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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死了的回忆（一） 买书读书常使我囊空如洗。记得从汉源书店买来的最后一本书是《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其作者是生于1852年、死于1933年的英国唯美作家乔治·莫尔先生。有几天我曾企图像乔治·莫尔一样，专心写自己记忆中的事情，结果给房东一次次催讨房钱搅得心烦意乱，才写了半页纸就搁笔作罢。 像以往的求职经历一样，总是在找过第三个或第四个单位之后，才有人斜眼看我一下。这回斜眼看我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安徽人，他坐在办公桌上跟我说话，一边逗弄一头毛色杂乱的杂种狼狗。我发觉他听说我是本地人才仔细看我，然后指着沙发上的几件深蓝制服，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挑一身穿上，跟我走！” 这是我头一回穿别人穿过的衣服。这衣服不仅有难闻的酒味和汗气，而且有斑斑点点的油渍和血污，我见了恶心得差点要吐。事后我想，假如当时我不穿这身衣服，立刻从那个大车店一样龌龊的院子里逃之夭夭，底下的倒霉事就轮不到我。 回家后我把这身衣服洗了又洗，可原来的异味怎么也洗不掉。 不过很快在第二天晚上，我就明白这身衣服咋会有那些异味了。 当我顺利度过第二个工作日正要打道回屋时，我的队长，那个姓董的安徽人，要我晚上十点半来队部一趟。晚上是我的看书时间，那本《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已经看完它的第一章“伦敦的春天”。我喜欢作者那种气定神闲的从容笔调。显然一个已经退出人世纷争的文人，不会再汲汲于名利而故弄玄虚。我明白若说晚上我要看书的话，那么我的城管队生涯将就此结束，而且工钱一个子也拿不上。 夜幕中我们被装上一部白天装鱼的卡车前往香炉街，车上的鱼腥味扑鼻难闻。这时候，我才发觉我跟车上的其他人有诸多不同。他们个个五大三粗，相形之下我显得过于文弱，而且他们都讲安徽话我不会讲。上车后，我旁边的一个人给我一根烟叫我吃，我说我不会吃，结果惹他不快，以为嫌他的烟不好。 我们后面跟着一部电视采访车。坐在车头的那个女记者我觉得眼熟，现在想起来，才知道我曾多次在汉源书店见过她。那是一个白得像白虾一样透明的清秀女孩。 下了车我被队长叫到一边。他给我一张纸条，叫我在路灯下看纸条上有没有不认识的字。今晚我的任务是，背熟纸条上的那几句话，待会儿当着电视摄像机镜头，一字不落地说出来。 虽然我岁数已经不小，下个月就要过三十八岁生日了，可我生来记性好，即使周围声音嘈杂，有骂人的声音，有砸东西的声音，以及后来的警车声音，也丝毫不影响我把那段讲文明执法的讲话稿全背下来。在次日的早新闻中，我看到我在电视里的那种别扭样子心里不舒服。我像一个留学堂给老师背书的小学生一样面无表情。这是我头一回上电视。 事后卡车没拉我们回队部，而是拉到一家店主是安徽人的小饭店里。队长叫店主拿酒来拿菜来，一边抚摸那头身子比板凳还高的杂种狼狗。这只狼狗刚才从卡车驾驶室里跳出来，差点一头把我撞倒。 我不会喝白酒但不能不喝。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频频给我敬酒，一面敬一面叫我诸老师。这个年轻人在刚结束的这次夜间执法中，给人家拿砖头砸了一下流了不少血。现在脸上的血洗掉了，但制服上的却新旧杂陈，斑驳陆离。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白酒，也不知道这个姓郑的年轻人喝了多少。他说他看出我是读书人，问我能不能给他借一本书看。我问他，你想看啥书呢。他说啥书都行，只要是书。喝了酒谁都容易激动，所以当晚我就领他去我屋找他想看的书，一路听他连连叫我诸老师。 这个小郑看到我屋里有一屋子的书惊得目瞪口呆。次日是周末不用上班，我留小郑在我这里过夜，并叫他把制服脱下来，泡肥皂粉里用硬毛板刷来刷。第二天他在我屋里洗衣服时，我问他一个问题：“人家为啥下手这么重？” “我们下手也不轻呀。” 他一面灿然微笑，一面使劲拿板刷刷他的制服，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觉得幸运的是，他被打伤了，城管队会给他付医药费，而且可以带薪休假几天；休假的时候，可以帮卖衣服的嫂子去杭州进一趟货。而那些人呢，受了伤只能自认倒霉，摆地摊赚来的钱，不够去药店买药吃。 虽然他读过中学，看得懂曹雪芹的《红楼梦》，但对外国小说及外国小说的写作手法却一无所知，因此拿起乔治·莫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时，便一脸认真地问我，是不是人死了还会写书？我说我还没看完，不知道作者为啥起这么古怪的一个书名。 这时我已经看到这本书的第五章“俄国王子的情妇”。 我看书的时候，会忘掉房东朝我讨房租时的沙哑声音，也会忘掉我的队长不满意我没砸人家货摊时的难看脸色。我想这活儿不是我能干得了的，待下个月一拿到工钱就辞工走路，情愿天不亮扫大街扫厕所去，也不穿这身制服管人家。 也许，我心想，那家广州杂志给我的那笔稿费这几天会寄过来。 有了钱，就不必朝人家低三下四。 ………………………………………………………… 本书为花城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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