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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康熙五十一年（1712）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立碑于长白山天池东南麓（约4公里），同时指定了鸭绿江源和图们江源，完成了查水源、定界的任务。朝鲜差使员在沿图们江断流处设标时，发现穆克登指定的水源出错，于是将堆、栅连接到了正确的图们江源上。本文参考朝鲜差使员的口供和地方官的报告，18、19世纪朝鲜古地图，以及光绪年间中朝勘界时双方官员的调查报告等，考证出朝鲜移栅的图们江源是图们江上流红土山水，即今天的图们江干流。 【关键词】图们江；穆克登；移栅；李重夏；红土山水   一、朝鲜发现图们江水源的错误和移栅 在中方史料中找不到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的记录，然而在朝方史料《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中都有相关记载。学者们的研究也大多是以朝方史料为依据的，如日本学者筱田治策较早地研究了康熙年间的定界和光绪年间的勘界，著有《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年）。他在此书中引用大量朝方资料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在韩国学界产生影响，他的书也被译成了韩文，取名叫做《间岛是朝鲜领土——白头山定界碑与国境》（止善堂，2005年）。在此书中，筱田治策认为，穆克登定的水源就是光绪勘界时中朝两国勘界人员发现的与碑堆相连的松花江上流（指黑石沟，又叫黄花松沟子），他认为这是“土门江源”，对应碑文中的“东为土门”，并把“土门江”和“豆满江”（指今天的图们江，下同）区别开来。他还认为，朝鲜设栅时就是沿着穆克登定的“土门江源”筑设土堆、石堆以作为境界的，由此产生了后来围绕“间岛”的大纷争。筱田治策并不认同穆克登错定了图们江源，也不认同朝鲜移动了堆栅的位置，而主张穆克登指定的水源就是松花江上流即“土门江”，朝鲜设栅的水恰恰是此水，因此中朝两国以“土门江”即松花江上流为界。他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图们江以北的所谓“间岛”地区属于朝鲜。 韩国学者姜锡和著有《朝鲜后期咸镜道与北方领土意识》（经世苑，2000年），他的观点与迄今为止的韩国学界的观点有所不同，和筱田治策的观点也不一样。姜锡和认为，穆克登想定的是图们江水源，却误定了一条北流之水（松花江上流，指黑石沟），朝鲜在设栅时发现了水源的错误，于是朝鲜移设堆栅连接到了自认为正确的图们江源上。然而正如乙酉（1885年）勘界时朝方代表李重夏所发现的，朝鲜连接堆栅的水也不是图们江源，而是流入松花江的水（黑石沟），可见图们江源一错再错。姜锡和的观点基本符合史实，他既认同穆克登定错了图们江源，也认同朝鲜设栅时原打算连接正确的图们江源却连错了水流。不过，他仍没有摆脱土门、豆满二江说，如他指出：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区别于“豆满江”的“土门江”（指黑石沟），只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一事实而已。 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水源以及朝鲜纠正水源错误、移设堆栅，这在朝鲜史料中有记载。穆克登定界的出发点是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事实，以及这两条江从长白山天池发源的地理认识。基于此，他要确定的是模糊不清的二江之间的长白山边界。据史料记载，穆克登为了查找二江之源，先是溯鸭绿江而上，登上了长白山顶天池，之后从天池南下寻找水源。他发现“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很快确定为江源。图们江源则根据当地土人“东流之水，断流后百余里，始为涌出”的说法，在长白山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寻找江源，指定了一条东流之水为图们江源，并在鸭、图二江源之间的分水岭上立碑，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由于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源和立碑处相隔一段距离，即存在“入地伏流”部分，所以他要求朝鲜趁农闲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栅，于同年六月完成定界回国。 