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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我是一个书卷气的作家

 芸斋窗下 2020-07-05


我是一个书卷气的作家

    (帕慕克在其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沈一鸣  译

    时间:2008年5月23日上午

    我非常荣幸能和在座的各位见面。我不能说这是“尴尬”,我只能说是感到有一点儿“为难”。不过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美好的梦”。35 年前,当我开始在土耳其写作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在我有生之年,在中国会有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我会回答他:这是一个童话。我不想因为自己露面太多而破坏这个童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在场甚至会更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像我最初所设想的那样,将我的作品限制在术语、文本、学术或者注释中,那么我可能需要对此作一个澄清。

    有这样两类作家:一类作家将写作完全基于自己的经验;另一类作家则同时以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来写作。当然,我是属于第二类作家,即不仅用经验写作,同时也从研究中获得素材。

    从我的书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书卷气的”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他不曾生活,却只读书。当然,那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即使是像卡夫卡那样极其有限的人生,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只要文学存在,所有的生命都是有趣的。但是,如果一位作家要想更加的有书卷气,进入到哲学、人类学更深刻的领域,了解社会,那么他就需要多读书。我正是这么一个书卷气的作家--不仅想要表现所生活的当代土耳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想要表现其丰富的传统及其发展过程。

    从 1985 年开始,我作为我太太的陪读在美国待了三年时间。在那里,处于美国文化的压力之下,我不得不去思考“身份”的含义,这不能算是危机,但是却是一个问题。我非常深切地担心和关注着,对我的“土耳其性”身份充满焦虑--我的文化是什么?怎样把它植入现代风格中。当我三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决定,不仅要写当代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我生命中唯一了解的地方,我还要在我的书中写土耳其逝去的丰富文化!不是像旅行者那样快速地浏览,而是用一种生动的手法,去表现在每一天所呈现出的特质。

    我并不是来自于宗教家庭。事实上,我的家庭是比较世俗化的,对宗教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同当代土耳其被禁止的、处于地下状态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之所以阅读了大量的土耳其经典著作、波斯和奥斯曼的苏菲经典,主要是基于一个世俗的层面上来读,而非宗教的层面。我把这些著作当做非常纯粹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的内容也确实有趣。我还通过阅读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文学的形而上学,也让我从苏菲经典文学的宗教道路上解脱出来。

   比如说,大家知道鲁米的《玛斯纳维》的原文是波斯文,是中世纪中东地区的经典之作,在翻译为土耳其文后被附加了很长的注释。现在,在土耳其有一个非常好的注释本,如果把原文和注释加起来,能有十册之多,而每一册也有五百页。其他的经典著作,还有《百鸟朝凤》、《一千零一夜》、奥斯曼诗人谢赫·加里波的《美与爱》等。这些作品让我成为一名文学家、思想家,你也可以在我的书中看到这些经典的影子。

    《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也是一样。在这本书中,我刻意去赞美那些已经消失的伊斯兰奥斯曼绘画传统。奥斯曼和波斯的古典绘画同中国的国画不同,后者表达了画家的情感。奥斯曼和波斯的古典绘画全部都是为经典文学作品所作的插图装饰。有大约二十部这样的非常流行的经典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是中东奥斯曼和波斯的“莎士比亚”。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有教养的学者,服务于祖国,你就必须知晓这些著作。我认为这在中国也是一样的。百分之九十的奥斯曼和波斯绘画都基于这些经典著作。

    因此,《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作不仅仅是讲述绘画艺术,而且也在讲述文学。我阅读了所有这些著作,以此来理解这些绘画,原因在于我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所描述的绘画就是这些经典著作的插图。就这样,我把这些经典著作中的行为、动作等放在小说里,并在小说中展开。比方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就有一些从经典著作中提出来的部分。当我完成了《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有一名助手和我谈到想要做一个参考书目,也不必随书出版,算是自娱自乐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很遗憾,到现在都没有开始这项工作。

