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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孙犁在的话，他将这样含蓄地评价莫言：即如“诲淫诲盗”的文风，有时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回答。但即便是假设，也应该有它的理由。那么，这个假设的理由何在？ 这可以拿孙犁1980年评价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作比。《蒲柳人家》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3期，是刘绍棠的经典名作，获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部中篇小说文字特别美，读起来余味隽永。小说以抗日战争年代的、北京(或说河北)通州大运河为背景，写大运河儿女，在民族战争中的斗争故事。一方面富民族正气，一方面，充满诗情画意。在战争，在诗情画意中，在大运河儿女相恋相爱的缠绵中，把冀中平原区的抗日故事，渲染在风花雪月的氛围中。当时读了，爱不释手。至今，还能回味起当时的心情。 但，后来读到了孙犁的《读作品记(一)》，孙犁对这部中篇的评价，不似我辈作为浅薄的文学爱好者那般兴高采烈，而是含蓄地提出了批评。就其中的男女情爱描写，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只是从生理上说。文学作品固然不能忽视生理现象，但所看重者为心理、伦理现象……伟大作品，实无为爱情而写爱情者。” 并含蓄地指出 “即如卿卿我我的文风，有时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孙犁，所以敢于对刘绍棠直言不讳，一是，当时刘绍棠、丛维熙、刘心武等青年作家，都非常崇拜孙犁，每有新作，往往请孙犁指点。二是，孙犁最有资格。孙犁作为当代优秀作家，完整地、亲身参与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所以，他对抗日根据地人民，崭新的风貌，崭新的感情，体会最深，体验最切，也最为珍视。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及此后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至今无人超越，也无法超越。 孙犁，对《蒲柳人家》中，今天看来文字那么雅，那么美的，男女情爱描写，就含蓄地以“卿卿我我”的文风告诫。如果他看了莫言写抗战的作品，含蓄地送给莫言一个“诲淫诲盗'文风，我想，当然只是我想，并不为过。 莫言，津津乐道，“我是一个土匪种'，土匪在莫言的抗日画面中，成为主角，是为“盗”。《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中放肆的“性爱”描写是为“淫”。沉湎其中，津津有味，没有任何艺术的超越、节制，是为“诲'。含蓄地送莫言一个，存有“诲淫诲盗'文风并不为过。 当然，并不能抹杀莫言的文学贡献。莫言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是经典短篇《大风》，如其能沿《大风》发展，莫言可能成为继鲁迅、孙犁、柳青之后，又一伟大作家。当然今天莫言也很伟大，圆了中国作家百年的诺奖梦。中国人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有作家获诺奖了。 莫言很佩服福克纳的诺奖作品《喧哗与骚动》，莫言《丰乳肥臀》的结尾：《卷外卷：拾遗补阙》，有意识地模仿了《喧哗与骚动》的结尾：《附录： 康普生一家：1699-1945》。但把两部诺奖作品放在一起，高下立判。 客观地说，诺奖梦扭曲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西方作家，包括日本作家，处在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中，无意识形态的考量，在他们中间评诺奖，确实可以选出富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而中国作家，面对诺奖巨大的意识形态诱惑，获奖的首要前提，是意识形态出位，否则，诺奖根本不考虑。所以，诺奖评中国，文学性大打折扣，意识形态出位被异化为文学性，实在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误导和扭曲。 当然，莫言的贡献仍是巨大的。就从最实际的经济贡献来说，从一个莫言那里，一年会出产多少论文，多少硕士，多少博士。一个莫言，成就了，多少硕导，多少博导？养活了，多少硕导，多少博导？ 当然，孙犁的评价是假设的，莫言的贡献，实实在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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