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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到1951年7月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入伍，也就是我的读书经历中从初中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到初中毕业，是我经历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也是我个人人生道路的巨大转变时期，是经受革命启蒙教育并最终走上革命军队生涯的关键时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作为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始于1948年11月6日，止于1949年1月10日；平津战役始于1948年11月29日，止于1949年1月31日。唐山市解放时，淮海战役已进入第二阶段，而平津战役正处于第一阶段，其中解放唐山正是第一阶段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大举入关。有时到开平去，在车站上见到人民解放军以铁路输送、汽车、步行三种方式，如滚滚铁流急驰平津前线。这些东北野战军不仅在士气上、也在装备上胜过了国民党军队。任何人仅从这些军队的外部形象上都可以得出一种必然的结论：国民党的失败是注定的事情。浓烈的大战前的气氛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大地上发生着强烈的震动和剧烈的变化。我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立即被眼前的大变化所吸引、所熏陶、所感染，并迅速地投入到了汹涌的大潮之中。从12月12日到本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方面逐步感受到解放的欢乐，一方面又感到茫然，似乎还不知道在解放了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对于应该教什么、学什么，怎样教、怎样学，都在等待着新的答案的到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学校已经停课，老师也只要求学生进行课程复习，或者开展一些文娱活动，至于这个学期是否进行了期末考试已记不得了。总之，好像一切都在等待新的东西的到来。然而，历史的大潮是不会停滞也不会等待什么的，革命的洪流更会主动地推动人们的苏醒。放了一个多月的寒假以后，从1949年初开始，一切都在急速变化着，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为革命之风劲吹，政治空气日浓。首先表现在课程内容上增加了政治常识，当然讲的都是革命的道理，记得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被编入其中。语文课本是仓促之中新编的，内容比较短浅，记得有“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列宁在理发馆”、“小二黑结婚”等篇章。古文已被排除，数、理、化等课程基本维持原内容，有的采用了新的课本，例如物理就是改用严济慈所编的物理课本。开滦中学原来对英语要求较高，一般初中毕业时可阅读一些英文书刊。而高中毕业时则可达到较为流利地对话和用英文行文的程度，这大概也是出于为开滦矿务局培养人才的需要。而解放后则改为由个人选修英语或俄语，逢这节课自由参加。现在看来，这对于学习外语来说是一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本来英语是我的强项，此后则停滞不前了。政治课和语文课的老师，实际上扮演了政治辅导员的角色。即使是教数、理、化的老师，似乎也以向学生讲革命道理为己任。特别是在形势发生变化时，老师们往往结合教学给学生们讲时事讲座。仅1951年第二季度，就有语文老师李梦景讲的“抗美援朝，誓为保家卫国而战”。副校长兼政治老师姚洗尘讲的“反对武装日本及片面对日媾和，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合约”“爱国主义的学习与实践”。教动物课老师张金声讲的“中国人民坚决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为实现决议而斗争”“个人出路和组织需要”等等。特别是原来就属于进步的老师，则表现得更加激进。学校有两位亲兄弟的老师，哥哥杨伯允教英语，弟弟杨淑清教物理，被学生们称为“大杨”“小杨”。“小杨”不仅教我们物理，而且兼我们的班主任，常给我们讲时事、讲革命道理，对学生思想状况进行讲评。应当说，作为刚刚解放了的学校，我们的老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这确实体现了“教书育人”。除了学校自身教学的转变，党的各级宣传教育部门也都极为关注着中学生的思想教育。记得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后任唐山市委书记）杨远，唐山市教育局长娄平，都不止一次地到我们学校讲时事，讲教育方针。正是在党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我们这些中学生们不仅继续提高着文化水平，而且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也逐步在头脑中树立起来。这个时期最能反映历史转变的，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迁往北平。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了理论和政策的准备。