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乙酉考察团顾颉刚

优游哉客栈 20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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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乙酉考察团北山石刻《观音经变相》前合影

乙酉考察团成员中，我迫不及待想写顾颉刚，套用一句现在滥用的话，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像顾这样八卦而有大成就的，罕见！

对于顾颉刚这个人，我先前一无所知，网上词条介绍，说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我不以为然，现在网络上动不动就是什么家、什么大师，就像现在的官场，互相戴高帽，你好我好大家好。记得一次去政府某部门找官员同学，他向同事介绍我，这是*总....对于我这样的小人物，打“总”脸充胖子浑身不自在，后来才知道官场习气如此，我这个体制外的人大惊小怪。

继续网搜，不蛋定了，顾还真是一个大人物，如果是一般人，能和文学家鲁迅打擂台吗？民国时期两人在刊物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闹得沸沸扬扬，整个文艺圈都成了吃瓜群众。而两人之间恩恩怨怨，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网络上热度不减，分成旗帜鲜明的两派争论不休。可见其八卦的魅力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顾颉刚

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我鲁迅就走。——鲁迅

以上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两人剑拔弩张，势同水火。

我就非常纳闷，鲁迅的文学地位众所周知，顾颉刚何德何能，能够成为其对手呢？鲁迅的文章被称为“投枪”、“匕首”，他骂人是出名的犀利，被骂之人无不痛彻心扉，体无完肤，顾颉刚和他对骂，得有多大的胆子！

顾颉刚何方神圣？

说起顾颉刚，就不得不提起他赖以成名的大作《古史辨》。

20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侵略欺凌，群狼环伺之下，救亡图存，有识之士从上到下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不破不立，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

顾颉刚等人在治学中引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古代历史，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不少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等人汇印成《古史辨》，全书共七册(九本)，共收入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三百五十篇，计三百二十五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

1922年，顾颉刚第一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鸣惊人，成为史学界新星，各大学争相聘请。

1926年，厦大聘请顾颉刚主要也是看中了顾当时在史学界的名声。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开始林语堂发给顾颉刚的是普通教授聘书，八月下旬顾到学校时，因其主编《古史辨》出版，声名大噪，林语堂临时又改聘他为研究教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国文系教授。研究教授比教授还要高一级，这样年仅三十四岁的顾颉刚在厦大就等于与鲁迅平起平坐，享受同等待遇了。

如今随着历史文物不断出土，《古史辨》里一些论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其抓住一点，以偏概全，进而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武断而粗暴，但是其“存疑辨伪”的治学思想毋庸置疑，并且经顾颉刚之手，在新中国历史研究中发扬光大，成为现代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必然遵循的指导思想。现在随便找一个历史系学生，哪一个不知道顾颉刚。

这场擂台赛，顾颉刚与鲁迅是否同一个量级的选手呢？

鲁迅，生于1881年，逝于1936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作品《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顾颉刚，生于1893年，逝于1980年，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看《顾颉刚日记》，印象深刻的一点是顾非常自信，提到鲁迅时并非时人那样毕恭毕敬地仰视，而是淡然自若地平起平坐。

顾写给叶圣陶的信中说：“老实说，他（鲁迅）的文学是我及不来的，他的历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及不来则不必排挤，瞧不起更不屑排挤。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顾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和清醒的认识。

中年时的顾颉刚看起来刚毅、威严、自信。

顾在日记中反思他和鲁迅的关系，这样说：“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

言谈中，把自己与鲁迅相提并论。有人要说他狂妄自大，但是我从中看到他的自信，没有因为对手是鲁迅而妄自菲薄；也看到他对自己清醒的认知，“性长于研究”。事实印证了他的说法，他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现在人们研究古史，指导思想和方法怎么样都绕不过顾颉刚其人。

顾鲁二人，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究竟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们交恶呢？

两人的交集是1926年同在厦门大学任教。

以下节选自黄乔生著《鲁迅传》：

在厦门大学，顾颉刚是教师群体中较为活跃的一个。

鲁迅写信告诉许广平：“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它了。”

鲁迅在北京时期，曾同陈源笔战。而顾颉刚则宣扬说，他最佩服的学者是胡适和陈西滢。而且，他并不认为鲁迅是一位学者，而将其视为凭热情和意气发言的文人。

顾颉刚治史学，是所谓的“疑古派”。例如，他质疑“禹”存在，说：“人的力量怎能够铺陈山河？……在‘洪水横流，禽兽偪人’的时候又应做多少年？……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何况举全国的山川统干一下，而谓在几年之间可以成功，这不是梦话吗！”他根据《说文解字》将禹训作“虫”断言：“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大约是蜥蜴之类”的虫。