同年八月，朝鲜北评事洪致中带着差使员和劳役人员在图们江上源无水地段设标时，发现水源出错，穆克登指定的东流之水向东流过一段后，继续向东北流，而不流入图们江。下面的两段引文，一个是洪致中向朝鲜政府报告图们江水源出错和设栅情形的疏文，另一个是参与穆克登定界及设栅工程的差使员许樑等的口供。同年十二月，洪致中的疏文如下： 臣（指洪致中——笔者注）率诸差使员到清差所谓江源还入之处。监役差员皆以为此水虽总管所定江源，而伊时事急，不及遍寻其下流，今当立标，不可不一见云。臣使许、朴（居山察房许樑、罗暖万户朴道常——笔者注）两差员同往审见，还告曰：顺流而行，几至三十里，此水下流又与北来他水合，渐向东北而去，不属于豆满江。必欲穷寻，则势将深入胡地。如或逢着彼人，事涉不便，未免径还云。盖清差只见水出处，及第一派二派合流处而已。未尝逐水而下，穷探去处。故不知渠所见之水则流向别处去，中间别有所谓第一派合于第二派，而误认以渠所见者流入豆满江，此固出于轻率之致。既知江源果误，而诿以清差所定，直为设标于此水，则下流既入彼地，不知去向。而疆界之限，更无依据，不无日后难处之忧。臣与诸差员相议以为，既误之江源，虽不可擅自变通，而勿论下流之如何，断流处以上，则固当在设标之中。先自立碑处始役，自上而下，无木而有石，则筑石作墩，有木而无石，则斫木设栅。而今日朝令，初非一举卒役之意，毋求速完，惟务坚牢。未及所谓水出处，姑为停役而归。则江源变通，徐待朝家定议，以为明年继役时进退之地未晚云。则差员辈皆以为可矣。臣追闻樑等急于弥缝，不待朝令，直以木栅属之第二派水源。夫木栅所止之处，即地界之所由分也。两国定界，何等重大。而乃以一二差员之意，擅定疆域于朝廷所不知之水。此则宜加惩治，以重疆事。而江源一款，亦令庙堂从长善处。 洪致中做上述报告以后，一些朝臣要求将擅自移动堆栅的差使员许樑、朴道常等拿问惩治。然而他们被带到首尔后却因赦蒙宥，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是自备局（备边司）审问他们参与定界、发现水源错误及移设堆栅的情形，许樑等的供词如下： 与北评事率役军往赴役所。其带行将校孙佑齐及朴道常、茂山人韩致益等同往，寻到三十余里，则水势渐大，向北而去，不入于豆满江。往来三十里之间，有彼人行迹，故佑齐虑其或与彼人相遇，不欲进去，每每落后。致益则亦以为，渠以边上生长之人，详知彼此地形，此水明是北流，不入于豆满江。如或入于豆满江，则日后渠当被虚罔之罪云。且穆差所谓小流来合处，又为看审，则乃是山谷间数里许横出者。故以此回告评事，则评事以为此水既误，则自立碑处始役，而至于涌出去姑为停役，以待禀定后处之宜当。当初彼我人沿流而下，自即今设标处下至大红丹，各二日半程。则自穆差所指初派处，与即今设标处之间，微有起岸，仍作真长山，逶迤而下至茂山，而其间元无他水来合者。且自穆差所指初派，至即今设标处，相距大约十里许矣。评事所谓第一派，即穆差所指小流来合处，而与即今设标处相距不过数里。穆差所指之水，既为错误，朴道常及甲山人等所指第二派，源流分明，少无可疑之误，则此处立标之外，更无他道。……故与诸差员等相议后，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乾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前后实状，不过如斯。 分析上面两个引文，可以发现以下五点事实：其一，在设栅时，要求重新调查水源的是伴随穆克登定界的差使员许樑、朴道常等，其实他们之前已经了解穆克登定错了水源，估计这是从茂山土人那里听来的。 其二，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是因为他只见到水出处和其下第一派来合于第二派，而没有顺着他所指定的水源“逐水而下，穷探去处”。 其三，同年八月（康熙五十一年），当北评事洪致中发现图们江水源出错时，并没有立刻报告朝鲜政府，而是下令开工，他要求：“断流处以上，则固当在设标之中。先自立碑处始役，自上而下，无木而有石，则筑石作墩，有木而无石，则斫木设栅。”即从立碑处开始在断流处以上（黑石沟）设置石墩和设栅，至于连接到哪一派水源，则“徐待朝家定议”，即由政府来决定。到了同年十二月，洪致中向国王报告时指出，差使员许樑、朴道常等不顾他的命令，不但在断流处以上（黑石沟）设置了堆栅，还用土墩、木栅连接了（图们江）第二派水源，即差使员擅自变更水源移设了堆栅。 