9月21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当天下午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来知道，代表陆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是六十七军的一九九师和二○○师部分部队。正处于初中二年级的我，和全校师生共同欢庆这个盛大节日，学校停课三天，开庆祝会，扎彩灯到开平游行，尽情欢乐。五十年后，在欢庆国庆五十周年时，我曾做七律描述自己的欢快之情：“五十年前东方红，天安告晓世吹风。扎灯绕街欢腾日，学子赤心正启蒙。五十年后天日中，改革开放国运升，骑车观景迎国庆，老夫热望赖新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巨大鼓舞下，学校的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政治空气更加浓厚。这种浓厚的政治空气，除了体现于教学活动之中，也反映在日常行政生活里。全校有学生会，其执委由各班民主选举产生，每个教学班除了由老师担任班主任，还由学生中选出班长、作为全班同学的代表，并主持某些民主活动。各班划分若干行政小组，这些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小组会经常召开，或者是生活检讨，或者是进行品行鉴定，或者是评选劳模。有时还举行全班的生活检讨会或总结会，在班长的主持下，同学们发言极其踊跃。学校也经常组织各种有积极意义的活动，例如，十月革命纪念会，冼星海纪念会，鲁迅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会，校庆二十三周年纪念会等。有时还举行“时事座谈会”，围绕当前正在发生的某个重大时事，由到会同学谈认识、谈感想，最后，由校长或老师作总结性发言。每年要举办一次演讲比赛，题目自定。1950年春我代表初二丙班参加比赛，还得了个第一名。学校发给了写有“前进的号召”的镜框，挂在了教室的前面。在所有的各种活动中，都贯穿着追求进步为荣、落后掉队为耻的思想。这些活动虽然都带有探索的性质，但这种充满着进步、民主的生活氛围，的确在不断地培植着同学们的进步思想、民主意识和组织观念。在校内充满着浓厚的追求进步的氛围的同时，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50年9月21日，全校同学步行20余里，到唐山火车站参加欢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路过唐山的大会。记得当时介绍代表团成员的是吴晗同志，虽然只有半小时，却很受鼓舞。1951年1月20日，我们又专程到唐山市立中学听取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归来的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的传达报告，我们学校还敬献了写有“我们绝不能等待和平，必须去争取和平”的锦旗。还到市内参观“公安展览”、“关于特务案件及取缔反动道会门”展览。参加地方举行的纪念“二七革命运动”、纪念“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主义侵略朝鲜侵占台湾等集会、游行活动。参加修建唐山机场的义务劳动。当然，参加社会活动最多的是进行宣传，学校有秧歌队、腰鼓队，我是腰鼓队成员之一。我们曾数次打着腰鼓，到本地的街道、工房，到开平，到附近的农村，宣传土改，宣传发展生产，宣传抗美援朝。即使是在寒假暑假期间，我们同住一地的同学也组织起来，到林西附近的石佛庄、塔陀等地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既有面对广大群众的宣传，也有挨门挨户的宣传。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同学们接触了实际，开阔了眼界，充实了自己。如果说，学校强有力的思想教育使同学们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广泛地接触社会使同学们充实了实践经验。那么，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活动和各种文化建设，就使同学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着净化灵魂的熏陶。伴随着解放，革命文艺的新风立即吹进了校园。印象最深的，是到开滦俱乐部看冀东军区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革命部队的文艺团体演出的文艺节目。激烈的阶级斗争、强烈的阶级仇恨、阶级感情震撼着我的心弦。不久，还是这个冀东军区文工团，又在我们学校高中部的露天舞台，连续三个晚上演出京剧《闯王进京》。这些全新的文艺演出，不仅其内容是全新的革命内容，而且演出的形式乃至舞台装置、灯光布景也都是从未见过的。 
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敞开心扉，让这些革命的思想内容进入自己的精神领域，并发自内心地称赞演出水平之高。历史常会给人以满意的巧合，后来，随着冀东军区被编为六十七军的二○一师，冀东军区文工团的一些同志也进入了六十七军的行列。若干年后，长期在六十七军工作的我，竟然和一些当时在舞台上演出的人们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其中包括曾任六十七军文化处长的黎星、曾任六十七军组织处副处长的艾玉符，而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黄世仁之母的白初，则是曾任二○○师文化科长的朱希明的爱人，晚年也在山东淄博市同住。还有一次，偶然在开平看到了在广场演出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后来才知道，这是在为当时正驻于开平的六十七军后勤部等单位演出。