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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苏轼元丰三年二月到黄州后，便过着近似流放的刻苦生活。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低谷，也是他人生最大的挫败，不只给他带来了形体上的伤害，同时重创了他从求学以来就一直抱持着“致君尧舜”的热情和豪气。 “乌台诗案”的创伤记忆犹新，在狱中受凌辱几致死的余悸犹存，苏轼此时的作品，多反映恐惧、挫折、痛苦、悲戚等负面情绪，表露对人生、世事的失落悲观。 如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词人徐步于皓月之下，回首往事、瞻念前程，一时间不免百感交集。词上片的起句，便发出一个低缓的悲凉之音，直接道出心中感伤。他感叹前事之虚幻、生命之短促，寓情于景，为此词定调。 为何以“梦”喻世事？这场“大梦”中包含了因受不白之冤、在狱中受尽凌辱几致死的辛酸史，以及已经付诸东流的“平生负壮志”的满腔报国志向和努力。 “新凉”二字照应中秋，因苏轼曾云：“凉天佳月即中秋。”他进一步感叹岁月如梭，年华不复，此处其实在指“人生无常”。 “几度”，就是词人的疑问和探询。低回唱叹，同时显示出人生苦短，生命仿佛只在瞬间。这与苏轼在《东栏梨花》中“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所流露的怅惘之情是相似的。
蹉跎数年，有如原地踏步，一事无成；人生有限，经得起几次折腾？苏轼自然会有无限惋惜和悲慨。
三、四句紧承起句，进一步唱出了因时令风物而引起的人生惆怅。 面对千般万样的各色秋景，词人只撷取了最典型的西风、落叶。身处在昏暗萧瑟的景致中，秋声听来格外地悲戚，情融景而出，愁缘境而生。 词人想到自身本是用世之年华，现沦为负罪谪臣，进身之路被堵塞，壮志未酬，前程茫茫，而眉头鬓发竟已斑白，自己的生命流逝不返。 这使得苏轼原本内藏一股“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浩瀚之气，不禁都化作了一抹迟暮之悲，由衷升起。
当忙碌的苏轼，突然闲下来时，他感到自己“老迈”了。这意味着，他发觉因为年岁的增长，似乎“死亡”离他更近了。于是，他心里不由得感到凄凉、痛苦。
下片借景抒怀，感慨遭贬后的困顿处境，道出世间人情冷暖，仕途险恶难行；至诚好友难觅，却多小人当道。 词人曾在所写的《东坡》八首诗中叹道：“我穷交旧绝。”有酒少客，门庭冷落。世上原多是趋炎附势、趋吉避凶之辈，但以苏轼之真诚、直爽、不慕名利之性格，所交之友，应多是正直不阿之人。 盖因“乌台诗案”已牵累平时与苏轼有文字往来的朋友七十余位，在此种政治氛围下，他再也不敢造次。
他受政治环境所迫，身负罪臣身份，远贬黄州荒僻之地，与昔日亲朋往来不便，亦不敢多作文字，其心中之孤寂，可想而知。 在“酒贱”与“客少”的矛盾中，词人将心中抑郁之情倾泻而出，表露了对世态炎凉、变幻莫测的感慨。 “明月”，既是写当前中秋之夜的实景，也是用以象征词人拥有美好的理想抱负，和不随波逐流的高洁人格。
整句一方面可指词人自己才高遭忌，忠而见谤，因谗入狱；还可暗指君主之圣明，但群小当道，为奸佞所蒙蔽，以致真相不明、是非不分。
《古今词话》谓其末句“北望”为表现词人“怀君之心”；亦有人驳之，认为此应为“兄弟之情”，即“寄子由（苏辙）”。玲珑以为两者皆宜，甚至应是两者兼而有之。 苏轼固然关切国家大计，但对亲友关怀之情亦未因从仕而稍减，不然不会在任凤翔判官仕途之初，即对子由说“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是真情流露，亦是对彼此的告诫。苏轼显然重亲情胜过于名利。 而他身为罪臣，虽然仕宦之心稍减，仍然心系国家、关心百姓；他与子由同朝为官又兄弟情深，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化在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当中也很正常。 故“北望”一句含义颇多，既表自身遭遇，又寄思亲之情，还隐有忠君报国之心，不应片面视之，乃可尽观词人当时痛苦矛盾之情感。 此二句与上片似断实连。苏轼由中秋，思及人生的无常；由感己而愤世。但他身为罪臣，忧谗畏讥，不敢直抒胸臆，于是通过吟咏“新凉”、“西风”、“落叶”、“贱酒”、“明月”等，含蓄地抒发出心底之情。
正因如此，他在最后发出了“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的悲慨。 在这中秋佳节之际，无法与亲人共团聚，也无法继续为君上尽忠诚，词人抚今思昔，感觉到生命之沉重，于是各种情绪如潮涌，心头有如浪花击岸，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苏轼因为遭致人生上最重大的挫折，而感到痛苦悲伤。当他从原本经世济民的人生中被迫退出时，回头看看自身，才发觉自己生命之流逝。 然而，人总要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才得以继续在世界中生存下去。 此时的苏轼，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他感受到了生存的压迫和负担，因而产生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探询。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中饱含浓郁动人的情感，尽表悲怆痛苦之念，极富感染力。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苏轼开始正视自己的生命了——无论如何，他总得负担起自己生存于世上的意义。 正是这种“化悲”精神，使他失意不失志，亦驱使着他继续前行。而这隐含的“生命之歌”，才是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宝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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