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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1日，是姚尧的33周岁生日。我总是习惯于在每年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放几天假，什么具体事情都不做，纯粹就是总结自己的经历和思考。现在，我把它写成文章发出来，且今后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写，以见证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觉得出生在七月挺好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岁末年初做总结规划，而我刚好在年中。你们知道的，我向来喜欢规避热点。 两年前，我有幸结识了海天出版社的聂雄前社长。聂老师大约是我公众号最早期的读者之一，那时候每天的阅读量可能就只有一两千人。当时聂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写书，但我的态度则比较犹豫。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写书是真不挣钱。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悲哀之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通过写书来养活自己，所以市场上也就很难得看到好书。市场上绝大多数书籍，不是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就是庸俗无聊的消遣品。为数不多的好书，则多半是因作者已经在其自身领域获得成功，亦不需要靠稿费来谋生。因此对我来说，写书肯定不是最好的挣钱方式。可如果不是出于经济目的，只是为传播知识和思想而写书，我内心里又有些忐忑。倒不是说我的文字比市场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文化垃圾还不如，而是因为我每隔两三年再回望自己过去的文字，就有相当多的部分看不上了。这其实是件好事，表明姚尧还是一直在进步的，我要是33岁就已经达到一生中的思想巅峰，那反倒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表明我未来还有很多很多年的下坡路要走。然而它同时带来的问题就在于，我真的不敢轻易出书。说到底，公号文章是一种速朽的文字，看完就过去了。虽然有不少读者抬爱，说姚尧的许多篇章都极具收藏价值，但这终究是少数人阅读后的主动选择。可是书籍就不一样了，它流传的时间要长远得多，而多数读者也未必能长期追随作者。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的我发现自己过去的错误，其实我是很难通知到“受害人”的。另外，我自己可以不为赚钱而写作，只为传播知识和思想去写一些有价值、有深度的东西，但出版社必须考虑盈亏，他们可能会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而要求我这样调整、那样修改，届时我该怎么办？以我的性格脾气，极有可能弄到最后大家都很不愉快。凡此种种，都使得我在写书一事上非常慎重。也正因为这样，我很庆幸能遇到海天出版社的聂雄前社长，他给我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且还不等我主动说明，就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聂老师告诉我，无论我写什么、写多久、怎么写，他都会帮我出版，而且是以最高的版税帮我出版！什么叫作真爱？这个就叫真爱！上一次听到有人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那还是我老婆。说实话，我超级喜欢“无论你……，我都……”这样的句式，像我老婆这些年来就非常习惯于这种句式造句，诸如：“无论你要不要去找份工作，我都支持你”，“无论你要不要去创业，我都支持你”，“无论你要不要在上海买房，我都支持你”。所以，当聂老师对我说出“无论你……，我都……”时，我内心是非常温暖感动的。此后的两年来，我又多次听到类似的读者留言，诸如：“无论你每天晚上文章写什么，我都喜欢看”，“无论你以后出什么书，我都必买，而且要买好几本送人”。我觉得，爱一个人通常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因为你这也好、那也好，所以我爱你；第二阶段，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觉得你这也好、那也好。姚尧非常庆幸，生命中能遇到你们这些无条件的真爱！ 在过去的四个星期五，姚尧已经在公众号连载了四期的《姚尧精读资治通鉴》。文章刚推送，便有大量读者留言，希望日后能够出版成书。对于你们这样的回复，姚尧感到非常满意和欣慰。是的，这就是我反复思量之下，决心日后要做的事。而且，我决心为此事投入时间之长，耗费心血之大，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的，我不仅是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翻译成白话，而且纠正了大量司马光的史料记载错误，在“姚注”中提供关于背景知识的注释，在“姚论”中提供姚尧对历史事件的剖析点评。名曰精读，其实就是再创作。以字数而论，司马光《资治通鉴》全书原文是300万字，预计翻译成的白话是500万字，注释加评论是800至1000万字，合计1600至1800万字。那么，完成这些字数需要多长时间呢？我自己的规划是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完不成，那就三十年！ 毫无疑问，姚尧所要做的事情是前无古人的。至于后面有没有来者，我想，至少在我身后的三五十年之内，应该很难再有更好的版本超越。