而我在七十年代初曾在六十七军后勤部政治处任副主任。解放之初，我们自己的国产故事片还比较少，但是连同苏联的影片，还是有目不暇接之感。平时，只要开滦俱乐部有电影就去看，在放寒假暑假期间也经常到林西开滦矿第二、第三俱乐部去看电影，“革命”的电影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1950年3月11日，在马家沟开滦俱乐部看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这是以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地堡的枪眼、掩护部队冲击前进的真实事迹拍成的影片。斯大林曾说过：“这是共产主义的奋斗者，这是德国匪徒的大罪人。”我在看了这部影片后，曾写了一段新诗，最后写道：“让我们踏着你的血迹向前进攻！让我们高喊着你的名字吓倒敌人！”为了看到苏联的新片《攻克柏林》《青年近卫军》，我们曾步行20多里到唐山市内的新华电影院去看。而在看第一部国产彩色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时，因为排片紧张，我们是夜间三点起床前往马家沟开滦俱乐部去看的。这些新戏剧、新影片所表现的新思想、新境界，不断地充实和净化着学生们的心灵。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革命文艺、先进文化的春风迅速吹绿了开滦中学的校苑。各种墙报如雨后春笋，同学们在这块园地上尽情地阐发自己对革命道理的理解与实践。用粗糙的纸张印刷的革命书籍立即摆满校图书馆的书架书桌上，印象较深的有刚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论革命人生观》等。文艺书籍更多，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有才板话》以及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刊登的“石不烂赶车”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买革命书籍也成了一种时尚，我买的各种书籍不少于10余本。刚刚接触革命道理的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从这些书刊中吮吸着营养。各种合唱团、队被组织起来，极其有规有矩地开展活动。我被具有全校规模的、影响最大的“胜利之声”合唱团吸收为团员，我们排练的《淮海战役组歌》在全校、在马家沟开滦俱乐部、在唐山市若干场合演唱，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排练的《黄河大合唱》在全市有相当影响，1951年5月6日，被邀请到唐山人民广播电台录音，而后曾数次播放。还记得在这个大合唱中有一节女声独唱“黄河怨”，我们没有女同学，就由一位嗓音清细的同学尹桓年来唱，居然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在电台播出时与女声无异，据说这位同学在多年后，曾在唐山广播电视局做领导工作。特别值得记忆的是，1950年1月5日，由初三乙班同学排演的歌剧《赤叶河》在开滦俱乐部开始演出。我至今也难以理解，他们是怎样克服困难、成功演出的。时隔两天，高三乙班自编自演的话剧《走向光明》也获得了成功。这种炽热的文娱活动，即使是在寒假暑假期间也不间断。我们“胜利之声”合唱团在假日期间，由分住五矿的团员组成分团，继续排练和演出。全市的、校际之间的各种联欢活动，都以多彩的文艺节目为主体。位于唐山市内启新洋灰公司院墙内的淑德女中是开滦的女子中学，与我们开滦中学被称为“兄妹学校”。每年淑德女中同学要到我们学校访问联欢，届时全校停课，迎接女校同学的到来，互相交流、座谈之外，就是跳集体舞，互相演出联欢节目。1950年和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全市大中学生都曾齐集唐山市的马场举行盛大联欢。1950年的五四青年节当天因下雨，所以推至5月5日。全校同学于下午两点出发，步行20里，于四点到西北井开滦小学休息，五点半到达马场。首先由唐山学联负责人方生同志讲话，而后由各校演出文艺节目，我校演出的是“淮海战役组歌”和“青年大合唱”，博得热烈掌声。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当日，在本校高中部小操场举行纪念和联欢活动。记得高一的同学演出了诗朗诵“史歌”，高三同学演出的诗剧“争吵与呐喊”。5月6日，在唐山马场举行全市学生联欢，我们的“胜利之声”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留在记忆深处的是，六十七军文工团演出了草原舞、双人舞，部队还表演了刺杀节目。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六十七军正处在入朝作战的前夕。后来知道，六十七军是解放后第一个进驻唐山的部队。军部于1949年9月进驻唐山市，其下属的一九九、二○○、二○一师分别配置于塘沽、秦皇岛、葫芦岛地区，担负卫戍京津的任务。正因为六十七军和唐山有这个“缘分”，在我的1951年5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着：“下午开中代表队与胸佩67A的六十七军代表队比赛篮球，67A攻守皆不得法，故以15比41遭挫。”谁知二十多年后，在我任六十七军宣传处长时主管六十七军篮球代表队，当然，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解放刚刚两年的时间，然而在党的正确教育方针指引下，通过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深刻的教育改革，学校迅速由国民党统治状态下的学校，转变为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化的培养人才的基地。