年第8期。 [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文物》2006年第 10期。 [3]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诌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4]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东郊马家堡辽墓》，《考古》2005年第11期。 [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6]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7]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2004年第9期。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市博物馆） ========= 原载于 《文物世界》 2019年第6期 版权归原所有者，本文仅供交流 如有不当请告知删除或修该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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