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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这既是蒲松龄现实生活的传神写照，也是其人生况味的真切描绘。  “穷”仿佛是蒲松龄的宿命。蒲松龄出生时，他的父亲蒲槃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个瘦骨伶仃病恹恹的和尚斜披着袈裟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嫡妻董氏的卧房，他的胸脯上贴着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槃正在纳闷这个病和尚为何进到自己家门？婴儿呱呱坠地，蒲槃从梦中醒来，蒲松龄降生了！他的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和父亲梦中所见和尚胸前贴的膏药一模一样，蒲槃怀疑儿子就是那个病和尚转世。不管父亲的梦境是何预兆，是吉是凶，是真是假， “清苦”二字确实是对蒲松龄一生的概括：成年后，门庭冷落像和尚庙，后来又离开家门四处辛苦讨生活，就像托钵求化的僧人。  蒲松龄长年在别人家做私塾老师，每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这一天，他才能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按习俗要祭灶神，给灶王爷摆宴请他吃好的，送灶王爷升天，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虽然他连祭灶王爷的酒菜都没有，他却写诗希望灶王爷赐给自家仓里万钟粟，再从空中抛下万两黄金。他是那样贫穷，又是那样天真幽默。灶王爷似乎也没有给他带来万钟粟或万两黄金，祭灶神不灵就去祭穷神。除夕之夜，蒲松龄写下了《除日祭穷神文》： 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膠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可恨我终身酸丁，皆被你穷神混！难道说，你奉玉帝勅旨，佛爷的牒文，摆下了穷神阵把我困？若不然，那膏粱子弟，富贵儿孙，你怎么不敢去近？财神与我有何仇？我与足下有何亲？…今日一年尽，明朝是新春，化纸钱，烧金银，奠酒浆，把香焚，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  除夕之夜祭穷神、送穷神，和腊月二十三祭灶神一样，是一种民俗活动。传说高辛氏有子叫穷子，他一生穷困，喜欢穿破烂的衣服，吃腐烂的食物，人们同情他，于是在除夕之夜把破衣剩饭拿来祭他，叫送穷神。送走穷神迎来财神是所有人的愿望。蒲松龄作为生活在古老乡村的下层知识分子，也拥有农民的心理、愿望、风俗和信仰。他把穷神拟人化，使穷神也有人的思想感情与声态笑貌。赋予穷神以社会性，即人性，其行为便无不符合人情、物理、世态。它对那“膏粱子弟，富贵儿孙”，从不去亲近，因为它不敢。它也欺软怕硬，与世俗的人一样，只敢与像“我”这样的“酸丁”纠缠。抱怨穷神只是与“我”纠缠，“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如影随形，不离不弃，“我行尔动，我静尔休”， 仿佛“摆下了穷神阵把我困”。“我”因为被穷神缠身所以一生困顿，因此才决心要把穷神送走：“化纸钱，烧金银，奠酒浆，把香焚，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但穷神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决不肯“弃旧迎新”。 作者借对穷神的抱怨与期求抒写自己的遭际和感慨，描述自己“穷饿其身，思愁其心”的生活现状，并淋漓尽致地倾诉了自己的牢愁与不平。文章不避俗事俗语，既通俗又饶有趣味。但这并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生存困境的诉穷之词，其中也包含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其忧其愤的是“高才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的个人遭遇和社会现实。  蒲松龄长年在外坐馆教书，他的儿子们看到已是暮年的父亲仍风尘仆仆地为生计奔波，心中极为不安，他的儿子蒲箬回忆： “父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故每当吾父回斋，不孝辈绕骑捉辔执鞭，扶曳以升。目视出村，不孝退至私室，不禁涕零自恨：老亲素丝垂领，尚不得安享人子之奉。…迨撤帐归来，年七十矣。”每当白发的父亲从坐馆的西铺骑马回家，儿子迎上前去小心地把父亲扶下坐骑，总是因不能孝敬奉养老父而深感愧疚。蒲松龄七十岁时才撤帐归家，结束五十年的舌耕生涯，回到余室大如拳的聊斋。他是寄人篱下的私塾先生，是命运蹇偃、屡困科场的举子，是地位低下的乡村寒儒。《聊斋志异》是其一生心血所汇，初藏于家，无力梓行，不得不“藏之书笥，以俟将来”，当时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其出神入化、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尤为人所称道。但直到蒲松龄逝世五十年后，《聊斋志异》的青柯亭本才得以问世，蒲松龄及其后代生活的困顿与清贫由此可见一斑。  受儒家思想影响，蒲松龄志在用世而有为。他自小聪慧好学，热衷功名，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19岁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考中秀才，从此雄心勃勃地走上科举这条一般读书人都要走的求仕路、独木桥。但他费尽移山心力，却到老也没有再迈进一步。他在科场拼搏了一生，失败了一生。康熙二十六年，他48岁，“闱中越幅”被黜：“得意疾书，回头大错”，因为考卷书写违反了规定的格式，被取消考试资格。康熙二十九年，他51岁，“秋闱，二场再黜”：乡试的最为关键的头场考试结束，考官已经决定录取他为解元，在第二场考试时他却突然患病，未得终试，将要到手的功名就这样化为泡影。知天命之年的蒲松龄仍在和乡试较劲，而司人事穷通的“穷神”却从不放过他， “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他认为自己完全具备金殿对策的能力，却永远无法通过举人考试这个关口，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他的《咏史》诗表达了怀才不遇的压抑与苦闷： 良马非不骏 ，盐阪徒悲鸣。 