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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价值观是一个深奥而有趣的话题。如果问，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可能纵有千言万语，却一言难尽。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于广涛教授和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富萍萍教授团队历时十年，通过两个大样本研究，提炼出了包括“谐”、“仁”、“公”、“家”、“悦”、“达”、“新”的中国人7种基本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和轮廓，且还编制了一套包括28个项目的中国人价值观测量工具。小编在编辑这篇文章时收获颇丰，相信您也一样。不信的话，请往下看。  2017年6月23日，国际乒联巡回赛2017中国公开赛，中国选手马龙退出男子单打比赛，并在微博上发布了退赛原因。  有自媒体人在梳理这一事件的脉络时，挖出了前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的一段执教录像，分析了那段训话中透露出的价值取向，然后指出：所有的胜利都是价值观的胜利。 当然，我们的研究不是因为看了这句话才做的，而是研究做完后对这句话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内外交困之时，我们更相信，人们看到这句话后会激发出更多战胜困难的力量。 价值观是什么？ 价值观是人们选择和评价社会行动的内在准则。它既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话题，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既可用于解释个体现象，也可解释群体现象；它就像一座概念桥梁一样，帮助人们建立贯通微观的个体、中观的社群和宏观的社会等各层次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无论个体成长、组织发展抑或社会转型，期间所发生的各类内心的（intra-personal）、人际的（inter-personal）以及群际的（inter-group）冲突和矛盾均与价值观有关，而这种种问题的解决，也最终需要从价值观入手。  总体而言，价值观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首先,价值观是人们内心所坚信的那些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表达个人或社会志向的基本概念。这种价值概念一旦形成，就会起到与人的基本需要相同的作用，不仅会引发相应的社会行动，还会激发相应的情绪体验：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言行，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就会体验到积极情绪，不符合则会体验到消极情绪。 其次，各种价值目标彼此相联，并基于不同的抽象和概括程度形成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内在表征体系，称为价值观系统。在这个层级结构中，纵向反映价值目标的抽象程度差异，横向则反映每个高阶价值目标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同一层级内部各价值目标之间的相容或冲突关系。 第三，不同的价值目标按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排序越靠前的价值目标就越重要，权重也越大，并对其他价值目标具有支配作用，这些价值观构成人们的主导价值观。这种排序关系导致各种价值目标不是彼此独立，而是互倚或自比的（ipsative），相互间存在竞争和冲突关系。  价值观是文化的产物。虽然西方学者开发了多种价值观理论和工具，但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用这些理论和工具讨论中国人的价值观问题，就意味着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中国人，不免会扭曲或遗漏一些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概念和看待价值问题的独特方式。 例如，被广泛应用的Schwartz价值观调查虽然包含关于家庭的内容，但是其测量项目不能完全反映中国人家庭观的内涵及家庭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再比如，Schwartz的普遍价值观理论中的成就和权力是两种区分明显的价值取向，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成就与权力或社会地位相伴而生，很难分开。另外，西方的价值观理论均把相反价值观看作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两极，非此即彼（either/or），而中国人则把矛盾双方看成阴阳的两个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either/and）。  因此，建构契合目标群体的测量工具和理论，对于真实反映中国人的价值观、有效解决因价值观分歧而导致的各类冲突至关重要。我们历时十年通过两个大样本的研究，最终形成包括28个项目的中国人价值观工具（Chinese Values Instrument，CVI-Ⅱ），提炼出中国人的7种基本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s)、价值观轮廓和价值观结构。 中国人的七种基本价值取向 社会和谐（简称“谐”）。具体测量项目包括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生态平衡、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极度推崇和谐的概念。《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传统文化中大量的类似论述构成中国人追求大同社会的理念和主张。 仁爱有信（简称“仁”）。具体测量项目包括诚信、善良、乐于助人、责任心。“仁”是《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儒家典籍着力论述的“仁、义、礼、智、信”已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国人立世的基本原则。 公平公正（简称“公”）。具体测量项目包括平等、知恩图报、公正、自律。公平公正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追求。如《论语·季氏》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等贵贱，均贫富”也是中国社会变革常用的政治纲领。另外，《论语·雍也》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即处理问题时不偏不倚、公平公正、恰如其分。 家庭美满（简称“家”）。具体的测量项目包括家庭和睦、家人健康平安、孩子、爱情。家庭在中国人生命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重大的传统节日，还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称谓，以及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伦理的大量阐述，无不彰显了这一特征。 身心愉悦（简称“悦”）。具体的测量项目包括享受人生、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美、愉悦。