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市，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为中国名城。早在4万年前，唐山的先民就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明宗李嗣源带兵在冀东一带作战，曾屯兵在现唐山市内的大城山上，并在山上修筑了200余丈的一座石头城，取名“大城山”,李嗣源取后唐的“唐”字，称这座山为“唐山”。唐山由此得名。在现代史上，“铁肩担道义”的大钊精神、开滦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当代愚公”精神、“唐山抗震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凝练升华，形成了“感恩、博爱、开放、超越”的新唐山人文精神。 唐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十九世纪末叶，唐山开始形成新兴工业城市的雏形。中国大陆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我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均诞生在这里。 当然，说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首先是因为我国最早最大的煤矿——开滦矿务局在这里。唐山，总是和“开滦”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候补道唐廷枢在滦州（今滦县）开平镇（今唐山市区）勘测煤田，选址建矿，于1878年建立了开平矿务局。1901年，英帝国主义以利诱欺诈等手段霸占了开平矿务局。1906年，清政府又建立了滦州煤矿，但终于在1912年又与开平矿务局“合并”，是为开滦矿务局。此后至全国解放初期，开滦矿务局共下辖位于唐山市内的唐山矿、位于开平北部的马家沟矿和位于唐山市区以东30公里的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开滦五矿”之说由此得名。 林西、唐家庄、赵各庄三矿围绕古冶成三角倚立之势，又统称为“东三矿”。全国解放后，这个地区被编为唐山市东矿区，至1995年改称古冶区。东三矿中，以林西矿建矿最早，因此，围绕林西矿而发展起来的林西这个小市镇也较其它二矿要繁华些。林西，过去称为林西镇，解放后为唐山市东矿区（今古冶区）的林西街道办事处管辖。 1934年12月15日、农历甲戌年（狗年）十一月初九日，星期六，清晨时刻，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于林西南员司房门牌58号一个开滦职员的家里。此后，这颗跳动的心随着历史的进程，历经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唐山到石家庄，又到朝鲜，最后长期生活于山东大地，继续着他的人生历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着中国历史的轨迹。这个跳动的心就是我。参加革命很久以后才知道，1934年12月15日这一天，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于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位于黔东南的黎平县城。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相应决议。黎平决议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战略转变的开始。而我之所以把我的诞生时间和红军的行动联系起来，是因为，后来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支人民军队中度过的，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 我的原名叫徐继儒，后来又一度拟改名徐冠儒，直至开始上小学之前才最后定名徐慧儒，号子英。看来，先父对儒家情有独钟，企盼后代能继承儒家思想。 我的朦胧记忆的起点约在四五岁的时候，也就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正是抗日战争初期。当然，对这样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不可能知道，更是不可能理解的。 从我记事时起，家中有父亲、母亲、四个哥哥，在三哥和四哥之间有个姐姐。兄弟中，我排行第五，是最小的一个，唐山的习惯是把排行最小的称作“老”的，因此，我就成了徐家的“老儿子”，我的乳名也就被习惯地叫“小五头”。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的家庭环境。而这八口之家当时全靠父亲一人支撑着。 父亲徐佐臣，原名徐殿忠，曾用名徐国臣，乳名雪头。生于1880年（清光绪6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日。父辈的家事我不很清楚，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应定为什么成分更是一无所知，我的二哥所在单位于1970年到原籍调查，才知道在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时定为贫农成分。到了我的晚年回原籍时才知道，我的祖籍是在今山东省临沂市的郯城，后迁往山东兖州大安镇安邱府（原称枣林庄）。明朝永乐年间在移民中迁来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大丰谷庄。