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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名的“特修斯之舟”问题可以很好的描述《攻壳机动队》的核心矛盾：假设某艘船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年久老化，或遇上风浪暗礁损坏而需要不断替换船上的元件，那么当那艘船第一次起航之时的所有元件都被崭新的元件替换掉时，它是否还是原来那艘船。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扩展为：如何判断特定时空中的个体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依据是人格、肉体亦或是“灵魂”？ 当观众蜂拥走近零点场的电影院，尽管直男们还是对斯嘉丽约翰逊的肉体感到痴迷，原著粉却无法重拾动漫版带来的哲学思考的兴奋。除了几处特效精细的还原，电影用美式英雄的叙事，消解了原版的日式物哀与幽玄，成了空有躯壳，独缺灵魂的翻拍作品。 更让硬糖君感到窝心的是：女主改装后，由日本人的东方脸孔，换成了美国寡妇的禁欲西方面容。美国人终于认了一个日本妈，可干的还是美国人要干的事。 这倒十足影射了当前美国在亚太的纠结心态：大势将去，弃之可惜。在本来就没有抓住原版神髓的先天不足下，又陷入了种族旋涡的后天畸形。 目前为止《攻壳机动队》首日票房堪堪突破5000万，豆瓣评分6.4。硬糖君终于做了一次原教旨主义的原著粉，很高兴大家看法和我相同。 空壳机动队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科幻作品都深深地扎根于作品诞生时的社会环境。如赫胥黎写于1932年的作品《美妙的新世界》，立足于当时最尖端的心理学成果如发展心理学中的睡眠教育与条件反射教育，还有人工生殖与胚胎控制。乔治奥威尔的《1984》则直指苏联式共产主义社会集权主义情况下所犯的形式大于内容的错误。 《攻壳机动队》也是一部立足于科技前沿的作品。开篇问题的提出，就是以20世纪后半叶人类认知神经科学对大脑了解的深入，以及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兴起为背景。 电影虚构了人脑电子化技术，继而引出了新形式的犯罪。叙事主线便围绕着专门应对新型犯罪的公安九课与黑客“傀儡师”的周旋展开。 攻壳机动队的含义，体现在哲学层面的终极命题为:人与机械的“控制”。 在创作者看来，极度智能的机器，控制人类，唯独欠缺的只是“灵魂”（Ghost）。在未来，究竟会是、应该是人操控机器，还是机器操控人。对这个问题，创作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入探讨。 在原版导演士郎正宗的解释中：无论是“灵魂”（Ghost）还是“躯壳”（Shell）,都有可能会被对方控制。而这种控制，也是相互发展推动的结果，此消彼长，永不停息。 美版《攻壳》在叙事中弱化了对“灵魂躯壳”的讨论，为了塑造《生化危机》类型的女英雄，陷入了“迷茫，救赎，再反攻”的旧套路。因为缺乏对“我是谁”的本质思考，使得斯嘉丽约翰逊的表演变成了“我是谁不重要，但我就是牛逼”的毒药。 尽管似模似样的还原了后仰跳楼、光学迷彩、鸟翅飞机、大战蜘蛛坦克、抻断手臂拉车盖等原版经典画面，但美版《攻壳》仍可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画虎不成反类犬。 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素子的“力大无穷”，成了让观众莫名其妙的“炫技发泄”。当主角的动作缺乏情感共鸣的烘托，再华丽的特效也只是一个空壳。 以约翰逊触摸一个人类女性的嘴唇为例，这一幕本该传达的是“素子对真实人类的羡慕以及虚假义体人的怀疑”。但因为电影缺少铺垫，导致硬糖君以为约翰逊在调戏对方，下一秒要吻上去。 如此尴尬的误会还有不少，导演想要传达原版的一些内核，却“只及皮毛，不达膏肓”，将将就就不痛不痒。 中文屋情结失效 日版《攻壳机动队》电影画面中，总是会不时闪现出中文。从街角的招牌到高楼上的霓虹灯，作为一部从未在中国正式上映的作品，此举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营造疏离感和陌生感。 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在批驳从图灵肇始的计算机“类人理论”时，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中文屋”论证。 针对图灵的“被分别关在两个屋子中的人类和计算机，依靠打字机与外界交流，如果能够让外来的提问者无法辨别两屋中何者是人类，那么就可以判定计算机达到了人类的智能水平，与人类一般无异”。 塞尔反驳道“假设计算机只会英文，而提问者要考察其中文水平，这时计算机利用手边的英文符号与中文符号的一一对应词典来回答问题，这可以说明计算机会中文吗？” 