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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以往的刑事案件，几乎没有靠模拟画像最终断案的。2003年的韩国电影《杀人回忆》今年突然大火，豆瓣评分飙至8.8分，主要因其案件原型——华城连环杀人案时隔33年终于告破，但最终也并未依靠嫌犯画像帮助警方找到凶手，而是凭韩国国家科学搜查研究院通过对比犯罪数据库得到的发现。也正是因此，利用DNA数据库辅助警方侦破案件再次引起社会广泛重视。 回到本文讨论的“梅姨”拐卖儿童类案件，我国关于相关案件的权威完整数据缺乏，但每年仍可以查到有上万儿童被拐卖。被拐卖儿童多发生在云南、广西、河南等地区，近年来随着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也逐渐转移至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去向一般有几种：被人非法收养、流落街头成为他人获取利益的工具手段、被卖到黑厂甚至国外从事不正当行业，更有的被残忍地摘取器官用于器官买卖。在拐卖的过程中，有些孩子被装在汽车后备箱或行李箱中，导致窒息死亡，没有人知道会有多少孩子死在人贩子手中。 儿童一旦被拐卖，可能会经手多人，很难在短时间找回。就像“梅姨”事件中的申某，尽管人贩子早在2016年就已经抓获，但申某在4年后的今天才被找到。失去孩子的父母在茫茫人海中找寻孩子的踪影，可谓大海捞针。同时因为大部分孩子在被拐卖时只有几岁、甚至几个月，对自己的身世没有任何印象，完全不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家在何处，这也导致这些被拐卖的孩子获救后，警方无法找到其父母，只能将孩子送到福利院。 随着技术的发展，警方也开始采取DNA技术来为这些“走失”的孩子找回温暖的家。因为DNA技术具有个体识别率高、亲缘关系认定准确的特点，是确认被拐卖儿童身份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建立打拐DNA数据库，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地方负责机构一方面对丢失孩子报案的家长采集DNA样本，另一方面对各地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一律采集DNA样本，并将这些数据录入到专门的全国联网的统一数据库。近年来随着打拐DNA数据库的发展，检验信息数量已发展至目前最新要求的30个基因座。有了这个比对库，只要将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血样以及失踪儿童的血样采集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准确查找。如果在拐入地发现有孩子涉嫌被拐卖，首先将孩子和拐入地大人的DNA进行比对，一旦数据比对结果不吻合，则将这些孩子的DNA数据录入打拐数据库。打拐数据库中存有大量拐出地父母的DNA数据，电脑可迅速进行全国范围的远程比对，大大节省了办案时间。 除打拐DNA数据库之外，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帮助拐卖儿童回家。即基于DNA指纹技术的基因身份证（Gene Identification Card，又名基因ID），目前相关技术在国内外已经发展非常成熟，其个体识别能力足以与手指指纹相媲美，因而得名。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精选具有代表性的位点作为检测标准，实现个体的差异识别，并由此生成一份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这份信息将伴随个体一生，不会丢失，亦无法改变。有了基因身份证，寻亲不会再“一波三折”，只需采集未知身份人员的组织细胞，确定其基因身份信息，并将该信息输入相应数据库中，人员相关信息即可一览无余。不论是在人口走失或是自然灾害之后，个体识别工作都会更加简单。 一个健康、和谐、完整的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针对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拐卖儿童、操纵案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的法定职能，设立儿童拐卖防控体系，加强安全监管。例如严格执行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把指纹和DNA等个人相关信息纳入户籍登记制度的范畴，将网络高科技手段与DNA数据库相结合，逐步推进打拐部门电子化建设，终将有益于遏制拐卖儿童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失散多年的家人，但我们仍旧不希望看到拐卖人口案件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儿童失踪的前3小时是寻找的黄金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段，被寻回的难度将变得非常大。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遭绑架且遇害的孩子中，76.2%都是在3个小时中遇害的。因此，一系列失踪预警平台应运而生，如美国的安珀警戒、国内的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等，都是助力于在失踪发生后短时间内迅速调动各方资源、广泛搜集线索，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被拐儿童。 疫情之下，大家都不能出门，但我们相信很快生活将会回归正常的节奏。车站、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请务必注意孩子的安全，相关小贴士整理如下： 综上，我们可知一般人口失踪报案都受24小时时间的限制，但若有证据证明对方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胁或者说对方可能会受到侵害， 那么随时都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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