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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翎 （作家） 社会风气随时而变，自然有好坏美丑不同。所谓 “乾隆遗风”，仅见于游览之处，而 “嘉平公子”的派头，则可谓无地不有。怎不令人慨然！ 回忆解放初期，青年们谈恋爱、选对象的标准，普遍的是先了解对方的出身、历史、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等，即使心里想找一位长得漂亮一点的，也不敢作为一个条件公开放谈，怕人家说是资产阶级审美观、恋爱观。时尚如此，形势使然，处在新旧两个时代大转变的条件下，有志气的青年谁不追求政治进步，谁愿自甘落伍？他们的恋爱观追求的内容高于形式，思想方法有点片面性，并不奇怪。至于那以后曾出现过的“运动恋爱”式结婚，可说是这一片面性的畸形发展，则另当别论。 我这样说，并不是以同辈人的身份去原谅过去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因为就是在“关关雎鸠”的《诗经》时代，好象也不避讳美目白脖子的漂亮，而当时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不存在。可是，现在有些青年，竟以“解放牌”、“开放牌”自诩，从反对过去的片面性而走向另一种片面性，选对象的标准是形式高于内容。首先看个子多高，脸蛋如何，重视外形，忽视“内美” （这是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话），至于政治条件，已降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这恐怕不能简单说成是形式主义，它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同对政治的“看透”有关。讲的是“实惠”：金钱、家具、衣着、房子，等等。不顾修“内美”，拚命赶“时髦”，摆阔气，所以能一见倾心，快速恋爱，闪电结婚。结果如何，悲喜皆有。要说全是个人私事，报刊上为何当作不良社会风气经常呼吁刹、刹、刹！ 人毕竟是要有点精神的。古人常说“酒囊饭袋”，贬斥的就是缺乏“内美”。赶时髦不等于漂亮，更不等于美。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恋爱婚姻，说不上是“美满姻缘”，尽管鸳鸯枕头可以买六对。清朝的蒲松龄早就看穿了这类内外不谐的可笑现象，以诙谐的笔画出其难堪:：“嘉平某公子，风仪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试。”娼门女鬼温姬，“慕公子风流”，“愿奉终身”，遂交好。但公子乃别字大王，写一“谕仆帖”竟“多错谬”：“椒”讹“菽”，“姜”讹“江”，“可恨”讹“可浪”。温姬见之，书其后: “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自恨“以貌取人”，“不图虚有其表”。而公子竟不知所题为何，“折帖示仆”，“闻者传为笑谈”。 笑话只当是笑话。蒲松龄之高明处，恰在于写的笑话出自一位脸蛋漂亮的应过试的试子身上，如果写的是出于学识不多的劳动者身上，那将落于恶趣，笑不起来了。嘉平公子的可笑产生于“内美”之不修且不悟。温姬能觉悟到“以貌取人”之失，则增添了识别“内美” 的能力，故作者赞呼其为“可儿”！“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真把这种人看扁了。 我们何不可反提一种要求：翩翩少年少女，何不把物欲看轻点，努力充实自己的“内美”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讲四美，归根结底是“内美”为先，没有这一点，其他都落空，或者流于“花架子”。“嘉平公子”的后尘步不得，早悟为佳，且将福及子孙。人的价值之一是以智慧贡献于社会，而不是以愚昧来生产笑话，后者结果是导致人格的贬值，越穷讲究越贬得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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