于是原版电影中，对于外国观影者来说无法辨识的文字指充斥着四面八方。身处其中的人们仿佛能够感受到，环境本身在以人类自身无法理解的形式交流着、发展着，那已经不是人类生物机体所能够适应的、失控了的世界。在恐惧或者狂热这两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人类本身也在电影里走上了机械化，即主体“异化”的道路。 可硬糖君想说：“美国人不会中文，我们会啊！” 美版《攻壳》中闪现的大量中文，根本无法对中国观众产生“疏离感”，我们反而会因为去注意犄角旮旯的母语而分神。原作的中文屋情结在大陆市场，直接被大规模“文化同质”所消解。当然，电影不只是拍给我们看的，平心而论它还是完成了部分清晰的主题讨论。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有一名被害者格外引人注目，大脑半电子化的他被轻易修改了记忆，不知不觉中按照“傀儡师”的设定行动，最终被公安九课拘捕。 在审问中，他自身记忆的虚假性被一步步揭露出来，从意念中结婚育有一女到现实中住脏乱的单身公寓，直到他拿出那张自己“心爱”女儿的照片时，观众发现那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影像。 影片阴暗泛青的影调，配合照片中的人物被俯角拍摄、目光呆滞的模样，囿于自己心灵错误意念中个体的可悲意味，无需言语，已入木三分。 另一位被傀儡师控制的个体在无垠的水面上和公安九课的草薙素子肉搏，因为后者使用了“光学迷彩”隐形，所以看起来就像罪犯自己在和无处不在的虚空打斗一样，结果只能是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对他来说，此时正在对抗的仿佛不是草薙素子，也不是某个阴谋家，而是自身被植入的错误心智，还有那个怀有虚构女儿信念的个体。 好莱坞英雄草薙素子 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悲剧意识的民族，它的基本形态就是“物哀”。“物哀”最早出现于日本平安时代的小说《源氏物语》中,所谓“物”指的是客观事物,“哀”为主观情感，主体因受到客体的触动而产生相应的情愫。 受此影响，日本电影往往会在情感细微之处进行出色把握，在自然风物的唯美表现之中营造出一个感伤的情感基调，并于其中融入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展示和思考。从黑泽明所执导的《罗生门》、《七武士》,今昌村平《楢山节考》、《鳗鱼》到岩井俊二的《燕尾蝶》无不如此。 尽管日版原作不乏华丽的场景描写，却于此种绚烂之中透露出无尽的哀伤与悲凉。为了渲染和深化主题，片中的配乐借用了日本古代谣曲的曲调风格，舒缓而有节奏的鼓声配合着诡异深邃的女声合唱，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悲凉意味。 而在美版《攻壳》中，这种“物哀”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英雄模式。与日版悲凉的气氛与晦涩的情节有所不同的是,美版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原型作品中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困惑，塑造了一个《生化危机》式的女英雄形象。 作为一个英雄的象征，斯嘉丽约翰逊经历了英雄叙事中的所有环节(英雄诞生、英雄验证、英雄再生、英雄建功、英雄崇拜),而且拥有“目标(拯救男主久世)、支持者(上级领导古萨)、压迫者(大反派)、救助者(女博士)”等一系列成就英雄的必要因素。 “英雄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美国精神”普遍留存于美国民众的心中，这种精神发轫于著名的西进运动。从早期的西部片到后来大放异彩的超级英雄电影，那种“拯救世界”的初心始终不改。 不同的文化渊源使得《攻壳机动队》的美版和日版，这两部影片最终拥有不同的表达倾向。这种现象在世界电影史上并不少见。斯嘉丽约翰逊最终完成的不是“我是谁”的思考，而是“我是英雄”的救赎。 特效没毛病，改编也全是老美的尿性。只是最后美国女儿和日本妈妈在公墓的拥抱，多少让人感到不自然。联系一下目前的亚太局势，美日抱团的场景或许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特殊安慰”。 其实，《攻壳机动队》的故事还可以看成：五个无房少年的辛酸故事。他们从家里逃出来，在城市的棚户区畅谈梦想，却被政府强拆。随后更是被机器公司强制洗脑改造成“义体人”。 没房住连“人类”都做不成，看着最后母女相拥的“斗兽场”型公墓，无数生命狭促的挤在一起，硬糖君这周末又想去雄安“踏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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