其四，差使员擅自用土墩、木栅连接第二派水源的理由为：第二派水源不但源流分明，而且和穆克登指定的初派水源相隔不远，只有约十余里。此外，差使员伴随穆克登定界，因此他们害怕承担错定江源的责任，索性把堆栅连接到了正确的图们江源上，此即第二派水源。 其五，差使员设置土石堆、木栅的情形为：自立碑处开始，25里（朝鲜里）设置木栅和垒石，其下有水的5里和乾川20余里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这里的“涌出处”指图们江第二派水源，这个“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的木栅，就是北评事所说的“不待朝令，直以木栅属之第二派水源”的部分，也就是差使员移栅的部分。有关这一段木栅，18、19世纪朝鲜古地图多有标示（参见图1、2）。 图1：《朝鲜地图》（1770年申景濬依据王命制，首尔大学校奎章阁收藏） 图2：《北界地图》（19世纪后期，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由以上可知，朝鲜差使员许樑等设标时，不但从立碑处开始，在断流处以上的无水地段设置了堆栅（黑石沟），还自该断流处至图们江第二派水源设置了堆栅，后者的长度为40余里，其中只有约5里是土墩，其余都是木栅。这个40余里的木栅就是差使员不顾洪致中的命令，擅自变更水源和移设堆栅的部分。 当朝鲜政府得知穆克登错定水源及差使员擅自变更水源将木栅设置于第二派水源时，既没有按照一些朝臣的建议（如朴权、金镇圭），通告清朝要求重新调查水源，也没有惩治擅自设栅的差使员。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朝鲜认为此次定界多得了领土，即天池以南、以东的空地归属了朝鲜。当时朝鲜的实际控制线即把守线距离天池大约五、六日程，朝鲜考虑如果通报清朝穆克登受谴而清朝派他使来，就不一定如穆克登那样顺，搞不好领土得而复失，所以决定掩盖事实不报。其二，作为界标的土石堆和木栅，连接到了正确的图们江源即第二派水源上。其三，穆克登错定的水源和朝鲜设栅的第二派水源之间相隔不远，“大约十里许”，同时第二派水源位于初派（穆克登本想定此水，却误定松花江水流）的南边，如果说有领土损失，那也是朝鲜受损失，而且损失不大。 二、朝鲜移栅的图们江第二派水源 朝鲜差使员许樑等在图们江无水处设栅时，不顾北评事的命令擅自将木栅连接到了第二派水源，那么这个第二派水源到底是哪一条支流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搞清楚，一方面是因为图们江上流水系复杂，另一方面，穆克登定界时红丹水以上各派支流都没有确切的名称，只被称做第一、二派、三派，或者初派、次派等。曾经深入研究过康熙年间定界和光绪年间勘界的台湾学者张存武指出：“在文献中，探求长白山乱岗中之初派、次派，必然徒劳无功”。 如果单从康熙年间的定界资料入手，确实很难辨别清楚朝鲜设标时连接的图们江水源到底是哪一条，但是，如果把康熙年间的定界资料和光绪年间的勘界资料结合起来，再辅以定界以后出现的古地图资料，仍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从穆克登查水源、定界的过程看，他先是溯鸭绿江而上到达长白山天池，之后从天池东南麓下来寻找鸭绿江、图们江水源。他很快发现“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故既定为境界”；图们江源则根据当地土人入地伏流一段后涌出地面的说法，在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寻找水源，指定了朝鲜人所谓“涌出处”（第二派水源）北面的一条东流之水为图们江源。之后穆克登在鸭绿江源和图们江源之间的分水岭上立碑，这个碑址经后世确认位于天池东南麓十余里处。穆克登继续沿着图们江顺流而下，经数日到达红丹水，经过鱼润江（西豆水）、朴下川（西北川），到达了茂山。在茂山，穆克登吩咐乘农闲时由朝鲜在图们江“断流处”立标、设栅，之后继续顺流而下到达图们江下游的庆源，越江而去。由于火山地形的缘故，在长白山地区伏流后涌出的水很多，至今在民间流传着图们江是“逃亡江”（韩文豆满두만,音似逃亡도망）的说法，大概就是指水在地下伏流。当地土人所持这种地理认识，在穆克登查找图们江水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再对照一下光绪年间勘界时发现的碑址及其东边的堆栅。