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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鲍叔齐桓公乱入高考#管仲，即管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年青时，因家道中落，替人养过马，后同好友鲍叔牙合伙经商。又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任命为相，尊之为“仲父”。 管子相齐四十年，实行法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齐桓公在管仲的协理下，先后主持各诸侯国的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并辅佐周王室，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注重经济，就是要“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这称得上是他的经济思想精髓。 富国必先富民 管子关于这方面的论点有很多。“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即民富是国富的基础。“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也就是说，人民富了则国家不穷，人民穷了则国家必然不富。因此，管子强调，“善为国者，必先富民”。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也就是说，如果仓库的粮食堆得满满的，不愁吃、不愁穿，人民就会讲礼节，知道什么是荣誉和耻辱；如果人民的衣食不足，受苦遭殃，则国家的政令就不会遵行；如果人民不怀念自己的产业，国家就危险了。 很显然，管子主张国家的管理必须从经济入手。只有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国家的财政以及伦理道德等问题，也就会随之解决。管子把经济问题看作第一位，把法令、礼节、道德等等看作第二位，这无疑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的“富民”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管子重农贵粟，把农业看成富民强国的“本事”或“本业”。“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夫国富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粟多则国家富。粟是农业生产的产品，所以先王以农为重，以粟为贵。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娱乐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对农事有利则兴之，对农事有害则除之，就是把对农事是否有利工有害，作为国家兴利除害的主要标准。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生产粮食是君王的“本事”、“大务”，是人民归附于国家的唯一途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可见管子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管子重视提高农业生产力，注重生产工具的改良。他倡议“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锄……试诸壤土”。并制定以铜铁赎罪的办法，增辟铜铁的原料来源。原来农村用的是木石家具和硬度不够、不耐磨的非打即骂熟铁块炼铁家具。在管子的大力引导下，价廉耐磨的铁铸家具得到试验推广，使齐国本来不宜耕作的荒地，得以大量开垦出来。 商业是聚积财富的器具 管子不是极端的重农主义者，不像许多先秦思想家主张“重本（农）抑末（工商）”，而是“重本不抑末”。他认为不仅农业，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关系到百姓的贫富。 管子是商人出身，对商业尤其精通。他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海关、关口），诸侯之陬隧（边境通路），而外财之门户也”。又说，“无市则民乏”。管子把市场形容为天地间聚财的器具，说市场是求得天下财富的地方，千万人在市场进行交易而得到各自的利益。边防关卡是通向诸侯国的通道，是外国财富进入的门户。如果没有市场，则人民的财用、生产和生活的物资就会缺乏。 管子还说，“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意思是，从市场的变化中可以知道国家的治与乱，也可以知道物质财富的多与少，但市场的交易却不能创造物质财富。 商业是一种辅助农业的力量，可以振兴农业。管子的这个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为了发展商业，管子主张“发伏利（开发潜伏而又有巨利的产和事业），输滞积（互通有无，货畅其流），修道途（搞好交通），便关市（关卡集市不征税），慎将宿（设立货栈旅社）”。 两千六百多年前的管子，处在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对商业的认识居然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经济是一个整体 管子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发展。“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对士农工商各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管子还说，“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可见管子不仅重农，而且对林、牧、渔、果等各业也都重视。 管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划分“士农工商”四大社会职业集团的人。主张四民分业，各定居其地，不使杂处。他要求父子相袭其业，不许改业。这样做，有利于工商人口在四民中的一定比例，加强职业的稳定性，有利于培养精通本行专业知识的接班人，防止农奴自发逃亡，流入城市，改业工商，从而避免工商人口不适当的增多。 有了上述经济思想基础，管子在税收、货币和财力运用等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为齐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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