广大学生逐步实现着人生观的转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成为思想境地的主旋律，初步懂得了个人利益服从祖国需要的道理，这在1950年底第一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全国学联和团中央同时向全国青年发出了相应号召，因此，这次的“招收”实际是一次动员和号召。这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三年级学生为主。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志愿军入朝作战刚刚两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参军将意味着什么。然而，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参军热情十分难能可贵。我在这次参加军干校的热潮中，也经受了考验。12月4日，《决定》传达到学校后，当天下午，班里召开座谈会，许多同学当场表示了坚决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态度。12月5日，在动物课时间，张金声老师讲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重大意义，指出每个同学在祖国号召面前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2月6日，在上代数课时，葛云圃老师讲了全校同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形势，号召大家踊跃报名。12月7日，上政治课时，张鸿仪老师进一步讲了这次报名参加军干校的情况。上地理课时，李立元老师向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鞠躬致敬。实际上，此时同学们已无心再上课了。12月8日，部分同学以“回家去和家里商量”为由回家了。12月9日，由驻唐山市的六十七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冯杰来学校做报告，介绍部队情况，激发同学们参加革命军队的热情。这位军队干部身着呢料军装，头戴毛皮军帽，显得英姿勃发。他的形象就是一种动员，加之一口“北京话”，内容既很随便，又颇有文采，因而给同学们以很大的感染和教育。记忆中，这似乎是我首次听到解放军中有文化的干部的讲话，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解放军的文化素质的一面。我当然不能预见到20多年后，我会成为六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长。12月11日，上午由副校长姚洗尘、教导主任张云寿做前段动员教育情况的总结，而后在各班的会上由个人正式表示决心，我表示了坚决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心。这天下午，由个人到学生会领取志愿书。12月12日，早自习时间由个人填写志愿书，上午全校到开滦俱乐部举行报名和宣誓典礼，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同学们个个表现得慷慨激昂。高三学生孙瑜说道：“我们每天都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学们，你们怒吼吧！”顿时，激昂的口号响彻会场。而这一天正好是唐山市解放两周年，使这个宣誓典礼更增加了一层意义。当天下午，唐山市人民医院来校为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检查身体。晚上，校的保送委员会进行审查。12月13日，经过学校的初审，我因身高不够标准，加之刚够十六岁，而未获通过。学校立即部署做好未获通过的同学的工作。12月14日，去唐山市送审的校团总支书记张弓引带回了最后获得批准的同学的名单，由校锣鼓队敲锣打鼓地到各班送喜报。同时，应同学要求，经省、市政府批准再增加报名名额。我们初三丙班的名额已定，下午在高中部北楼前举行了欢送合影。事有轮回，57年后，当开滦中学八十周年校庆之际，我又把这张合影照片，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寄给了学校。12月15日，第二批补报的同学到唐山市体检，各班分别召开欢送茶话会。12月16日，雪后放晴，阳光明亮。这是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在校的最后一天。下午一点半，全校齐集开滦俱乐部举行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大会，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佩戴红花、献锦旗，校长、老师、同学代表讲话，开滦矿务局的胡管理也专程来参加欢送会，并讲了话，晚饭聚餐。父亲由于听到了有关信息，于下午由林西来校，得知我和四哥均不属此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之列，也就放心地回去了。晚上举行文艺晚会，十一时许才又回到学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迅速收拾东西，实际上这一夜全校都彻夜未眠。17日凌晨四点，集合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去唐山市内集中。和这些同学握别之际，百种心绪，难以表达，只记得赵森同学紧握我的手说：“我们啥时候才能相见呢！”至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到此结束。