    而关于《黑书》,我最初的想法是创作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重要著作,我的一生都在这个城市度过。后来也想到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当时有点想像乔伊斯书写都柏林那样来描写伊斯坦布尔,描写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商店,每一片广场……它层层叠叠的历史,它的复杂性,它阿拉伯式的结构,那里没有一条街道是笔直的……作为一个谜一般的,有着梦幻神秘的城市。这本书的第三个想法是把故事建立在一个中世纪、经典的、波斯寓言、浪漫故事--阿塔尔的《百鸟朝凤》上,并以它为《黑书》的结构,即鸟儿寻找鸟王的浪漫故事。后来30只鸟儿意识到它们自己就是鸟王。它们在生活中所寻找的(鸟王)正是内在于它们自己之中。19世纪的奥斯曼诗人谢赫·加里波的长篇寓言诗《美与爱》也是以此为基础。所有这些复杂的文学影响都进入了《黑书》的创作。

    我并不是从一个苏菲或者宗教人士的角度来看伊斯兰神秘主义,或者说苏菲主义的,而是从文学、文学家的角度。所以我认为,《黑书》里的故事不应当被看做是宗教故事。我很清楚这一点。就如,你们熟知的《鹦鹉的故事》并不是波斯原创故事,而是来自一个印度经典。这些故事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们对其的利用目的不同。我的信仰是世俗土耳其的后现代小说,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读。我不知道,或者说对这些古老故事作苏菲经典解读我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但是,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相关的内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与这些故事没什么关系。你们都知道那个有关两个画家比赛的故事。一个国王立了两面墙让两位画家比赛画画,其中一个是中国画家。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美丽的画,另一个画家则放了一面镜子,而映射出的画也是那么美丽。你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很多启发 :精神、映射、谦逊、不做自己而只映照出它的存在等等,没有一个单独的解读,而是有很多种解读。

    在《黑书》中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像《一千零一夜》,我将此用于推理小说中。我并不对这些苏菲、土耳其或者波斯故事负责。我选择并重写了这些故事,将它们放入一个不同的文本中。如果你问我是否相信心灵能够最美地展现世界,以及反过来世界是心灵的展现,我想,这些说法都来自于学者,而不是我自己。

    《黑书》还是一部当代侦探小说。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初衷就是记录这个城市中那些深情的细节。我的作品总是呈现出寻找的模式,我大部分的人物,我的主人公所寻找到的并非真实世界里的东西,而是一种哲学或寓言式的解决方法。大多数时候,寻找的乐趣比人物最终找到的结果更加重要。我写书不是为了它们的结尾,或者其中的智慧,而是为了它们的结构。作为作家,我更关注结构的美好,而不致力于表达一个清晰的信息。我承认我很少有强烈的信息。我为当下而写作,为了捕捉世界上眼所能见的乐趣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视觉作家,而不是有着哲学信息的戏剧性作家。

    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不善于藏书,所以我在一生中不得不自己买了很多的书,算是一个买书人吧。在早期没有互联网的时候,长期以来,我不断地买书、复印书。比较有趣的是,我的家里现在有一万六千册图书。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而我的另一面,也许你可以从《雪》这部讲述当代土耳其的政治小说中看到,那就是为了写这部小说,我也做了很多研究。

    正如我昨天演讲所提到的,我对卡尔斯这个小镇的日常生活做了研究,但另一方面,其中还有其他的学术解读的主题。也可以说,我对我的作品,当然这包括在《雪》、《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还有《新人生》中,对所出现的问题而作的任何阐释,其实就是广泛而痛苦的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简而言之,我能够说,这就好比假设有一个普通的土耳其人,也许和我们一样存在,或者就像我一样,既渴望现代化,但又处于惧怕丢失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焦虑之中。

    我的书就充满了这样的双重身份、二元性、阴影、复制品和仿冒品。我想,它们都与那种渴望现代化同时又要保持传统性的问题相关。这些问题是你永远也无法解决的,你只能学会通过阅读而与此共存。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我的书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也许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需要去理解,去重新阅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解读,让我感到有人在试图去读我的心,去寻找那些我本想隐藏在书中、隐藏在我的过去里的小秘密,就如同有人在探究我的灵魂!这让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

    所以,我将在这里做一个“幽灵”。我的精神状况很好,但是我对这些解读仍感到一丝紧张,请各位理解。谢谢!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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