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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断言，以下三种类型的观众是不会喜欢《鸿门宴》这部电影的——务求严谨的历史知识帝、历史剧服装道具考据控，以及太史公司马迁爷爷的死忠。对他们来说，面对连一道菜都没有还敢自称为“宴”的“鸿门”，眼睁睁地看着信史中的一干人等被演的似是而非，还要忍受各种时空上的错乱和美工方面的“穿越”，大概不能不说是一种折磨。庆幸的是，本人不是以上观众中的任何一种，事实上，本人对艺术真实的兴趣远大于历史真实。所以，请允许我诚恳而浅薄地说一句：这确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毫无疑问，将“楚汉之争”换喻为一盘棋，是影片《鸿门宴》最具匠心的艺术构思。而片中最精彩的一笔，也莫过于张良与范增在“鸿门宴”上一番惊心动魄、气场全开的对弈。有赖于此，影片的前半部分虽偶有瑕疵，却仍显得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这种“棋局”式的想象，影片只要一讲到运筹帷幄、兵法修列，便高潮迭起、悬念丛生；而一讲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便立刻拖泥带水、捉襟见肘起来。另一方面，影片在塑造人物“性格”上花费的笔墨，似乎远不及讲述其“行动”时的热情。其结果是，范增与张良这两位“棋手”的斗智斗勇大为出彩，反倒是刘邦与项羽——这两个原该占据核心的人物，多少有些单薄孱弱。其中，刘邦的刻画或许稍强一些，而这不能不说与其最终亦被证明为一名“棋手”有着密切的关系（看到最后的观众定能理解我的意思）。至于项羽，骁勇鲁莽是有了，“刚愎自用”则尚需观众脑补一二；但鸿门宴上不杀刘邦，被彻底改写为受制于人，便大大丧失了我辈最最心仪的那份“道德焦虑感”。当然，比起虞姬，上述缺失又都大可原谅，因为后者几乎是在以莫名其妙的性格演绎着鸡肋一般的“霸王别姬”，顺带点缀一下性别色彩单一的棋盘。  强于“行动”而弱于“性格”，敏于言“智”而拙于言“情”，这是《鸿门宴》里的人物给我留下的最终印象——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棋盘上的两“军”所固有的特征？但我以为，更当留意的，却是棋局的另一特点：长于研“术”、短于论“道”。许久以来，关于对弈双方——项羽与刘邦的褒贬高下，一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在《鸿门宴》的前半部分，楚汉在价值立场上的差异，先后被表现为“以暴易暴”与“弃城救民”、“坑杀战俘”与“兵不血刃”，以及鸿门对弈中的天道“可战”与天道“贵和”。然而，一旦影片将关于刘邦的最后一个包袱抖开，观众便将发现，这场所谓的“战”“和”之争，实不过是一场各为其主的权力游戏（而这，或许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历史的主流理解），这又反过来解释了前面所说的，为何最出彩的人物，非刘、项，而范、张的原因——当楚汉双方成为扁平棋盘两端“公平对弈”的棋手，那些价值信仰、道德人格上可能存在的差别，也被一并悬搁起来（如果不是抹除的话），此时，要去探寻刘项人性中更为深刻的差异，自然成为了难事。青苹果影院 影片的最后，经历“兔死狗烹”的张良，到底还是以一句“是非黑白不容颠倒混淆”，给出了一个褒贬性的结论——但他也许忘了，棋局上的“黑白”之分，是从来只涉利益之争、胜负之判，而断无关乎“是非”之辨、上下之论的。所以，只要你还把历史想象为一盘棋，就绝无可能从中找到，比棋盘更高、比权谋心计更值得膜拜的东西。不知道，这对《鸿门宴》而言，算不算应了那句对景儿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好在，人毕竟不是棋子，历史也未必尽是棋局。这使我们可以用不只一种方式去想象历史，包括历史中的人——他们或丰满或干瘪的灵魂、或崇高或卑琐的人格、或理想或现实的追求。你尽可以把历史总结为功利主义者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而那些不甘为“犬儒”的人们，也尽可以在历史的“演义”中，投射他们的愤懑与理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正统声音之外，总是徘徊着一曲苍凉悲壮的别调：在那里，成王败寇的法则将遭到最坚决的抵制与最无情的放逐；在那里，人们被允许讲述一位并不真实、却绝对生动的英雄，用一种名唤“尊严”的骄傲，永远地嘲笑，那起权力宝座上的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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