让我记下我们初三丙班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的名单：到长春空军预科总队的有：杜金亭、张彦斌、田锡增、陈富、赵立成、胡振东、吴立行、韩国圣、梁福庭、谢炳召；到北京军委气象学校的有：赵森、张顺文、马友三、马振超、王学山、崔志远；到齐齐哈尔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医士学校的有：刘诚森、马国棣。革命的大潮席卷着大地。追求进步，以“革命化”为荣的新风也必然反映到我的家庭中来。工人出身，早对就社会风气厌恶至极的大哥，极为顺畅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各项主张。1951年，作为开滦煤矿解放后首批吸收的党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哥早在上中学时就是进步学生，曾经拟前往解放区投奔革命，可惜中途被国民党军截回而未成。还在解放前，从他那里就看到了《论解放区战场》《评中国之命运》以及冀热辽日报等进步书刊。可以看出，三哥在全国解放前就是一位追求进步、积极靠拢我们党的先进青年。难怪在唐山解放前夕，人们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时候，他却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八路军（人们仍称解放军为八路军）来了，我去迎接。”解放后，三哥立即以积极分子的姿态出现，很快成为开滦林西矿的财经委员，努力学习俄语（在中苏友好时代学习俄语被作为追求进步的象征）。1950年8月，经一位叫李新民的同志介绍，不公开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党组织尚未完全公开）。原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姐姐立即参加了妇女识字班（虽然姐姐已有一定文化基础）会计课的学习，为后来正式参加工作打下了基础。而家庭中这种追求进步之风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四哥的参军南下。1949年初，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第四十六军随营学校在唐山市贴出大幅招生广告。当时年仅17岁的和我同在开滦中学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四哥，没有和家中商量，也没告诉我，便和几位进步同学毅然到唐山四十六军招生站报了名，并被批准入伍。记得那天我正在上课，四哥从我们教室的窗外招呼我出去。告诉我说，他马上就要随四十六军来接的同志前往部队报到，嘱我将他的学习、生活用品带回家中。我不否认，在这突如其来的瞬间，心头掠过无限的依恋，涌动着离别的伤感。虽然当时我似乎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于此刻应表示什么。四哥就是这样走上了革命军队的道路，而首先迎接他的就是随军南下，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光荣而艰险的任务。四哥参军后，家中成了光荣的军属。在我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1950年2月1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在寒假中的我同二哥到区政府领取军属的优待粮。下午，小学生到家中来送灯笼，上面写着“光荣军属”。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几位公安机关的同志来家中拜年，还送了贺年片。我也分享了四哥参军带来的光荣。没想到，1950年4月初的一天，我由学校回家时，突然见到了仍然穿着军装的四哥。原来是四哥随四十六军南下途中，由于劳累加之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得了“肺浸润”。经休养稍稳定后，经组织决定由湖南醴陵四十六军驻地复员回家。这一年的下半年，即初中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四哥仍回开滦中学复课，恰巧与我同班。不久，四哥就担任了校共青团总支副书记。由于四哥的参军，使我又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之外的第二个军——四十六军。后来知道，四十六军原来也是冀东部队。1947年8月15日由冀东军区的三个独立旅，挺进东北，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詹才芳任司令员，李中权任政委，此即为四十六军的前身。后来，1985年四十六军撤销时，将其所属的一三六师划归六十七集团军建制，还是我和一位副军长前往接收的。解放后，父亲已退休在家，经济方面有两位哥哥在开滦工作，因而没有什么忧虑。总的说，家中充满着一种进步的、相对平稳的气氛。然而，一件不幸的事和一个意外的事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不幸的事，是慈如母亲的大嫂的逝世。本来大嫂患脊椎结核做手术后，在家中躺在石膏床上休养，情况日渐好转。但正在此时因为一件不公平的事生气，受到了刺激，病情急转直下，因而又二次住院。正在马家沟开滦中学读书的我和四哥，每于星期六返家时，必然要到医院看望大嫂。不久，四哥参军南下，这样就变为我一个人在回家时到医院看望大嫂。每次大嫂都要问：“晓儒为啥没来？”我只能以一些理由搪塞。大嫂终于知道真相后痛哭起来，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挚的、完全无异于慈母的疼爱的表露，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每忆及于此，都感到无限的遗憾、留恋和痛楚。