《论语·学而》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篇三句即谓“说（同悦）”、“乐”、“不愠”，体现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乐感文化，具体表现为中国人以现在为导向、对现世负责的人生观念，认为只有积极地生活，创造出更美好的人生，生命才有价值。 显达有为（简称“达”)。具体测量项目包括社会地位、荣誉、权力、成就。《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宋代李清照流传千古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些均论述反映了传统文化倡导人们建功立业、彰显价值。 开拓创新（简称“新”）。具体测量项目包括敢于冒险、喜欢挑战、刺激、好奇心。《大学》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就是通过去除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从而实现发明与创造。并且，随着社会变革和技术发展，挑战、冒险、创业、创新等也成为时代所推崇的精神。  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 我们基于2955名参与者的数据对各价值取向进行变量的层次聚类（见图1），7种价值取向首先可以被分为两类。结合每种价值取向的功能属性，并借鉴Schein组织文化定义中整合和适应的概念，我们给出了两类价值范畴的定义。第一类，包括谐、仁、公、家、悦，说明人们追求自我、人际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强调包容和整合，命名为“整合性价值观”。第二类，包括达和新，说明人们对人和事的积极进取，希望彰显个人价值或影响，命名为“适应性价值观”。  图1 中国人价值观的二分系统图示 对整合性价值观、适应性价值观继续二分，谐、仁、公构成一类，家和悦构成一类，达和新则各自为一类，从而构成第二层的价值范畴。谐、仁、公所构成的价值范畴与达所代表的价值范畴均属于在社会层面或群体中呈现的价值；考虑到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包含了自己的家人在内，家和悦构成的价值范畴与新所代表的价值范畴均属于个体层面上呈现的价值。由此，我们把第二层的四类价值范畴分别命名为“属群整合”、“属己整合”、“属群适应”和“属己适应”。 属群整合包括谐、仁、公，强调个体对社会或群体的付出或奉献的责任。属己整合包括家和悦，强调个体所承载的自身修养和家族繁衍的责任。属群适应即达包含的内容，如权力、荣誉、社会地位和成就等，是群体中社会比较时呈现的价值，社会比较也是人的基本内驱力。属群适应与属群整合均为群体性价值，前者强调从群体中凸现或获得比较优势，后者则强调对群体的给予或奉献。属己适应即新包含的内容，如冒险、挑战等依赖个体与环境积极互动实现的价值，更多的是指个体能力成长或新的体验。属己适应也与属己整合形成对比，前者强调个体的进取或适应，后者强调个体维持与生息。  中国人的价值观轮廓 价值观的重要性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比较个体间的差异和个体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时，需要转化为相对分数，通过比较价值轮廓（value profiles）或价值排序来反映价值观的差异。我们对2955个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分别就总样本以及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的样本进行比较。 总体上，中国人各层次的价值观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家、仁、谐、公、悦、达、新；整合性价值观重于适应性价值观；属己整合重于属群整合，属群适应重于属己适应。 从各人口特征上的比较来看，无论性别、年龄还是教育程度，各群体均把家排在第一位，均为整合重于适应。这一价值排序结果与我们10年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体现出对中国人而言，家庭伦理比社会伦理更重要。 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国人凡事都以家为重、强调家族和谐、团结、延续和繁荣的家本位观念。重视整合贬抑适应，也与金盛华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具有亲社会结构，表现为“好人定位”。总体而言，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仍然符合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特点。  属群适应重于属己适应，即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价值感比自己的学习成长更重要。中国人具有社会取向和他人取向的特点，强调人情与面子，这一结果也说明人们倾向于更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反应，或者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 价值观的性别差异也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如Prince-Gibson与Schwartz、黄曼娜、金盛华等、文萍等均发现男女在价值排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价值观与性别的相关可以看出趋势上的特点，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视整合性价值、贬抑适应性价值，更加重视悦、谐、仁，更不重视达和新。这也与其他研究一致，如景怀斌研究发现男性的成就动机明显高于女性，文萍等研究发现男生更看重“雄心壮志的”和“勇敢的”，女生则更看重“宽恕的”和“令人愉快的”，Schwartz与Rubel研究发现男性更看重权力、刺激、快乐、成就和自主，女性更看重仁慈和博爱。 尽管不同年龄群体的价值取向排序差异不大，但总体趋势是，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重视整合贬抑适应，越重视家、谐、公，而贬抑新。这一趋势性结果也与Schwartz的研究一致。 同样，尽管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价值取向排序差异不大，但总体趋势是，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相对而言比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重视适应而弱化整合，更重视悦和新等个体性的价值观，弱化家和谐等群体性的价值观。这一结果也与Schwartz研究一致，教育经历会促进人们接受那些非传统观念或开放的思想，追求个人成就，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这些观念受到强化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人价值观的深层文化结构 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将概念与理论跟社会的历史性、文化性和情境性契合起来，才能保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脉络性及可解释性。因此，除了梳理各具体价值取向的文化渊源，我们还需要把基于数据建构的高阶价值范畴与传统文化中的相应概念连接起来，探索中国人价值观的深层文化结构。 