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运河自春秋以来，各朝各代都有或大或小的开凿。但是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大规模开凿人工运河的王朝。杨坚、杨广父子两代相继，发动的运河开凿工程，占了隋朝统治期间大半的时间，规模可谓空前。其大致过程是，隋文帝开皇四年五月，开凿了广通渠；开皇七年四月，开浚山阳渎；隋炀帝大业元年三月，开凿通济渠；同年又开拓山阳渎；大业四年正月，开凿永济渠；大业六年十二月，穿江南河。至此，长江南北运河工程全部完毕。 一般在对历史的认知上，隋炀帝劳民伤财开大运河，为的是一己私欲，巡游南方。但若研究史书，深究其真正原因，恋慕南方风流，贪图享乐只能是其目的之小部分，其更大野心是想借此运河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甚至是对内的局部地区的安定，及向外的扩张，对此，我在一篇问答中已经详细阐述，有兴趣可移步观看，此不赘言。 但是，大运河的开凿，却也给隋王朝带来了极深、极痛苦的灾难，成了王朝覆灭的其中一股最重要的导火索。大运河给隋朝人民带来的从来不是福利，可以说是典型的未享其利，先受其害，用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铭》的话来讲，就是“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那么，隋炀帝作为一个在前期还算励精图治的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开大运河，真的只是享乐，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开运河又为何最终使得隋朝灭亡？本文正是基于此做一简单的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恳请方家斧正。  一、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促使下，南北经济地位的转变，呼唤运河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和大波动。北方由于战火纷飞，起初一直属于领先水平的中原、关中经济区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趋于停滞状态，人口大量南移，造成了黄河流域古老经济区的衰落。而三国时曹魏实行屯田制，在淮河流域建成了一个新的农业经济区域。“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谷皆满”。百姓兢兢乐业，农业经济得以振兴，为曹魏逐鹿中原，平定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孙吴和蜀汉政权则相继在江南一带的长江流域、太湖流域、四川盆地，开发建成了新的农业经济区作为立足之本，并以此与曹魏相抗衡，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 而后，随着各自经济势力的消长与调整，到西晋取得了短暂统一。然而，战争的创伤还来不及医治，元气尚未恢复，晋王室爆发了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随之又是十六国的分崩离析，野蛮的战争与屠杀，足足互相斗争了一百三十多年，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的公元184年算起，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全国重新统一，结束长期混乱，前后历时四百余年。这期间，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一直是兵燹遍地、干戈不息，使得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此时的北部中国，特别是前代王朝藉以生存的关中、中原地区，已不再如过去那样，在大乱平定和社会秩序恢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孑遗之民又在原来的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而是长期陷于荒残和凋弊之中，广大地区到处是白骨纵横、荆棘载途。即使有稀疏人烟，也都是老弱病残，整个社会是一片死寂。农业生产已随着人口锐减和劳动力的缺乏，而退化为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粗放经营。过去肥沃的良田，有的荒芜成天然的牧场，有的变成了沼泽水塘。洛阳，本来是富裕京都，王畿千里，是王朝精耕农业区的中心地带，而在南北朝时期却牧马遍野，牛羊成群，广漠无垠的杂草代替了阡陌稼禾。这种状态始终无法恢复旧观，不但没有恢复到过去曾经达到过的水平，而且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性质也退化了，到南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仍未改观，广大地区仍是土荒民散，到处呈现出一片凋残荒凉之状。 在北方古老经济区荒凉残破之时，本就基础薄弱，又加之经济凋敝的西晋王朝，在战争巨轮的碾压之下，不但丧失了对国家的控驭能力，而且完全丧失了存在基础，遂不得不怆惶南逃，到战火尚未延及的地区苟延残喘。晋室南渡江左，凭长江天险，苟且偷安，而对北半部的土地则处于完全放弃的状态。反之，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江南一带，却由原本的蛮荒野地，逐渐转变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  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河网纵横，湖泊遍布，草木繁茂，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物产丰富又地广人稀，使得江南地区天然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故而当黄河流域处于互相残杀，天昏地暗之时，长江以南地区，自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并都迅速地发展起来了。江南各地的人民此时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工作，同大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凡是有可资利用的土地无不改造为良田。