迁来大丰谷庄时的先祖徐学四，下有四子，我们属于其次子的后代。顺便提到的是我的夫人翟晓云的外祖父徐国相为徐学四长子的后代。据说，如果从我们这一辈向上推7辈，我和我的岳母徐锦棠是同一家人。我幼年时还曾见一位称徐德魁大叔者，属于徐学四三子的后代。我的祖父徐贵林。父亲自幼在家中务农，9岁时父母双亡，据说是因吃螃蟹中毒而死；父亲年仅7岁的妹妹、我的姑姑春兰，也因同样原因而死去。父亲14岁即给人扛活，18岁时又过继给徐科文为子。21岁到东北的沟帮子修铁路桥，父亲每谈至这段经历时，总是用“下天气”这个词，至于这个词怎么来的，我至今不得其详。约25岁，父亲又回到老家，与伯父一起开面食铺。其间，有一段时间是半天开面食铺，半天到开滦唐山矿井下做工。伯父名徐谦忠，游手好闲，“不学好”，抽“白面”，弄得倾家荡产。伯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徐广，次子徐顺。徐广曾在开滦林西矿做工，我幼时似曾见过面，后来又回到了老家。其子徐清信，解放后曾任淮南煤矿某矿长。徐顺早逝，其子徐清章。伯父的后代基本上繁衍于原籍。父亲与伯父分家时，分得土地18亩，草房四间半，其中正房两间半，厢房两间。此外，父亲还继承了被过继家的土地6亩。由于父亲早已离开原籍到开滦林西矿工作，所以，这些财产实际上均未享用过。父亲是35岁时离开原籍到开滦林西矿“大锅房”当工人的，干的活儿就是抬焦子。此时，个人发奋读私塾，学英语；与此同时，还到林西的双盛兴商号为人家管账。以后，又到林西矿的井下拉马。也许是个人勤奋的结果，约在41岁时，由一个叫马义的人，让父亲当了监工。监工在开滦煤矿是什么角色？原来，开滦煤矿对工人的管理是双重体制：挖煤工人由包工大柜采取承包管理，这部分工人叫做“外工”；另外一些工种的工人则属于开滦煤矿自己招收管理的工人，称为“里工”。包工大柜即封建把头，而监工则属于代表矿方利益的技术人员。开滦煤矿把自己的职员划分为高级员司、中高级员司、中级员司和低级员司四个等级。与这些等级相适应，其住宅分配是前两级员司住宅区叫“洋房子”，后两级员司的住宅区叫“员司房”，而工人住宅区则叫“小工房”。与这三级住宅相适应，各自俱乐部的名称是“洋客厅”、“员司俱乐部”、“工友俱乐部”。父亲作为监工，属于中级员司，月薪大洋90元。我们的家也就住在“员司房”内。所谓员司房，也就是开滦中级职员的生活小区。我家所在的“南员司房”位于开滦林西矿的南部方向故名。这是由20多栋平房组成的生活区，住有百余户开滦职员，每户由三间正房和一间厢房组成，各自成一院落。员司房周围有围墙，自成一统。位于大门处有个开滦警察派出所，日夜有警察站岗。林西开滦小学的男、女校都在南员司房的西部，两校之间有一条宽阔的通道隔开，各走各的门。南员司房还有三个小店铺，可以买些零碎的日用品。我从诞生直到1951年7月参加革命军队一直住在这个南员司房里。父亲的出身、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始终保有农民特有的质朴作风，而八口之家靠他一人支撑的局面，又决定了他必须省吃俭用。这样，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生活景况：一方面是个“中级员司”之家，另一方面，却是过着与广大农民无异的寒苦生活。当时，住在员司房内的职员们多数已是西服革履的打扮，而父亲却仍是一袭中式布衣，家做的布鞋，冬季当然是棉裤棉袄，而且在裤脚还要扎上腿带子；夏季到来，别的职员是手执“洋伞”遮荫，而且以之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父亲则是头顶农民下地戴的草帽，唐山地区把这种馒头状的草帽叫“将坡冷”。秋天到了，父亲总要带上我们兄弟几个到野外庄稼地里刨、捡农民收割后剩下的柴禾，在家中院子里堆起高高的柴垛，与开滦职员住宅区的气氛显得那样不协调。当时开滦煤矿把废矿渣用火车拉到林西东部的一个大洼地扔掉，许多贫苦百姓成群地在那里“捡焦子”，每天都是人山人海，而我们这个中级职员之家也常常出现在捡焦子大军之中，捡得一定数量，就用四个铁轮子的小推车推回家中。这样，开滦煤矿固定发给的“煤票”往往被省下来，而以煤渣补充烧用。不言而喻，在这样低标准的生活中，吃当然也是低标准的。成年累月吃的是两稀一干——早晚各一顿玉米面粥，中午是玉米面饼子。为了生活，我们兄弟还曾随父亲到野外挖野菜。对父亲这种持家之道，我们自然难以理解，难以懂得，因而经常埋怨父亲抠惜（吝啬）。但父亲自有其道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本”，这使他很自觉地保持着贫苦农民的本色，保持着勤俭持家之道。他常常利用朱子治家格言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教导我们。另一方面，八口之家只靠他一人的薪金收入来支撑的局面，也不能不使他对这个家庭的“后路”做出考虑。因此，又是一句朱子治家格言常挂在他的嘴边：“未雨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父亲由一位目不识丁的长工到略识诗文并且英语也达到会话的程度，是与他在读书学习上的刻苦精神和惊人毅力分不开的。从我记事起，在家中西屋的书橱里、桌子上、箱子内都塞满了书。这些书大都是线装古书，还有一部分是英文书籍和采煤技术书籍。父亲爱书真是如命，那么大量的书，没有一本折叠、磨损的。记得父亲在上“两点班”时（开滦煤矿井下职员的上下班时间分为六点班——晨六点至下午两点、两点班——下午两点至晚上十点、十点班——晚上十点至次晨六点，三个班次），每晚下班回来，吃完饭已是十一点多钟了，还仍然用好牛皮纸和白线，给每一本书订上书皮，神情是那样的专注，已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订好了书皮，再让毛笔字写得相当好的三哥给每本书写上书名。每值春夏，还要把大量的书籍搬到院中晾晒一番，以防虫咬。记得有一次父亲让我往屋里搬书，无意中把一本书掉到了水缸里，可把我吓坏了，赶紧捞起来塞进了书垛里。还好，父亲发现后，并没有过多责怪，只是说不该塞进书垛里。