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至今依然有很多方面的权利和选择会由性别决定。很多妇女和女童或多或少面临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影响甚至伤害。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研究数据，在医疗资源受新冠疫情影响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全球“封锁”每持续3个月，就可能增加200万无法获取现代避孕措施的女性；如果全球“封锁”持续6个⽉，则可能增加700万例意外怀孕 [1]。
全球性突发事件以及各类不安全和流离失所问题，往往会加剧对弱势和少数群体的伤害。《2019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在具有突发事件背景的国家，每天有超500名孕产妇和女童因缺乏技能型助产士、产科应急手术或不安全流产等原因死亡。
“尽管伤害被实施的方式不同，但它们都是对女性人权的侵犯。”2020年7月11日的世界人口日的全球主题是“终止新冠肺炎疫情：当下如何保障妇女和女童的健康与权利”。经过数十年努力，女性生殖健康这⼀议题逐渐进入全球视野，很多问题得到关注并被付诸努力改善。在今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保护女性生殖健康与权利变得尤为重要。
疫情封锁3个月，或致全球增加200万无法获取现代避孕措施的女性
受今年新冠疫情及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类自然灾害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紧缩，用于公共健康上的财政资金也被缩减。截至2021年，将有约58亿人生活在被紧缩政策影响的国家中，其中包含约29亿女性，而这一数字将近全球女性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三 [2]。
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医疗资源的分配更加不均衡。更多医疗资源被疫情占用，能够提供给女性生殖健康方面的医疗资源减少。一些地区的医院或诊所因疫情暂停运作，同时疫情也导致女性因为害怕感染而减少甚至避免前往医院和诊所，尽管她们可能当下正面临生殖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
此外，因供给链受到疫情影响，某些地区可能面临现代化避孕药具的缺乏。联合国人口基金一项研究显示，自研究发表日（2020年4月）起未来6个月内，预计全球十多个低收入国家可能面临避孕药具的缺乏 [1]。
研究显示，因疫情导致的全球“封锁”每持续3个月，在医疗资源受疫情干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全球范围内就可能增加200万无法获取现代避孕措施的女性。如果全球“封锁”持续6个月，全球可能增加700万例不在预期内的怀孕。
美国Avenir Health组织测算了在医疗资源受疫情不同程度干扰的情况下，封锁时长对女性能否采用现代避孕措施产生的影响。如果医疗资源受疫情干扰程度较低，为期3个月至12个月的全球封锁，将分别导致约1300万至2000万女性无法获取现代化避孕措施，预估可能导致的意外怀孕数量约32万至600万例。
如果医疗资源受疫情干扰的程度中等，为期3个月至12个月的全球封锁，将分别导致约2300万至3000万女性无法获取现代化避孕措施，预估可能导致的意外怀孕数量约60万至900万例。
如果医疗资源受疫情干扰的程度为高，为期3个月至12个月的全球封锁则可能导致约4400万至5100万女性无法获取现代化避孕措施，预估可能导致的意外怀孕数量约100万至1500万例。
（说明：医疗资源受干扰程度的衡量标准，是基于埃博拉疫情暴发时医疗资源及服务受干扰的程度以及专家观点。）
（数据来源：《新冠疫情对家庭计划、性别暴力、女性割礼及童婚的影响》（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Family Planning and En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Child Marriage），联合国人口基金、Avenir Health、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维多利亚大学，2020年4月27日。）
缺乏避孕手段导致女性面临意外怀孕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新冠疫情对全球女性生殖健康的冲击不可忽视，全球很多女性——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女性，可能因为疫情无法采取有效避孕措施，从而导致女性面临意外怀孕和感染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对前往医院风险的担忧、以及疫情导致的经济负担，还可能致使非意愿怀孕的妇女寻求不安全的人工流产行为，而这是导致孕产妇死亡和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孕产妇能够享受产后护理的频率和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怀孕期间的创伤和营养不良也是危险的，可能导致流产或早产。清洁条件的缺乏则会增加母婴遭受致命感染的风险。缺乏技能和经验的产科急诊服务，可能导致分娩并发症等严重损伤，甚至孕产妇的死亡。
因此，女性能否自主选择采用现代化避孕手段，对避免意外怀孕和降低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尤为重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全球女性的生育率在降低，使用现代避孕药具的比例在提高，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全球孕产妇死亡率的减少。
1969年，全球每名妇女平均生育4.9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5个。在最不发达国家，1969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到2019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3.9个孩子 [3]。
全球妇女使用现代避孕药具的比例从1969年的24%上升至2019年的58%。同时，全球孕妇的死亡率在下降，1994年在全球每10万名活产的孕产妇中，死亡人数为369人，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16人 [3]。
（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例活产孕产妇中的死亡人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女性应该有权利选择是否要怀孕、何时怀孕、怀孕频率以及怀孕的对象
196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成立。截至这一年，世界总人口达36亿，在过去的17年中增加了约10亿。人口的增长的背景下，生育计划相关的议题被提上日程。
当时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工流产都是非法的。那时妇女解放运动关注的焦点，还在争取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提升妇女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女性所应享有的婚姻和离婚的权利、以及财产所有权等方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国家实施了人口方案或家庭计划政策，但在这些干预措施“是否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和选择”的问题上，意见出现了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口增长的担忧推动了避孕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包括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和避孕针剂在内的现代避孕方法的诞生，女性可以自主选择采用现代避孕措施。
但在某些情况下，过于注重人口统计学目标的人口政策，催生了一些降低女性生殖健康服务质量、甚至危害个人健康和权利的作法。比如，1956年波多黎各首次大规模测试口服避孕药时，妇女在测试前并没有获悉避孕药在安全性和副作用方面的太多信息 [3]。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重视对避孕措施的评估、知情同意、充分咨询和医疗随访缺失等问题，女性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女性权利整体上都在逐步改善，但关于女性权利和选择的斗争依然在持续。
为克服性别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尤为重要，并带着希望
除了女性是否能自主选择采取现代避孕措施方面，一切基于性别偏见和性别不平等的行为都可能对女性生殖健康造成伤害，造成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
创伤可能来自于性侵等暴力行为对女性生殖器官的损害，以及对人格、精神、心理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伤害；创伤也可能来自于对妇女和女童的非法贩卖，这些交易通常被冠以“婚姻”的名义进行；还有时，创伤来自于“重男轻女”等传统价值观念。
除此以外，对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性别歧视、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等都可能成为创伤的来源。诸如，假若一名男性身上呈现出女性特质，或女性身上呈现男性特征，他（她）往往可能承受社会的偏见或被排斥。
弱势和少数群体——妇女、青春期女孩和男孩、残疾人和女同、男同、双性恋、跨性别人和双性人，往往在面临强奸、性别剥削和艾滋病毒传播时更加脆弱。
这些创伤，会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的价值观及社会认同造成障碍，甚至导致被伤害人群无法行使本应属于他们的人权，也使得性别不平等更难以被攻克。
性别不平等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远深于此，它不仅会伤害女性，甚至会对男性和人类下一代造成负面影响。试想一个男孩生长于一个性别暴力频发的原生家庭，他所目睹的母亲所承受的一切创伤，都会在成长过程中映射到他自己身上。这些伤害和影响，如果不被终止，将不分性别、不分代际的在人类中扩散和流传。
而今年，新冠疫情又给人类带来了太多负面的冲击。保护女性生殖健康和权利、促进性别平等、减少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有害行为的目标，这些目标因为美好而在疫情的阴霾下显得更为耀眼。也因此，为这些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变得尤为重要，并带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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