美玉非不贵 ，抱璞为世轻。 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 从容起南阳，谈笑魏吴惊。  南阳武侯祠 诗中以诸葛亮的经历说明人的价值取决于社会给他的机遇。假如他一直在南阳躬耕到老，哪里会有三分天下的伟业？南阳隐士和诸葛丞相本是同一个人，是时势让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如果南阳隐士没有机会，就没有诸葛丞相的功名。多少有识、有志之士，因时运不济而穷途痛哭，就像没有遇到伯乐的骏马，只能无奈地拉着盐车而悲哀地嘶鸣；即使是价值连城的美玉，其名其贵若不能被世人所认识，也只能被当成顽石而轻视。诗歌表达了自己愿意像诸葛丞相那样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有青云无路、志不得申的压抑苦闷，其况味，是自己半生潦倒、才莫能展的痛切体验和艺术概括。 唐代文学家罗隐十试进士而不第，在其所著的《谗书·君子之位》中表达了与蒲松龄的《咏史》诗相似的历史感慨和人生体验：禄于道，任于位，权也；食于智，爵于用，职也。禄不在道，任不在位，虽圣人不能阐其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虽忠烈不能蹈汤火。…大舜不得位，则历山一耕夫耳；不闻一耕夫能剪四凶而进八元。吕望不得位，则棘津一穷叟耳；不闻一穷叟能取独夫而王周业。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则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见则不如羸。噫！栖栖而死者何人？养浩然之气者谁氏？ 大舜和姜太公的历史功业彪炳史册，但这种伟大成就离不开社会所给予人的机遇。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又有几人知道“栖栖而死者何人？养浩然之气者谁氏？”孔子在世时，栖栖惶惶忙碌一生，周游列国到处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以失败而告终；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与孔子一样，四处推销其“仁政爱民”的学说，却始终不为所用，不能得“位”。得“位”，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成就事功、有所作为的前提条件，而对于当时的士子来说，只有科举一途。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举子之业，古人出疆之贽也。孔孟生与今日，欲罢不能矣。”为博得一第，实现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的愿望，蒲松龄一生都在科举路上苦苦奋斗，屡败屡战，受尽折磨与痛苦亦在所不惜，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与可贵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人生显晦有时，自古皆然，但蒲松龄的奋斗历史不仅让人读出了悲哀，更让人读出了悲壮。  生活困顿和科场蹉跎，使蒲松龄难以在人间获得精神平衡，于是只好在文学的世界中，在“青林黑塞”的乡井间寻找“知我者”。蒲松龄以诗句“《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表达了自己创作《聊斋志异》的艰辛。“布袍萧索鬓如丝”既是《志异》书成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志异》书成所得到的报偿。小说历来都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尤其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从事小说创作更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务正业，因此，对蒲松龄的热衷于谈狐说鬼，许多人难以理解，他的好友张笃庆就在诗中明白无误地把《聊斋志异》的创作视为毫无意义的事情。他认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误入歧途，是他半生蹉跎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布袍萧索鬓如丝”是“《志异》书成”应得的报偿，奉劝他在举业上努力进取。对此，蒲松龄却置之不顾，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聊斋志异》的创作。像韩非著《孤愤》那样，表达自己愤世嫉俗的感情，并以之寄托自己的理想与志向，抱负与胸怀，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洞察与体悟。但小说之类向来被世俗看作雕虫小技，其地位与意义远在实际的政治事功以下，因此，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受到朋友的劝阻、世俗的嘲笑和社会的冷落，所以才有“《志异》书成共笑之”的悲凉，才有难觅知己“与我同咸酸”的孤独。 文学灵感总是在块垒郁结于胸间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扼穷困顿，终老明经，可谓穷矣！而所著《聊斋志异》可谓文章千古，成为他文学生涯最为辉煌的一页。“物之精华，天地所珍惜，文章亦然。斯文，金玉也，虽埋没销铄，见遗于当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聊斋志异》的乡井气息与山林趣味，不落格套的灵感幻想与叙事境界，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以传奇之笔志怪的最辉煌的篇章，作家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生前的困顿与身后的荣耀，都有赖于他那科举制艺无法牢笼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俊逸才华。这不能不让人因此而感慨亦感叹：贫富穷通谁人定？是非成败岂无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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