从适应性价值观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及具体价值项目的内涵来看，主要是社会生活中所指称的利益、功利、有利，隐含了对环境或资源的索取和支配，或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即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利”；整合性价值观所对应的是社会活动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关于利益取予和分配的基本原则，即传统文化中所谓的“义”。 “利”类似于西方学者所谓的工具性价值观，“义”类似于西方学者所谓的目的性价值观。但在内涵及包含的价值项目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利中的成就、社会承认在Rokeach的价值观列表中属于目的性价值观而非工具性价值观；如义中的助人为乐、诚信、责任心、自律等价值项目在Rokeach的价值列表中均为工具性价值观而非目的性价值观。  并且，中国人所谓的义，并不是与利相对立的抽象概念，如《释名·释言语》中对义的解释，“义，宜也。裁制事物使用权合宜也。”强调了义的本质是关于利的分配机制或原则，是以利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概念——没有利，就没有义。 解决价值观冲突的可能方向 通过把当代人的价值追求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概念对接，既可以为中国人价值观特点提供文化上的解释，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搭建起实证的桥梁，也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之辩解决当前中国人所面临的价值观冲突问题，正如翟学伟所认为的，义利问题的讨论将是解决中国人价值观问题的关键。 首先，义、利是既定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是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的价值范畴。义利之辩的焦点是义利的对立或统一。如孙熙国与许青春通过典籍分析，总结了《易传》中包含的义利关系，包括以义为上，以义制利；以义生利，利在义中；义利合一，相互为用。曹德本与方妍提出中国传统的义利文化包括四个环节：“人非利不生”、“制礼仪以分之”、“见利思义”、“计利富民”。这些研究表明，古人在解决义利问题时，不仅阐述了义利的法理关系，还给出了义利整合的途径，如以义生利、见利思义，等等。 其次，义与利也有呈现范围的问题。正如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所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读通鉴论》卷十四）。这一观点也与我们研究所建构的价值观层级结构的分化过程相一致：整合与适应（义与利）因其所呈现的范围（群与己）进一步分化出四种二阶价值范畴，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对核心概念——义利问题和群己问题——整合起来，拓宽了我们对中国人价值观内涵的理解。 如果说义利探讨的是价值属性问题，群和己则定义了义利价值呈现的范围。而且，中国人在解决群己关系时具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与西方人强调自我的完整性和排他性不同，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具有互倚性特征。或者说，西方的自我与他人是独立或对立的，而中国人的自我却具有扩展性，并以“自己人”为特征整合和协调“个体—群体”的关系。 这些来自哲学或伦理学的研究提示我们，面对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不一定非要采用西方研究所强调的对立观点：对立价值观位于坐标系的两端，非此即彼（either/or）；而可以把它们看成相生相克的两个方面：类似于中国阴阳鱼中的阴阳结构，亦此亦彼（either/and）。这样，我们建构的中国人价值观理论也可以与组织管理研究的新趋势——双元（ambidexterity）的概念协调起来，从而可以预期为双元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证工具及其背后的中国智慧。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我们通过多个大样本的研究形成了中国人价值观工具，建构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理论，仍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中年轻人、高学历人群占比较高，作为对“中国人”的研究，样本代表性需丰富，应涵盖更多不同年龄段、学历、民族、职业性质的人群，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价值观特征。 其次，本研究识别出的7种基本价值取向还不能完整描述中国人的价值观，各层面价值范畴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检验与丰富，在开发高信度和效度的中国人价值观工具方面仍有发展空间。 第三，当前研究中，属群适应、属己适应各只包含一种价值取向，一是结构上不对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尚处于未分化状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多元价值观的不断彰显，未来这些价值观是否会产生分化，也是我们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人价值观的层级结构特点和演化过程。 最后，价值观与环境、个体经历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价值观与一些企业活动和社会现实指标，如人们的具体行为选择、工作绩效、个体发展以及组织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2] Bond, M. H. Chinese values.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8-226. [3] 杨宜音. 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2): 82-93. [4] 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M.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2: 1-65. [5] 金盛华, 郑建君, 辛志勇.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与特点. 心理学报, 2009, 41(10): 1000-1014. [6] Schein, E. 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1985. [7]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1954, 7(2): 117-140. 本文改写自：于广涛, 富萍萍, 曲庆，刘军，孙聪. 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 测量工具修订与理论建构. 南开管理评论, 2016(6), 70-80. 作者简介 于广涛，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富萍萍，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教授。 编辑|雨辰，猜猜我是谁 排版|刘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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