在乙酉（1885年）勘界时，中朝勘查人员发现碑东边的黄花松沟子（黑石沟）“连设土堆、石堆为九十里”，与之相连的是松花江上流，朝鲜人指此为“土门江”，并把此沟和“豆满江”（今图们江）区别开来，主张土门、豆满为二江。中方勘界代表则指出，碑文所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与碑址的形势不符，碑的西边与鸭绿江源相连，而碑的东边却与松花江上流相连（指黑石沟，实为干沟，与松花江上流靠近），所以怀疑碑址有可能被朝鲜人移动过。然而在此次勘界接近尾声时，朝鲜勘界使李重夏在红土山水附近发现了木栅相连的痕迹。即他发现碑东边的堆栅不单单设置于黑石沟，还连接到了图们江上游红土山水上。据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康熙五十一年定界的水是土门江即豆满江，他把这一情况通过《追后别单》报告给了本国政府，其详细内容如下： 穆克登出来定界，而伊时事迹，俱在北营康熙壬辰定界誊录中。其时往来之路，论难之语，专以豆满江为限。备边司关文有曰：土门江华音即豆满江。以此知悉次，推此一句，豆江为界，又分明。定界碑形便，今以外面见之，则东边土石堆，乃接于松花江上源，当初定界之事实，若可疑。然详考古事，则实非可疑。我国以为土门江者，本有其故。穆克登但以碑东沟道是豆满上源，而立碑而刻之曰：东为土门。故我国于穆克登入去之后数年为役，自碑东设土石堆，东至豆江源。而豆江之源，本不接于此沟，故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而遂称之以土门江源矣。今则数百年间，木栅尽朽，杂木郁密。旧日标限，彼我之人，皆不能详知，故致有今日之争卞。而今番入山之行，默查形址，则果有旧日标识，尚隐隐于丛林之间，幸不绽露于彼眼。而事甚危悚，其实状里许，不敢不详告。 如上文，李重夏通过北兵营誊录和备边司关文，认识到“土门江”实为朝鲜所指“豆满江”，穆克登要定的水就是土门江即豆满江。从碑东边的沟道的形势来看，穆克登原指定碑东沟道（指黑石沟无水地段）是豆满江（今图们江）上源，碑文“东为土门”指此。然而豆满江源与此沟道并不相接，于是朝鲜在此沟道与豆满江源之间的平坡上设置了木栅。正如李重夏所看到的，这一段木栅经过170多年的风吹雨淋全部朽烂掉，这才引发了两国是否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的争论。那么，李重夏发现这一段木栅后，为何一方面庆幸它没有被中方人员看到，另一方面感到害怕呢？此次勘界缘起于朝鲜流民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地区，这些流民为了免于被刷还，以及地方官为了免于受处罚，指出图们江以北地区属于朝鲜。他们还派人踏查了长白山立碑处，结果发现碑东的堆栅并不指向豆满江（图们江），而是另有所指，于是提出土门、豆满为二江，并要求两国共同派人查勘长白山立碑处。如果李重夏挑明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意味着朝鲜先前的主张错误，那么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就要全部被刷还本国，这是李重夏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他既庆幸朽栅的痕迹没有被中方人员看到，又有些担心和害怕。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连接到图们江上源的木栅。李重夏在《追后别单》中描述：“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他在“乙酉状启”中指出：“豆满江上流众水发源中，最近于封堆者是红土山水源，而横隔漫坡，相距已为四、五十里之远”，表明碑东的封堆和红土山水之间地形平缓，约有40-50里（朝鲜里，1里约等于420米）之远。以上两处所指“平坡则设木栅”，及“横隔漫坡，相距已为四、五十里之远”，这与康熙年间许樑供词中的“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基本吻合。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四十余里皆为设栅”的图们江水源就是红土山水，换言之，朝鲜移栅的图们江水源是红土山水。参见图3“丁亥勘界图”（1887年），红土山水是图们江上流各派水中，距离松花江五道白河最近的，同时距离黑石沟的土石堆最近。 如前述，李重夏把土门、豆满为同一条江的事实通报给本国政府以后，在丁亥（1887年）勘界时，朝方不再提土门、豆满为二江，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图们江上游哪一条支流为界。