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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音乐文化,融歌唱、舞蹈、器乐为一体,尚未形成后世严格的声乐、器乐等门类划分,器乐是当时综合性乐舞艺术的组成部分之ー。从文献记载看,早期"乐"的概念非常宽泛,既指声乐、乐器,也指舞蹈和诗歌等艺术形式。 《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歌、舞、乐(器乐)都是"乐"的一方面。音乐史家冯洁轩对"樂"字的考证表明,其上部的"么"(音要)为乐字古音;表形的"木"字很可能是人们在举行盛大风俗性歌舞活动时,在歌舞场地中心竖立的木杆或大树。（树在古代人类活动中的意义）这类乐舞场面在当今一些民族的活动中仍有遗存,这些木或树都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同时也是歌舞场地的标志。因此,"乐"字古义很可能是对商代以前远古乐舞场面的生动描画。
中国远古时代的器乐文化,与当时的歌唱和舞蹈紧密相联。这种歌、舞、乐位一体"的原始乐舞,和其他原始艺术一样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具有宗教、巫术、游戏、征战、娱乐等文化功能,或用以表达男女爱慕之情,或发挥与言语相近似的交际沟通作用,是当时混生性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的诸多新石器时代彩陶盆,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彩陶盆、甘肃武成磨咀子乐舞纹彩陶盆等,便向我们生动展现了远古先民日常歌舞的真实场景。远古吹管乐器情况,首推"伶伦作律"的有关记载。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钓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日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风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这里提到的"大夏之西"、"阮隃之阴"等地,已渺远难考,有人认为可能是昆仑山一带。伶伦裁竹管,以确定黄钟音高,又根据某些鸟类("凤凰"是一种被神化的鸟)的鸣叫,确定出十二律吕音高。伶伦制成的十二根律管,是我国较早的吹管乐器,也是乐律的重要标记。
在音乐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将一个八度音程(即振动频率相差倍的两音间的距离)按一定方式分成十二份,可得十二个不同的音位,每一个音位为一律,十二个音位共得十二律,分别以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伸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标记。考古文物与文献情况表明,我国音乐中的"十二律"观念,可能不早于西周时期。《吕氏春秋》所说伶伦听风凰之鸣以别十二律的传说,将音律发明归结为一人一时之事,应是先人附会。但其论述中指出音律高低基于律管而确定,则反映出乐器这种音高的物化形态在乐音系统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执干成舞",就是以干戚为舞具(乐器)的乐舞表演。这样的舞蹈为什么能使苗部落屈服?人类学调査表明,澳洲土著在战争前夜,常唱野性的歌曲以激发勇气;战争开始之前,会有一男子"来到一队土兵前,唱歌而又跳舞";原始部落间的战争,也常常用跳舞开场。可见,远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乐舞在军事上的重要价值。 所谓"执干戚舞",或许就是有关作战的演习和操练,以便从精神上压倒对方,使之不战而降。东汉刘熙照《释名・释言语》说:"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古代舞、武二字常相互通用,也反映出舞、武共同的古老渊源。事实上,远古时代的许多乐器,都是从生产工具甚至战斗工具演化面来的。如许慎《说文解字》说"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可知作为土鼓框架的"缶"原是盛酒器皿。"缶"和"干"、"成"用于乐舞表演,反映出远古乐器与日常生活器具的密切联系。
弹弦类乐器是远古乐器的另一重要品类,与先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朱襄氏时期,阳气蓄集"果实不成",土达便制成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则故事说明,远古人们相信乐器和器乐演奏拥有某种超自然力量,乐器被视为与自然斗争的有力工具(虚幻的工具),拥有沟通人神的神圣地位。事实上,远古时期的一些弦乐器,也是从生产、生活器具演变而来的。 例如,弓箭发明以后,弓弦便逐渐成为一种弦乐器。《吴越春秋》所载"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时唱的《弹歌》,很可能就是在弓弦弹拨下歌唱的。国外原始部族中也有类似例子,例如弓弦是印第安人舞会上的必备乐器,非洲布须曼人的原始弦乐器"歌拉"也是从弓演变而成的。在以乐舞为主要形式的远古音乐活动中,乐器与器乐文化承载的并非单纯是音乐审美,而且还拥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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