二次住院并未能使大嫂病情根本好转，回到家中后，情况日益恶化。在失去希望的情况下，从石膏床上抬了下来，这意味着已经放弃了治疗。幼稚的我，此时还做了一件虽然出于对大嫂的怀念却十分荒唐的事情：我找来一块白布，用钢笔写上“纪念”两个字，请大嫂用彩色丝线沿着笔划绣下来。大嫂平躺着吃力而激动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事后，当我明白这一举动将给大嫂精神上带来多么大的刺激的时候，愧疚、自责长久长久鞭挞着我的心灵。而这个沉重的纪念物一直放在我存于唐山家中的我自幼一直使用的小书橱中，直到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被埋于废墟而丢失。事情终究没能跳出预料，1949年7月29日的下午，正处于度暑假的我刚刚从林西职工图书馆回来，远远看到二哥从我家所在的林西南员司房大门走出来，手里端着“桃盘”朝着围墙的墙根走去“送纸”。这是典型的家中死了人的祭奠仪规之一，我立刻意识到是大嫂逝世了。急速跑回家中，大嫂已被安置于灵床上。我至今永觉遗憾和愧疚的是，虽然满腹哀伤，却未在大嫂床边痛哭一场，在最后的时刻表达我对这位如母的大嫂的感恩之情。几十年后，当我思念大嫂的时候，曾作“陡河出贤女，抚我胜生母；逝世久已矣，思及泪难堵。”表达了我久久拂之不去的哀伤。
当时，大嫂的母亲、我的大姨正在我们家。次日，由我独自赶赴大嫂的原籍唐山东郊的东越河庄报丧，请来表兄张启荣共同处理大嫂后事。记得发丧的头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哥哥守候在停在当街院门外的大嫂的灵柩旁，通宵达旦。次日，大嫂被安葬于古冶东庄义地，与我的生母李氏、大哥的生母王氏为伴，长眠于地下。后于1953年9月，两位母亲和大嫂的遗骸迁至林西东工房的“沙子坑”，又于1954年4月移归原籍唐山东南的大丰谷庄祖茔，父亲逝世后亦安葬于此。 1949年底，大哥续弦，与第二位大嫂张瑞兰结婚。这位大嫂虽家在唐山以东的王盼庄，但长期住在其在市内工作的哥嫂家，所以从气质、衣着方面看完全是城市妇女形象。大哥这次结婚时，我曾从学校请了假，专程回到林西家中，参加了大哥大嫂的婚礼。我与这位大嫂接触时间不长，但给我的印象是文静贤淑，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阅历较广，我们叔嫂之间相处还好。我参军后同这位大嫂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56年首次探家，到赵各庄矿大哥家住了两天；第二次则已是1980年探家时，在唐山的侄女贤德家中，见到了大哥蒙难后已改嫁多年、苍老很多的大嫂。此次见面，心情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意外的事，是三哥的突然被逮捕。历史情况是，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3、4月份，我们学校师生曾两次参加了在东缸窑和我们学校大操场举行的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及对反革命分子正法大会。就在这样的高潮中，1951年4月9日上午，父亲突然来到学校告诉四哥说：“你三哥被抓起来了！”原来，父亲是去唐山某监狱探视三哥路过我们学校的。一向积极进步的三哥突然被捕，当然犹如晴天霹雳，把我们都打懵了。而当时正处于全国范围的“镇反”高潮，任何人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都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为刚刚参加四十六军因病复员回来并担任开滦中学团总支副书记的四哥，立即在当晚通过学校的广播喇叭，代表我们兄弟俩表明了态度。其实，当时对于三哥为什么被捕，我们毫无所知。后来，直至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后，1952年初，在“审干”中，为了向组织上交代清楚这一问题，我给四哥写信询问三哥被捕的具体原因时，四哥抄录了判决书上说的什么“收听美国之音”“阻挠其弟参军”等，而没有说加入什么反动组织，这已给事情本身留下了问号。而我也只能表示坚决划清界限。六十年代初，六十七军政治部曾对此进行了调查。得知按唐山劳改部门说法是“因在狱中立有大功”而提前于1953年9月释放。1962年4月10日，六十七军政治部做出批语：“徐慧儒入伍后，对上述问题已先后主动向组织上作了交代，且能划清界限，正确对待，可按一般复杂亲属关系看待。”三哥出狱后，被劳改单位留用，做会计工作，后来其宿舍也是住在公安楼。一次，我回家探亲时，曾与三哥相遇。他谈到判决书上所列罪状中，除收听美国之音属实外，其它则是被刑讯逼供造出来的，而且收听美国之音的情节也不是因为什么“亲美媚美”，而是因为婚姻不顺心，作为消愁解闷而收听的，后来不慎在和同事闲谈时说了出去。就在三哥被捕后两个多月，迎来了第二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高潮，从而使我光荣地走进革命队伍的行列。1951年6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决定》要求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必须在上一次招生的基础上，再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招收一次学生，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从七个方面对招生的具体办法作了规定。当时，我们已进行完初中毕业考试，按照惯例，此时学生均可回家，等待考试成绩的公布。但学校宣布，虽已考试完毕，仍要在校继续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6月27日晚上，班主任杨淑清老师向我们讲了有关军事干部学校还要招生事宜，并宣布自次日起停课。