鲁迅的家乡绍兴，古称会稽，传说禹治水后在此论功行赏，死后也葬于此地，成为越文化的精神象征之一。鲁迅从小耳濡目染，对大禹十分推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

顾颉刚买了鲁迅所有著作读了，在日记中说：“（鲁迅）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鲁迅有三个主义：（1）架子，（2）金钱，（3）党派。”

1927 年 8 月 17 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发挥文字学知识，讽刺顾颉刚道：“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卂即迅，卂实即隼之简笔，与禺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说了这些话，仍不解气，又讽刺道，“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因割掉卵鳅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在司马迁的名字上加个“虫”旁，也是顺手一刺。

顾颉刚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协助胡适做《红楼梦》研究，搜集曹雪芹身世相关资料，深得胡的赏识。

顾颉刚认为，鲁迅之所以厌恶他，是因为鲁迅与胡适不睦，迁怒于他：“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所谓“刺笔”，就是《阿Q 正传》序章中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那句话。

鲁迅不但蔑视顾颉刚的人品，而且还拿顾颉刚的口吃和鼻子红开玩笑。

1934 年 7 月 6 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说：“三根（‘三根’指鼻梁——引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1935 年 11 月，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写某大学里一位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分明是在影射顾颉刚。

顾颉刚后来反思鲁迅对自己不满的原因，说他原来与同乡潘家洵有矛盾，而潘家洵这时也来到厦门大学，说他的坏话，并与鲁迅沆瀣一气，共同来反对他：“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

以上这些言辞都是枝节，两人不和别有一个重要原因，关乎一桩“剽窃案”：顾颉刚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

1926 年，陈源发表文章，指责鲁迅道：“ 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断然否认抄袭，多次为自己辩解，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提及此事：“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用语毒辣，可见鲁迅怨恨之深。

其实，顾颉刚才是《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个说法的制造者。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这段文字引述了鲁迅承认参考盐谷温著作的话，意在说明，鲁迅引述他人观点而“未加以注明”，不合乎学术规范。

实际上，鲁迅在厦大期间，并没有与顾颉刚发生直接冲突。鲁迅于1926年9 月4 日抵达厦门后，一度还曾与顾颉刚同在一处办公、就餐。在9 月8 日的鲁迅日记中，还有“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的记载。当胡适来信让顾颉刚撰写《封神榜》序言时，顾颉刚回信谈到鲁迅：“《封神榜》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覆书。”但查阅鲁迅日记，从1926 年9 月4 日到15 日并没有给日本友人寄信的记录。

鲁迅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后，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顾颉刚随后也来到中山大学。据许寿裳回忆：“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结果，顾颉刚真的来了，鲁迅也真的离开广州。

以上是站在鲁迅角度所写的一家之言，从中大家可以大概知道鲁顾二人交恶的经过。

在鲁迅骂过的人当中，顾颉刚大概是骂得最惨的一个，因为他是唯一受到鲁迅人身攻击的人，酒糟鼻子和口吃被鲁迅用文学放大镜无限放大，因此顾哀叹：“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在给胡适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最后顾忍无可忍，怒而告上法庭。文人骂战，就像两个人决斗，向场外寻求帮助是很不齿的行为，可见顾到了多么无法忍受的地步。

两人最后一次尴尬相见是在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省亲，25日往孔德学校看旧书，顾颉刚亦偶至。

鲁迅信中描述：顾“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两地书》。

所以鲁迅得罪不起，寥寥几笔，就把人钉上了耻辱柱。

顾颉刚同日记载：“今日到孔德，竟与鲁迅撞见，不巧甚”（《日记》第二卷）。

顾是无可奈何，就差说出“晦气”二字了。

这段恩怨对两人影响巨大。

鲁迅厌倦了学校里的钩心斗角，再也没到大学里执教，将更多心血倾注于写作和翻译。有人说，世间从此少了一个名师，多了一个愤世嫉俗、《呐喊》的作家。

顾颉刚此后一辈子都活在鲁迅的阴影中。尤其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为圣人，之前与鲁迅有过论战或过节的文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反面人物。顾在那些年的各次运动中遭受冲击，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羞辱。这对顾颉刚造成颇大的伤害，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想必倘若鲁迅活着，本意也非如此。直至暮年，顾仍然无法释怀，屡次与亲近之人愤愤然辩白这段公案，又在日记中详细剖析，以期自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