父亲每天除了忙家务以外，只要稍有空闲就要看书。在他睡觉的炕头边，经常有几套线装书放在那里。睡前先看书，已成了他生活的习惯。当然，父亲的知识也并不是完全靠自学，据说，他的英语就是在当工人时，利用业余时间，请专人教会的。而父亲之所以重视学英语，则是因为在开滦这个英、比（利时）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企业内，一切行文、通话都要使用英文、英语。而父亲的英语程度也果然达到能熟练对话和熟练行文的程度。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父亲逝世后，他的书没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聊以自慰的是，父亲生前极为珍爱的大小两套原版康熙字典和中国第一部辞海，被保存在我手里至今。这些书既是珍品，又是纪念品。我常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家“书香门第”的一种象征。 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自幼喜爱读书。还未及上学年龄就和哥哥姐姐们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还开始读尺牍，什么“膝下敬禀者……”之类的语句在幼小的头脑中已有所记忆。父亲不在家时，还经常翻看父亲的书籍，当然，主要还是看插画。这种对书的酷爱，一直持续到我个人进入老年之后，而且每得一本新书，必先精心包上书皮，用毛笔写上书名，然后再读。读过的书绝不折页，始终要保持新书的模样。现在看，真与当年父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能不说是受父亲熏陶的结果。当然，所读的内容和目的是大不相同了。  出身于贫苦农民，而又广读四书五经之类，使父亲对孔孟之道深信不疑。因之，他也就很自然地用这些思想来修身，来治家，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就弥漫着浓厚的封建礼教的色彩。父亲的这一套在实践中当然不会顺利地得到实现。幼年的我们对这一套抱有很大的反感，常用“老顽固”之类的词语在背地里来形容自己的父亲。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客观地来看，应当说，父亲的那一套固然有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质朴的生活哲理。比如，父亲对封建的等级观念，什么君臣父子、尊卑长幼之类是恪守不移的，在家庭中他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自己的子女有任何异意表现出来。他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之类当作不可逾越的信条，自己遵守，也要求自己的子女遵守。据说，时已至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还要我的姐姐裹脚，只是姐姐和哥哥们的强烈抵制，才未成事实。然而，姐姐在那时终究被迫扮演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角色，因而未能进入学校读书。另一方面，父亲又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做人，他嘴里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语是“成人者如禾如稻，不成人者如薅如草”。要求我们要走正道，不能“坑蒙拐骗”，不能“吃喝嫖赌”。要求我们要有独立自强的精神，生活、办事要立足于“万事不求人”。当然，这实际上是根本办不到的，但这对于立身做人要把立足点放在哪里，是有启示作用的。父亲还特别要求我们人生处世要刚直不阿，最反对“溜须拍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能不承认，父亲这些做人的哲学对我后来的成长有着隐隐约约的影响。 谈到父亲对我的影响，不能不谈到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由于我在弟兄中排行老末，而且我诞生时父亲已50多岁，可谓老来得幼子，这使我成了家中的宠儿。生活条件虽然不好，却常常让我“占尖”，父亲经常给我以特殊的优待。记得幼时在院中玩耍，父亲常常向我摆下手，我立即会意，跟随父亲而去，到了街上独享父亲给买的好吃的东西。有时甚至到饭馆里给我买一碗饺子让我自己吃，父亲则在一旁含笑而视。在开滦煤矿有职员专用澡堂，父亲还常带我到那里去为我洗一个痛快的澡。说来，我也学得乖。夏天父亲在躺椅上看书，让我给他扇扇子，我就乖乖地执行这个职责，直至父亲在清凉中酣然入睡。家里偶尔吃一顿面条，总是父亲在炕边亲自压面切面，为了防止面板向炕里滑动，我要趴在炕上用手推着面板，一动不动，直到父亲把面条切完。在兄弟中，我是最听父亲话的人，从后来的长过程看，我也是唯一没有顶撞过父亲的人。直到多年后我成家立业，我对父亲过去的做法都能加以理解。未能更多地在父亲面前尽孝，以报答父亲养育之恩，是我一生中引为憾事之一。 一方面是开滦煤矿中级职员的地位，一方面是全农民式的寒苦生活；一方面是人口众多，家庭经济疲惫不堪，一方面是我又常能独享某些优待。这就是我开始迈出人生之路时所面临的生活环境。而这时的家庭境遇，还可以用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哀叹来概括：“老的老，小的小，老婆还有病，日本还不走。”为要说清这一点，当然还要谈到我的母亲。  ★军旅原创文学与您一路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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