特别是在南朝时期，当一些豪门权贵和地主纷纷“抢占田土”、“封略山湖”时，还都争先恐后地去“占山”，所以江南的丘陵、缓坡也都被开辟为耕地，出现了梯田纵横的宏伟景观。 其实江南能成为乱世的桃源，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因为在古代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滚滚长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天堑难以飞渡，有效地阻止了兵灾战火的南延。所以当中国北半部广大人民几乎被剿灭殆尽，不死于干戈锋刃，即死于饥饿疾疫的时候，江南地区反而成了一个异数，大部分地区都还过着饭稻羹鱼的安定生活。由此，掀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北方人口成群结队，分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南逃蜀中、江左、荆益一带。史书记载，东晋时，桓温征服四川成都一带之后，在江陵设立了汶阳郡来安置南逃的北方流民，巩固了湖北、四川一带稳定的社会秩序，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中原、齐鲁、两淮诸州的人民则跨越淮河流域，渡过长江而流寓江东各郡。 南北朝各代史书都记载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流，数量大、时间长，且南渡之后还大规模地设侨置郡县。北方流民南下，给江南的开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南朝时的江南，不仅因劳动力大增，在生产广度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日益扩大了开发的范围，使过去人口稀疏未能开发的地区开辟成为良田美畴，发展农业生产，从而迅速改变了渔猎山伐的自然经济生活。而且由于北方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劳作技术，在农业生产的深度上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使火耕水耨的粗耕农业，转变成精耕细作的技术农业。 据《齐民要术》水稻篇的记载，当时的江南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不但水稻品种增多，而且还掌握了一年两熟的生产技术。从而也促进了粮食产量大增，“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粮食单产每亩三百多斤，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准。江南地区迅速改变了往昔的的落后面貌，从而成为名符其实的新兴经济区。此时的江南地区，耕地广阔，物产富饶，社会秩序安定，社会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家给人足，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二、随着南北贸易的加速发展，也要求有便捷的水运通道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江南新经济区域的形成，江南的商贸经济也飞速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业都市。南北贸易也一改往昔北货南运，而变为南方货物开始大批运往昔日繁荣的关中、中原地区，呈现南货北运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大战乱，造成荒凉凋弊之惨象，商品经济也陷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即使北魏王朝全力进行奖劝农桑，重建社会经济秩序，而商品经济的恢复仍远远落后于农业，出现了“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的状况，商品经常是若有若无。 而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发达，货物充足。早在汉朝时的司马迁就指出过“江南出梅、梓、姜、桂、金、锡、铅、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这些特产到六朝时仍然十分富，“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正是由于江南的这些特殊物产早已为中原人民所喜爱，而这些货物都是需要“待商而通，待工而成”的，这无疑促进了江南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许多富商大贾与官府相勾结，从事贩运贸易，兴利聚敛，谋取暴利。 这种富商贩运和民间互市商业贸易，即使在南北战争期间都未曾停过，甚至官方贸易也在进行。据《宋书》记载，刘宋王朝与北魏在南征北讨、兵戎相见之时，双方仍然进行着大宗商品交换的贸易往来。北方人极为嗜好南方物产，就算普通的甘蔗、桔柚之类，也视为奇珍；而南人则急需马匹、骆驼等北地特产。双方经过协商，就算在战火熊熊燃烧之时，依然互通有无，发展贸易。因南北之间山水间隔，交通不便，故而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南北大批量的商业贸易往来，则主要依赖于水运往来。南朝刘宋时的官商孔觊的两个弟弟，经营商业贸易，“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由此可以证明以船为工具的水运，在商业贸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南朝时江南的商业大都会，都布局在水运便利的河道两岸。在水路交通发达的地方，四方商货集聚，从而成为商业中心。建康（南京），位于长江南岸，六代建都之所在，是江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物荟萃，四方辐辏，货物集散便利，故而成为江南第一大都会。京口（镇江），是仅次于建康的又一个大商业都会，其地四通八达，望海临江，水道又东通吴、会，因而商旅集中，贸易繁荣。太湖流域的丹阳是一个与京口并驾齐驱的大商业都会，水陆的物产都很丰富，蚕桑业也特别发达，商业十分茂盛。荆州、扬州、郢州，也都是江南重要的大都会，居大河流域，处于水陆交通要冲，人物交杂，商货聚集，富甲万里。广州、胶州则因海外贸易而繁盛。