28日早操后，校长林昂向全校传达了政务院的决定以及省、市的要求，明确指出，此次军干校招生以初、高中毕业生为重点。而后，组织同学讨论，老师们也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动员。29日，教动物课的老师张金声严肃地指出：“每个爱国青年面对祖国的召唤，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30日，班主任杨淑清老师找本班的同学逐个谈话，进行动员。这天晚上，全体师生收听了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学校组织学习刚刚发表的、由著名作家、战争年代曾任冀中七分区即二○○师宣传科科长的魏巍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后来知道，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毛主席旋即批示“印发全军”）。学校还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口号——把一切光荣都送给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由个人在班会上表决心。由于有了前次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思想基础，我明确地表示了个人的态度和决心，并说了两句颇带天真的豪言：“我爱父亲母亲，更爱人民；我爱我的家庭，更爱伟大祖国。”随即，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国防先锋队。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学太可爱了，是经得起考验的。初、高中毕业班的绝大多数同学毅然放弃升学的打算，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当然，也有的同学在考验面前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有位从小学就和我同班并形成竞赛对手的同学，此时采取了以回家与父母商量为由而一去不复返的方法，躲过了这个高潮。果然，他得以顺利升入高中，考入清华大学，并曾留学苏联，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1997年9月，我应邀回母校参加校庆七十周年活动，恰恰与这位分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同学相遇，看来他有说不出的窘意，而我的心情是自豪而平静的。7月2日，在各班表决心的基础上，全校齐集高中部小操场举行报名仪式，我毫无犹豫地报了名。下午，学校公布了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光荣榜，我的名字赫然在上。7月3日下午，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到唐山开滦医院进行体检。晚上，与四哥畅谈，四哥对我多所鼓励与嘱咐，同时交给了我早已写好的信。这封信至今仍然保存在我手里。半个多世纪过去，斯人已逝，然殷殷嘱咐，犹响耳际。兹将信之原文抄录于下：暂时的分别了，是愉快的，是真正永远的快乐。为了人民，为了祖国，我们青年人的责任就是应该这样的，永远记住吧！家中的一切不用惦记。我一定照着我们理想的那样去处理。依靠大哥、三哥维持家庭经济；永远维持二哥的生活；培养姐姐使其发挥其智力；保持作为军属的光荣。这些保证能慢慢地实现。不要惦念，切记。再有就是精神食粮，多通信。我一定能这样做，详细地介绍家里的情况，放心吧！最重要的，也是我应当说的是：这次你光荣地走向战斗岗位上去了。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的缺点，需要及时地、适当地改正。在你来说，就是“个性尚强”，可以说，由于“个性强”，随时就可以引申出许多的缺点，是最要不得的，要有勇气将它抛弃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工作能力尚待锻炼。团结同志，努力学习、工作，向老同志学习，切把小知识分子的意识以至生活习俗抛掉，面向工农，锻炼成为一个十足的党的革命战士品质！最后我要求你争取作个光荣的共青团员，并且要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遇到暂时的、有希望解决的困难不低头，不丧气，最后的光荣是青年人的。我感到敬佩，年仅长我两岁的哥哥，当时能写出这样具有浓厚政治含意的嘱咐信；我也感到惭愧，四哥当时指出的缺点，由于个人没有及时引起重视，以至在以后的长期征途中曾遇到了一些坎坷；我更感到欣慰，在总体上我没有辜负四哥的期望。这个夜晚，兄弟之间真挚的长谈，永远铭刻于我的内心。7月4日早晨，从高中部方向传来的锣鼓铿锵之声由远而近。到了窗前才看清楚，原来是报喜队来了。记得是一位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给我戴的红花，后来到“民主墙”去看，贴在墙上的大红纸由林昂校长亲书的金字的被批准参加军干校的名单，其中我当然也在其内。当晚，再次得到被正式批准的通知。一切安排立即都转入了“告别和欢送”活动。7月5日下午，在高中部小操场的露天舞台举行欢送大会，会场被布置得五彩缤纷。会上，给参加军干校的同学佩戴红花，献锦旗。校领导、各位代表、参加军干校的代表讲话，气氛极其热烈。会后摄影留念，我参加了两个合影，一是初中毕业合影留念，一是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合影留念。遗憾的是，由于旋即离校，竟然没能得到这两个珍贵的合影。父亲得到校方通知后，于下午来校，面对已确定参军的我，没有阻挠，只是嘱讬和期望，并给了我五万元（旧币）。父亲还带来了姐姐用一张小纸条给我写的几句话，原文如下：“敬佩的慧儒小弟：你已光荣地参加军干校了。