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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我们说到，由于宋仁宗在张尧佐事件中的违规操作，以至于激起了百官们，尤其是台谏官的激烈反对，其中，唐介更是一骑绝尘，在百官们都偃旗息鼓后，凭一己之力向宋仁宗等人大开嘴炮。最终，在宋仁宗「贴心」的看护下，唐介被贬谪到了遥远的祖国边疆……说起来，这件往事就发生在仁宗皇帝治下的皇佑年间。而在皇佑之前，就是那段让后人无比叹惋的庆历岁月。
提到庆历，最先映入我们脑海的，想必就是由范仲淹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这段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变法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了时人与后人太多的遗憾与不甘。就像二十多年后同样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所要面对的，同样是北宋王朝自建国以来便埋下的，以至于到了仁宗朝时积重难返的「冗余」问题。
对此，北宋官员宋祁早在庆历新政开始的四年前，就曾在奏章中就「冗余」的问题向朝廷发出了警告。在宋祁看来，彼时的北宋王朝正面临着「三冗三费」的严重积弊，所谓「三冗」，便是冗官、冗兵、冗僧道；所谓「三费」，便是道场斋醮、寺观建设与部分不自觉的官员对国家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可以说，宋祁对「冗余」问题的认识准确且深刻。
正如近代学者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的那样，
为宋代财用之蠹（d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国史大纲》
 钱穆 钱穆提到的冗吏其实就是宋祁所说的冗官。不过，用词虽有不同，问题确是一致。在诸多难以根治的「冗费」难题面前，北宋所积累下来的国家财富，确实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对此，生活在仁宗年间的名臣包拯，就曾在《论冗官财用等》中向朝廷痛陈积弊道，
「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若不锐意而改图，但务因循，必恐贻患将来有不可救之过矣。」——《包孝肃奏议》
在包拯看来，冗余问题为北宋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朝廷对此若是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其结果必然贻害无穷。至于那一句「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更是将北宋面临的财政窘境描绘地淋漓尽致。
这并非是包拯的杞人忧天，就拿仁宗一朝的财政状况做例子。在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国家当年的财政节余已经所剩无余。而这种财政状况的出现难免令人诧异。以宋仁宗的爷爷，也就是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的财政情况做对比。相较至道末年的财政收入「余大半」，北宋在皇佑元年的财政收入虽然翻了近六倍，不过其支出却也翻了十倍有余。
此外，以宋仁宗的爸爸，也就是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年）的财政情况做对比。相较天禧末年，北宋在皇佑元年的财政收入略有下降，不过在天禧末年，北宋的财政收入尚能节余六分之一……
不难看出，自北宋建国以来，其国民经济与财政收入迎来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此相对应的，北宋的财政支出也水涨船高，甚至赶超了财政收入。比如在宋仁宗的继任者宋英宗的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在这一年便出现了财政赤字。而此时距离皇佑元年，只过去了16年；距离至道末年的「余大半」，也只过去了68年。
对于这一切，站在国家最高点上的宋仁宗又怎么会不知晓。根据《宋史》的记载，宋仁宗曾在庆历新政开始的前夕，在数日内不断召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人物，并针对改革的事情，不断向他们询问当下有哪些大事急需处理。面对宋仁宗如此急切的求变心理，一向以铁汉柔情形象示人的范仲淹，也忍不住在私下里跟别人吐槽：「皇上对我可以说是信任至极，可是做事情也要讲究个循序渐进，更何况咱大宋的弊病已经积累太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扭转改变的啊」。
最终，当宋仁宗又一次赐给范仲淹自己亲手所写的诏书，并为此特意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官员入阁逐条奏对后，再也顶不住宋仁宗求变压力的范仲淹，终于在退朝后写下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其中的十项意见，也在随后的庆历新政中，被官方当做发布改革命令时遵循的纲领性意见。
可惜的是，这场针对北宋王朝「冗余」，尤其是「冗吏」积弊的第一次改革尝试，仅仅推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被宋仁宗下令叫停。而这，既牵扯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改革触犯到太多利益阶层的既得利益；也涉及到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的朋党争议。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和朋党联系在一起？而朋党又和宋仁宗叫停新政有何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庆历新政与朋党之争 所谓朋党，简单来说便是大臣们在朝中缔结的利益或政治共同体。这不难理解，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无论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资源，进而沆瀣一气攫取更多的利益；还是单纯为了在险恶的官场中生存下去，不得不报团取暖；抑或是为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为了实现胸中的政治抱负相互砥砺……总之，朋党的出现不是偶然，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轻重，与影响的大小罢了。
不过，无论朋党因何种原因出现，对于传统时代的君王来说，朋党即是威胁。对此，唐代名臣李绛曾向唐宪宗做出过精准论述：
「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 。」——《对宪宗论朋党》
而唐宪宗的孙子唐文宗，在面对朝野上下愈演愈烈的牛李党争时，也屡屡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引自《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的哀叹。
可以说，在北宋之前，世人对朋党的认知大体持负面态度。对此，孔子的那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引自《论语·卫灵公》），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而韩非在《韩非子》中的那句「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更是将山东六国的衰落与朋党联系在了一起……
不过，在北宋时期，士人对朋党的认知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正如活跃在宋太宗时期的王禹偁（chēng），就曾在其所撰写的《朋党论》中，就朋党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朋党论》