居于淮河流域的寿春、襄阳，则是南北贸易的主要城镇，居南北交通要道，江南船舶水运到此之后，再转往陆路，运至北方各地。 利用江河水道，舟楫运输，运输量大时间短，价格又便宜，到达地区广，是古代南北商业贸易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方式。而陆路交通则因山水阻隔，相对缓慢，运载量小，人力物力消耗甚多。北朝末年至隋初，京城长安、洛阳一带的货物调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成效不大。当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至蒲坂，至于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因而，无论是从保证北方长安、洛阳等地的物资供应出发，还是为了适应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都需要求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捷径水道，加强南北的直接联系。  三、南北大运河的产生也是军事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分裂割据，互相攻伐，大都离不开河流、船舶。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孙权和刘备组织联军，利用水军优势，充分利用水上船舰，打败了不懂水性的北方曹操大军，以少胜多，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势。晋室东渡之后，虽已偏安江左，而仍怀恢复中原之志，每当稍微恢复一些元气，兵力可用之时，便大举北伐，其进军运粮，皆资水道。十六国时期北方苻坚曾倾全部力量伐晋，也主要是由水道进军。东晋末年，“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诉河西上”。他曾派檀道济、王镇恶从淮水、淝水进军，攻打漆丘、项城；派将军沈林子从汴水率军进入黄河，进攻仓垣，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南朝刘宋与北魏之间的战争中，南朝军队凭借河流舟楫之利则表现更加显著。王玄谟、到彦之等兴兵攻魏，皆是在夏秋时节，河流水位高涨，舟师进入黄河、淮河攻打魏军，从而达到攻城掠地，收复城池的目的；而一到冬天，天寒地冻，南军只能仓惶退兵，任由魏军骑兵南下驰骋，再夺城池。这些都是利用自然河道大举进攻的记载。 此外，为了行军打仗的需要，在无自然河道可资利用时，就人工开凿漕渠，连通水道，行军作战。史书对此也多有记载，比如桓温、刘裕北伐，就曾开凿漕渠，充分发挥了水上运输的优势，从而争取军事上的有利契机。就连习惯于马上驰骋，而不谙水上行舟的北魏王朝进入中原地区后，为了力求全面接受中原文化，以改革本族落后的生活方式和各种落后制度，争取南北对峙中的军事优势，也充分注意到了对河流水道的利用。 而北魏的孝文帝更是有了最早的大运河设想。他在太和十九年，泛舟洪池时，曾对李冲说：“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壑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而成者，宜以渐修之。”李冲回答说：“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表明他们已经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到了自然河流、运渠水道对于军国大计的巨大作用。 总之，不论是因为江南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北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还是南北军事战争的需要，都迫切要求有一条贯通南北之间，勾通各条自然河流的水上通道产生。因此，大运河的产生就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最后简单谈谈隋炀帝的灭亡由上分析，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开通大运河，以此来贯通南北，达到真正的全国一统，是势在必行的。而隋炀帝作为南北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动者，其积极作用也应该予以充分地肯定。开皇末年，开河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然而隋文帝却处事谨慎，尽管他深感漕运的重要，但却没有胆略去大规模发动开河工程。杨广即位以后，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敢于及时、果断地下诏开河，表现出了较卓越的远见，发挥了决策者的重大作用。 然而，杨广与其父杨坚政治手法不同。杨坚只重吏治，虽无开国治世的宏大理想，却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杨广则深染南朝文学风尚，瞧不起北方的吏治及动辄诉诸武力的粗鄙文化，在为政上表现得更为情思狂放，甚至盲目自信。再加刚登上以非礼、非法手段取得的皇位，必须要有一些强硬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所以倚仗着前期文帝时代的资本，企图一鼓作气达到使国家强盛的目的。 这一切都使得杨广在开运河过程中表现得专横独断，急功近利。在开凿运河的同时，又强令人们沿河修筑御道，遍植翠柳，建造离宫、驿馆，加重了各地人民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运河的整个开凿是以过度整治，严重地摧残和消耗了社会劳动力为代价的。如大业元年开浚山阳渎，开凿通济渠，建东都洛阳三大工程同时进行，共征调民丁三百多万，“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丁男”都在征调之列，所征丁夫占全国丁男的1 / 3以上。河渠开到今徐州境内时，所役丁夫经劳累折磨而死者，就达一百五十多万人，造成了“下寨之处，死尸遍野”、“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惨痛局面。随后，隋炀帝又亲自冲锋陷阵，发动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对外活动，使得国家疲敝不堪，民变四起，最终落得个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