中方提出以三池渊东麓发源的红丹水为界，后来退一步要求以小白山东麓发源的石乙水为界。朝方则一直坚持以定界碑-堆栅（黑石沟）-红土山水为界，并指出这是穆克登确定的“旧界”。如在长坡第三次会谈时，李重夏指出：“此事即申明旧界，而贵局处乃欲别定新界。大小国三百年以来，自有旧界，岂可今日新定他界乎？”中方代表问：“旧界谁知也？府使（指李重夏）知之乎？”李重夏回答：“红土水是旧界也。”此外，李重夏在给国王的报告书中也指出，由于连接红土山水的木栅尽朽而中方代表不肯相信的苦衷，如他在《丁亥别单草》中写道： 此事只缘年久栅朽，自堆尾至红土水源，横距四十里之间，无所标识，则在今日所见，界限诚不分明。然至于大图们之源头，则红土水一派的确无疑。必以红土水为（中缺），然后碑堆自可照应。故臣始终以红土水坚执，积月相持，终无决定之期是白如乎。……臣（李重夏）与华员更商，自茂山府至长坡一百二十里，自长坡至红土水、石乙水合流处八十里，则彼此无疑，既尽勘定。惟合流处以上二派，则以俟朝廷酌夺立界之意照会声明后，各持图回程是白乎弥。未定之源头二派中，立界之限，必自中国总署有所裁夺。而向见总署奏议，则援据图典，已极赅明，红土水之为大图们江头源，庶无异议是白乎矣。惟堆栅一节，是为难明之案。详考康熙壬辰定界旧迹，则当时穆克登但立碑而去，堆栅则依穆克登所议，自我国筑设而已。故堆栅一节，本无中国文字之可凭。而现在形址，则堆在于松花江源，而距红土水甚远，木栅则并无形址。故我虽苦口指证，而彼则冷笑不信，每归之可疑，是为难明之案是白齐。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双方代表在从茂山至长坡，再从长坡至石乙水、红土山水合流处为止，基本达成一致。再往上，中方主张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朝方主张以碑堆-红土山水划界。在谈判过程中，朝方以清朝的《一统舆图》、《会典图》为据，主张红土山水是大图们江，强调是穆克登“旧界”。然而中方代表始终不肯相信，指出红土山水“不接流，不接堆”，怎么能称之为“旧界”呢？也就是说，既不与黑石沟（黄花松沟子）水接流，也不与其上的堆栅相接。中方代表甚至指出，碑可能被朝鲜人移动过，即由小白山、三池渊一带的分水岭移到了天池附近。直到丁亥勘界结束时，中方代表仍主张“移碑一节，亦要彻底根究”。对此，李重夏感到万般无奈，指出：“天日在上，鬼神在傍，两界之万民在下，岂在语言文字之所卞乎？” 图3：《丁亥勘界图》（1887年，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三、图们江水源的错误认识 对朝鲜疆域观的影响 在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水源对朝鲜疆域观的影响并不大。朝鲜人并没有因为穆克登指定了一条流入松花江的水为图们江源，就以为中朝两国以松花江为界，而不以图们江为界了。这不仅因为朝鲜在设栅时更正了水源的错误，将堆栅连接到了正确的图们江源上（红土山水），还因为朝鲜明白松花江流经的乌喇、宁古塔地区是女真人的故乡，朝鲜的领土范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里。 尽管如此，在穆克登定界以后制作的朝鲜地图里，仍可以发现在图们江有一些奇怪的标注。比如郑尚骥制作的《东国地图》（图4），把与定界碑相连的东流之水标为“土门江源”，这个东流之水中间断开，又被标为“分界江”，之后在稳城附近流入图们江。再如《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之图》（图5），把与定界碑、木栅相连的东流之水标为“分界江”，它同样在稳城附近流入图们江，但中间是连着的。如上，这两幅图的图们江以北都出现了“土门江源”或“分界江”，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水流，这是一种错误的地理认识。其实，与之相近的水流是自西向东流的海兰河，也有人把海兰河称之为“分界江”，但是众所周知海兰河并不是从长白山发源的。 图4：《东国地图》（1740年代郑尚骥制作，首尔历史博物馆收藏，首13216） 图5：《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之图》（18世纪中期，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清朝最初要求朝鲜刷还图们江以北的朝鲜移民，但是后来发现移民越来越多有些积重难返，加之从山东来的中国移民数量有限，于是从1882年起决定按照云贵苗民例，对越垦的朝鲜移民实行“领照纳租，归化入籍”的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了朝鲜的激烈反对，朝鲜执意要求刷还其边民。