我希望你走后要时常来信，我一定给你回音。你要保重身体健康！祝你前进吧！时间已到了，不能长谈，姐静贞1951年7月3日早”从这小纸条上简短的几个字，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继承了母爱的姐姐，当她给她最小的也是最疼爱的弟弟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是何种心绪和表情。这个小纸条理所当然地被我保存至今，偶尔阅及，总是阵阵酸楚涌上心头。那天晚饭是在高中部小操场举行露天聚餐，饭菜很丰盛。由于心绪翻涌，吃不进去，饭后同父亲到马家沟西侧的铁路西边面谈一切。父亲谈及他的身世，特别是谈到三哥刚被捕，我又要参军离家，使我深切地为父亲的今后孤独而伤感。当晚举行了欢送文艺晚会，由学校演出自编的文艺节目。记得由孙叶堂老师和杨伯允老师合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片断，获得热烈掌声。晚会结束后，又同父亲在常老师的宿舍长谈至次晨两点。回到寝室匆促收拾东西，同学间相互写纪念赠言。只是到了这时，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华北军区的第六高级步兵学校。我们班本批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赵青春、韩子栋、李长富、袁伯爱、王德发，也都被分配到了这个军事学校。7月6日，早晨很早起来，收拾好东西。先送别父亲，拿出二哥给的一个小本子请父亲题字，父亲用颤抖的手写了“一路平安”四个字。我在下款注上“父手迹，1951年7月6日晨于开中12寝室。”送父亲一直到马家沟西南的“小西湖”旁，父亲又反复做了叮嘱，说了声“握握手吧！”我紧紧地握住了他因工伤缺失了一只无名指的手，我看到父亲流出了热泪，而后转身徒步向唐山市内走去，而他却是去探望刚刚被捕入狱的三哥的。我怀着离别的伤感，擦去眼中的泪花，踽踽返校，准备出发。早饭后告别母校，我们站在扎着红绸、挂着欢送标语的车上，向母校告别。班主任杨淑清老师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最后说了声：“祝你为祖国立功。”我也知道，我是杨老师十分钟爱的学生。四哥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挤到我所乘的汽车旁边，只说了声：“努力学习，常来信。”也被挤走了。汽车徐徐开出母校大门，马路上欢送的师生和工房的群众人山人海。就这样，在一片互道珍重的告别声中，我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穿着母校送给的黄色短袖针织衫乘车前往唐山交通大学集中。日后，在一篇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汽车逐渐由慢到快，透过车后扬起的飞尘，还可以看到母校师生在向我们挥手、在跳跃、在不断地把帽子抛向天空。再见吧！母校，您辛勤的培育得到了收获，您忠实的学生将为您增光，我们正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个角落的开拓者，母校，祝你前进。”到唐山交通大学集中后，当晚，唐山市委、市政府在唐山最大的饭店鸿宴饭庄举行宴会，欢送全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饭后，在马场举行欢送大会。市的领导讲话，给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同学赠旗、献花。我清楚地记得是市教育局的局长娄平同志给我戴的红花。市里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本纪念册，封皮印有“赠给唐山市参加军干校的爱国青年们”。内有李力果、阎达开、宋敏之、史一、娄平等领导同志的题词。会上还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7月7日晨六点半，我们被分配到第六高级步兵学校的同学，在前来迎接的该校的马干事带领下，从唐山火车站乘车出发。列车员见我们是参加军干校的同学，还给我们表演了文艺节目。中午十一点到天津，由于距转车时间尚早，马干事领我们到和平路的劝业场、中原公司一游。下午六点，转乘津浦路火车，于夜间一点到德县，再换乘德石路火车，于8日晨六时到石家庄南的土贤庄站下车，步行至东兆通村，这就是高级步校直属大队二队的驻地，而大队部则驻在西兆通村。从此，我迈进了军营，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军队生涯。
徐慧儒，1934年出生，河北省唐山市人。1951年参军，1952年从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分配至六十七军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1954年抗美援朝回国后，先后在二○○师政治部干部科、组织科工作，后任二○○师干部部、六十七军干部部秘书、六十七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二○一师副政委、六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退休后坚持勤学奉献，任六十七集团军军史馆筹建工作总顾问，主编六十七集团军军史画册《血火铸辉煌》，编写《六十七集团军简史》，为地方机关院校作辅导报告200余场。2014年被民政部、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军休系统先进军队离退休干部”。 ★军旅原创文学与您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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