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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2014 本可能是敏感的一年。先是年初《红色娘子军》登上春晚舞台，引爆了又一次左右阵营的口水大战；接着是电影《归来》以温情的记忆模糊了历史，却又免不了揭开“样板戏”这道“伤痕”…… 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这部“出身”复杂的影片在票房与口碑上的双线飘红。假使再往前追溯一点儿，那么，2004 年播出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以及广电总局关于“红色经典”改编作品“误读原著、误导群众、误解市场”的批判，似乎也还行之未远。显然，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革命样板戏”（或以之为中心的“十七年”及文革作品群落）如何“归来”？面对这些“归来”的“英灵鬼雄”，我们又是否会有“焉识”之惑？  对于熟悉样板戏的观众来说，第二个问题似乎有些多余。确实，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注定将唤起不少人的“红色记忆”——除了重温那些至今依然能倒背如流的“黑话”外，敏感的观众甚至还能从影片的配乐里分辨出《打虎上山》的过场旋律。然而，如果再仔细端详一会儿片中角色，便可以发现，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远比想象中的更值得玩味。其中，又尤以余男饰演的青莲一角最为惹眼——因为，如果说少剑波、杨子荣等英雄形象，更多地携带着文本的“前世记忆”，那么，这个全新加入的女性人物，显然能更有助于说明本片的“成分问题”。 毫无疑问，青莲是整部影片中最复杂的一个角色。这种“复杂”不在于她的性格形象，而在于她在片中几经“变装”，先后将差异极大的多重身份集于一体。甚至在正式出场前，她的作用就已经显现：作为栓子的母亲，正是她的缺席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动作——“剿匪”，提供了最充分的合法性。如果你还记得小说《林海雪原》的开头：“穷棒子翻身的下场”——包括少剑波的姐姐在内的村民们的尸首，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本片中，支撑革命话语的阶级表述，早已无迹可寻；以血缘为纽带的民间伦理，则“一家独大”地继续作用。接着，青莲以“色诱者”的姿态登场，无疑又是民间伦理所激发的极致想象：“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声声以“嫂”拒之，对听惯了水浒故事的老百姓而言，自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按照这个思路，下一个为青莲预设的身份或许该是《西游记》里的百花羞公主；然而在电影行将结束之际，她却摇身一变，成了好莱坞动作片里被正反双方争夺的“花瓶女郎”——意识到这一点，便大可不必为座山雕干吗非带着“压寨夫人”逃命而耿耿于怀，因为说白了，那只是叙事套路的规定动作，与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毫无关系。一句话，在青莲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民间伦理的价值尺度与好莱坞叙事机制的奇妙遇合；而正是这二者，构成了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的真正成色。青苹果影院  由此，便不难理解本片迄今为止所收获的广泛好评。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同时召唤两类消费群体：一类是好莱坞电影“培育”出的一代年轻观众——对他们来说，本片无异于一部披着红色外衣的动作类型片（《中国队长》？）。当他们为革命影像中的“鸟枪土炮”终于升级为现代化武器而频频赞叹之际，鲜有人在意（甚至知道），小说中真正的“制胜法宝”——“发动群众”已销声匿迹；另一类则是有着怀旧情结的“过来人”——对他们来说，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之类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批判从来不是问题；那些试图从性格深度与身体维度找回“人性”的改编路径，更无异于一串早已过时的刺耳回音，概因其不仅与记忆中的光辉形象相抵牾，而且冒犯了英雄想象的民间传统。最后，也是自然而然地，本片避开了年初对《红色娘子军》的意识形态攻讦，因为它实已压缩了几乎所有可能生成政治意义的文本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克的《智取威虎山》走了一条与当年的样板戏改编正好相反的道路：说的再极端一点儿，面对《林海雪原》这部“革命通俗小说”，样板戏删掉的是“通俗”，而本片告别的是“革命”——“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家国壮志，被偷换成了去政治化的“和平”愿景。 但是当然，你可以辩称这种“通俗化”的革命叙述，说到底只是韩庚扮演的当代青年的“一家之言”。但恰是这个“一家”之言，点中了“样板戏如何归来”的真正要害。我不知道有没有善意的观众会把文本的时空嵌套解读为一种对民族与历史身份的追认，但仅从文本表述出发，这个“硅谷精英”也不过是回国过个年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这儿，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个人成功，充当着“红色历史”在当前语境中的记忆生长点。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当剿匪小分队的“英灵鬼雄”被召唤回来，围坐在年夜饭的桌前时，他们是作为“家人”而非“国殇”，是以为家庭伦理的修复、同时也是间接地为新贵阶层的成功崛起作出过贡献的“亲朋好友”，而不是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英雄儿女”的身份得到回忆、告慰和纪念。在这场看得见的“招魂”中，看不见的，是国家、民族，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民。  所以，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影片开头，那据说是取材于徐克真实经历的一幕：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电视上、手机里的《智取威虎山》片段，构成了影片中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桥梁；恰恰相反，是正片中那个通俗化了的剿匪故事，成为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在遭遇“样板戏”所负载的历史意识形态时，对后者的改写和修订——经过这番“修改”，“幽灵”变得无害，但“魅影”也不免模糊。放在今天，这么说当然不能算作一种批评，但或许可以算作一种思考——就像电影《归来》中一个令我记忆犹新的场景：陆焉识的女儿丹丹借来全副行头，为母亲跳起了她一直渴望主演的《红色娘子军》；冯婉喻看得高兴，却终究没能想起女儿跳的是什么。对“革命样板戏”来说，这是无法归来的归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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