在王禹偁看来，朋党的由来可以追溯至尧舜时期。不过，对于朋党，我们倒不必一味贬斥。因为在朋党之中，亦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别。而区分的关键，就在于其对君主是「直」是「谀」。
王禹偁对朋党的讨论最终落脚于结党之人对君主的态度上，而这颇有新意的认知，也首开北宋士人对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讨论。此后，在仁宗推行新政期间，面对守旧派以「结党」为由大肆攻击变法派，作为变法派骨干人员的欧阳修，更是就君子与小人的问题，挥笔写下了传世名篇——《朋党论》。
可以说，相比王禹偁，欧阳修对朋党的认知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正如他在《朋党论》中开篇说到的那样，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朋党论》
 欧阳修 在欧阳修看来，朋党也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过，君子之党以道义作为联系，而小人之党则以私利作为纽带。以此为依托，欧阳修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话锋一转，并直接点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换言之，只有「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的君子，其所结之党才可以被视作朋党。而那些「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的小人，其所结之党并不是真的朋党。
因此，作为君主「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如此真能做到这样，国家离昌盛也就不远了。为此，熟稔历史的欧阳修还从三代更迭一直讲到唐朝灭亡，并最终得出了朋党兴则国兴，朋党亡则国亡的结论。而这里的朋党，指的也自然是君子之党。
对于朋党的问题，欧阳修显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篇引经据典且论述扎实的《朋党论》，也是彼时恶劣政治环境下，为了对抗守旧派污蔑的必然产物。
再比如明末出现的文人结社议论朝政的现象，现在有些学者便将其视为现代政党的雏形产物。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古代朝政之中的朋党问题。
其实，君子之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一群有政治理想的文官群体的出现，反之，在一个权臣或帝王一人独裁的高压政治下，怎么会出现君子之党呢？他们这群有政治理想的文官群体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不仅要与反对派作斗争，还要与君权作斗争。其实，反对派也未必全是小人之党，大家政治理念不同，出现纷争是必然的，他们各自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然而与君权的斗争才是最要紧的，皇帝怎么会在乎你是君子A党，还是君子B党？只要是朋党，便会对君权造成挑战，甚至会剥夺掉君主的行政权，因为在集权的体制下，君主本来就是集君权、行政权、立法权等诸多权力于一身的，他可不会放心地将行政大权交由手下的一批文官集团。
所以，朋党未必对国家有害，但宋仁宗一定会对朋党警惕。
正如唐代李绛在说完「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 」之后，接续的那样，「奸臣能揣知上旨， 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
在这里，我们自然没必要将变法中的守旧派视作奸臣或者小人。只能说朋党一词，在古代朝堂上确实是一个敏感词汇，各政治派别也会拿它来攻击对方。对于这些活跃在朝堂上的政治派别来说，他们显然明白君王厌恶什么。而早在庆历之前的景佑年间（1034~1038），以吕夷简为首的一派官员，就曾以朋党为由打击过范仲淹。只不过此举却也引发了反效果，而对范仲淹或同情、或敬仰的政治个人，也逐渐聚集在范仲淹身旁，隐约之间形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
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那样，
「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事牵连出语及仲淹皆指为党人。」——《续资治通鉴长编》
不过，多年之后，当锐意改革的宋仁宗罢黜了在政治上偏向保守的吕夷简，并重用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团体后，范仲淹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呕心沥血的新政事业最终还是折在了「朋党」手上，而北宋党争的第一次高潮——庆历党争，就发生在新政期间。
正如之前我们提到的那样，在面对守旧派的「朋党」污蔑时，变法派的欧阳修曾撰写《朋党论》进行反击。在守旧派看来，变法派志在结党，其心可诛；而在变法派看来，既然自己已经被扣上了朋党的帽子，那么不妨就改变世人对朋党的定义，并在辩明君子之党的概念后，向君王陈诉自己为国为民的心意。
只能说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守旧派的大肆造势，与变法过程中所产生的必要「反弹」下，被清代学者王夫之评价为「无定志」的宋仁宗，最终对变法产生了动摇，并在心事重重之下召见了范仲淹，
「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续资治通鉴》
显然，对于范仲淹等人的人品，宋仁宗并没有怀疑，他所忧虑的，一直都只是朋党二字。不过，范仲淹并没有听出皇帝此刻的弦外之音，耿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续资治通鉴》
一句「亦有君子之党乎？」的发问，一句「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的回答。不难想象，宋仁宗对范仲淹的回答并不满意，最终冷漠地将其打发了出去。而在宋仁宗心中，庆历新政至此也就开始了倒计时。
只能说宋仁宗对朋党的警惕最终压倒了他锐意改革的决心，而这种警惕又在守旧派营造出的巨大压力下被无限放大。而历史的事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变法派中的多位骨干成员，也在新政失败后被获得了相应的处罚。至于范仲淹，则被外放贬谪，此后一直到其去世前，都没能回到中央。不过，对于后人来说，范公在被外放过程中所留下的经典之作——《岳阳楼记》，却也是文学史上的幸事一桩。
 《岳阳楼记》 只不过，文学的经典却无法弥合范公一行变法者在政治上的失意与创伤。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与追求，在范公之后，却也被更多有识之士所继承，并在许久后的北宋政坛上，催生了更为激烈的变法事宜。不过，与此相对应的，却也是愈演愈烈的北宋党争，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提到的那样，
「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论》
而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总之，对于范仲淹等变法派在庆历新政中的遭遇，我们有理由为之惋惜，但是面对宋仁宗，我们固然能够理解他在时代局限下的选择，但在这份选择之下所透露出的平凡，终究还是少了一丝血性。
不过，说到血性，那些奋战在战场上的武人们似乎更有话语权，就比如活跃在仁宗一朝的狄青、种世衡等人。那么，问题也就来了，在北宋这个以重文抑武见长的王朝中，那些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为北宋王朝建立下赫赫功勋的武人们，在那个时代又有着怎样的命运？我们下回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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