正当此时，1883年朝鲜钟城、会宁府使提出土门非豆满，碑文中的“东为土门”不是指豆满江，要求两国重新查审“白头山定界碑、土门江发源处”。如钟城府使致敦化县知事的照会指出：四邑（稳、钟、会、茂）边民越垦之地为土门、豆满两江之间，穆克登立界时亦以土门为界，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勒石为记于白头山分水岭，白头山立碑处，碑东连置土堆、石堆、木栅为限，下有土门，两岸对立如门，钟城越边甘土山下有分界江，土门则在分水岭查审定界处，豆满则源出本国界内，中外界限向以土门为界，本国只知豆满之外，更有土门之别派，按有故地图为据等。又如，会宁府使的照会指出：“前以钟城、稳城、会宁、茂山民人等呈状，据土门以南，豆满以北所垦之土，即康熙朝穆管定界立碑之内也。” 朝鲜人之所以区分土门、豆满为二江，如钟城府使照会所说“有故地图为据”以外，还因为长白山立碑处东边的土石堆（黑石沟）并不指向图们江，而是指向松花江上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述，是因为从黑石沟到红土山水之间的木栅，在170多年中全部朽烂，只留下指向松花江上流的堆栅。于是朝鲜人指黑石沟为“土门江”，并把它和豆满江区别开来，这就是土门、豆满二江说的发端。 小结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朝派乌喇总管穆克登查水源、定界，他在长白山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查找图们江水源，指定了一条东流之水为江源，然而由于他没有做到逐水而下穷探水源，结果误定松花江上流为图们江源。穆克登回国以后，朝鲜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时发现了水源的错误。虽有一些朝臣建议通告清朝重新划界，但是多数朝臣担心天池以东、以南的领土得而复失，决定隐瞒不报。朝鲜既在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伏流之水（黑石沟）设置了土石堆，又将木栅连接到了正确的图们江源上，此即第二派水。后来经过光绪勘界时朝方代表李重夏的确认，朝鲜设栅的第二派水源是红土山水。据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穆克登确定的旧界是碑堆连接红土山水。 在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并没有因为穆克登指定了一条流入松花江的水为图们江源，就以为两国以松花江为界，而不以图们江为界了。但是1870-1880年代随着朝鲜人大规模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地区，朝鲜的疆域观发生了变化，朝鲜指证黑石沟的土石堆指向松花江上流而不指向图们江，否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目的是为了占据由其边民越垦的图们江以北地区。 光绪勘界时，黑石沟的土石堆依然存在，指向松花江上流，但是从黑石沟的沟尾到红土山水（平地）的木栅朽烂。尽管李重夏反复指证红土山水是图们江“旧界”，要求以定界碑-土石堆（黑石沟）-红土山水为界，但是中方代表始终不肯接受。中方反而指出碑有可能被朝鲜人从小白山或三池渊分水岭移到了天池附近，先要求以三池渊及其东麓发源的红丹水为界，后来退一步要求以小白山和东麓发源的石乙水为界。经过两次勘界，双方解决了土门、豆满为一江的问题，还将边界谈判推进到图们江上游是以石乙水为界，还是以红土山水为界的阶段，然而双方在以“小白山酌定界段”，还是以“长白山东麓酌定界段”上，无法达成妥协，即分水岭上无法达成妥协，而使谈判归于失败。 （原刊《韩国研究论丛》2008年第18辑，部分字句有修改） 声明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版权及转载问题，请联系公众号后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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