这倒不是说世界上只有姚尧最聪明，而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比姚尧更聪明的人不会来做这件事。他们可能会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律师，优秀的医生。即便是做学问，他们也可能会去搞自然科学，而不是来搞人文科学。即便是搞人文科学，也可能能去搞文学、哲学、艺术学，而不是搞历史学。即便是搞历史学，他们也很难在体制内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因为主管部门不会为一个人，为这样的事，提供二三十年的资金支持。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靠完成这样的巨著来评职称拿奖金是会饿死的；对于年长的学者来说，虽然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但他们的精力已经不太够了，很难再花二三十年时间来只做一件事。因此，当姚尧决心做这件事时，真的是浑身上下充满使命感。我真心觉得，如果我不来做，其实能做好的人也不多。大约四五年前，我已经彻底想明白，我不适合从政。就在最近半年，我又彻底想明白，我不适合经商。在决定既不从政，也不经商后，姚尧其实就没有什么名利之心了。如果非要说有，那也是先贤所谓之“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想想现在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陌生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对历史人物仅有的一点印象，还是那些胡说八道的宫廷剧和乱七八糟的游戏给的。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因此，姚尧决心写这套书，并不只是要为《资治通鉴》作注解，而是想站在那位一千年前的巨人肩膀上，为当代及后世的普通人讲述从战国至五代这1300多年的历史，且是以一种既正襟危坐，又通俗易懂；既巨细靡遗，又鞭辟入里的方式讲述历史。当然，如果今后行有余力，我还会努力将其它朝代史写完，但时隔太远，已不是当下所能规划的了。 接下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姚尧的写作计划。司马光《资治通鉴》原文共294卷，每卷一万字左右。如果再加上我的译文、注释和评论，每卷大约是5至6万字，三卷就是16至18万字，差不多可以作为一本书的体量。那么，按照每三卷原文对应一册书的话，294卷就是对应98册，全书译注完成后姚尧自己会再写两册书作总结，总计就是100册。如果按照每年出版5册计算，那就是20年，如果按照每年出版4册计算，那就是25年。 记得姚尧以前曾和读者提过，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姚尧也不知道日后会有什么安排，可能就无法再写公号文章了。但现在我跟大家保证，这个公号我会一直运营下去的，而且我会非常注意写作的尺度和分寸，不会导致公号被封。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个宴席是不会散的。在《6月22日股市前瞻》中，姚尧提到一个设想，即下一轮牛市的顶点会是在2021年底。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姚尧仍会继续每天撰写股评，陪着大家走完这轮牛市，我把这视为自己对于读者的责任。牛市结束后，公众号还是会继续运营，但姚尧可能就不会再花太多精力在股市上，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写书上，我把这视为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历史传承的使命。在最近四五年，我争取每个星期五更新一篇，每篇一万字左右，这样每年就可以写三本到四本书。等牛市结束后，我争取能加快速度，每年写五本书。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希望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则说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这些话写得极端孤独，同时也极端骄傲。司马迁在饱受摧残和屈辱之后，对于功名利禄已经别无所求，只希望找到能够理解他的同道中人，如果在当下找不到，那就等待后世的知己。姚尧固然是未曾遭受过司马迁那种惨痛的经历，但我和他的心意是相通的。自从决定要写这部大书开始，我就根本没想过要刻意把它做成畅销书，我的希望也是要“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如果当代做不到，那就“俟后世圣人君子”。在当今凡事向钱看的年代，这种情怀亦如司马迁所谓之“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姚尧自己可以不为赚钱而写作，但出版社终究是要将本求利的企业，不能让他们亏钱来为我的个人情怀买单。因此，姚尧还是要拜托长期相伴而来的读者，请大家在图书出版后每人至少买两本。以姚尧现在公众号每天1.6万人的阅读量来计算，就能有三四万册的销量。有这个印数作为保底，那么对于出版社也算有最起码的交待了。至于其它的现世名利，姚尧基本都视为浮云尘土，有固然是好，没有也无所谓。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共同来干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 最后，按照惯例，发一张今年的照片： 真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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