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出自《晋书·王敦传》，晋元帝司马睿原本是琅琊王，而王导与王敦兄弟二人皆出自琅琊王氏，晋朝的中兴、东晋的建立，便是琅琊王氏与琅琊王的结合。 王与马的共天下，同时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那么，王与马的结合是从王导和司马睿开始的吗？其实不是的，这是王与马的结局，而非开局。 1、故事要从八王之乱说起 八王之乱很复杂，诸王从公元291年一直混战，并持续到公元306年，最后一幕则在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之间展开。  除了西晋王室外，八王之乱的复杂性还在于游牧民族也参与了进来。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等起兵支持成都王司马颖，鲜卑拓跋部、段部、乌桓等起兵支持东海王司马越。由于司马颖和司马越的势不两立，匈奴和鲜卑一样势不两立。 我们知道，八王之乱最终引起了永嘉之乱，而造成永嘉之乱的“五胡”原本就是西晋统治者内部的“八王之乱”的参与者，也就是说，永嘉之乱其实仍是八王之乱的继续，只不过主角变成了匈奴和鲜卑。 公元306年，成都王司马颖被杀，晋惠帝落入司马越手中，司马越再无对手。司马越赢得了八王之乱的胜利，却最终在刘渊、石勒的打击下丢掉了西晋的江山。 司马越原本的号召力有限，为了增强实力，于是他力求联络山东士族，并选择有足够名望的人物位列朝班之首，以之来号召更多的士族支持。最终司马越选择的是琅琊王氏的王衍。 于是，司马越与王衍便开始联手，并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中的西晋江山。 2、最初的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王衍，史载其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笃好老庄学说，是西晋玄学清谈领袖。但王衍其实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虽然口头上说“不以经国为务”，但他在西晋末年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兼尚书令，并既结后党，又结太子，既恋权又虚伪。  历史证明，司马越和王衍无法拯救西晋王朝的沉沦。王衍以宰相之资，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却只想如何保持琅琊王氏的权位。王衍以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以堂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告诫二人：
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并偕王导南渡建邺。王导，也是王衍的族弟。 琅琊国与东海国本就相邻，八王之乱时，琅琊王司马睿的祖父曾起兵支持东海王司马越，而司马睿则留守下邳，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以王导为司马，开始了另一组“王与马”的合作。如果说司马越用琅琊王氏是看中了王氏在世家大族中的威望，那么司马睿一家从其祖父开始便与琅琊王氏是世交，两家交好联姻历数十年，司马睿与王导，本就有“朋友之情”、“手足之谊”。  西晋末年的局势，司马越与王衍在首都洛阳，王敦在青州，王澄在荆州，王导与司马睿在江东。应当说在司马越和王衍最初的布局中，荆州和青州才是重点，而江南最终中兴晋室则是意料之外。 3、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局 之所以说司马睿和王导所在的江东之地并非司马越和王衍所预想的“狡兔三窟”之地，是因为二人至死都没有南逃。 司马越和王衍一生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从未考虑偏安江左。 司马越之死，源于其掌权以来排除异己，又由于不臣之心而引起世人不满，再加上无法击败刘渊、石勒的进攻，最终被晋怀帝下诏讨伐，忧惧而死。 310年，司马越以讨伐石勒为名离开洛阳，311年，司马越病死于项城，死前托后事于王衍。太尉王衍秘不发丧，以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令其部，回东海国安葬。王衍后来被石勒率军追上，大军溃败。之后石勒以骑兵合围之，然后用弓箭射杀，十余万王公、士兵和庶民相践如山，全被歼灭。司马越的灵柩也被石勒焚烧，王衍被俘，曾劝石勒称帝，后被杀。 4、王与马共天下，在江东成为现实 
晋室南渡，偏安江左，本就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最终结局，晋室的中兴完全依赖于琅琊王氏的扶持，史载：
西晋末年南渡的王室并非司马睿一家，而是“五马渡江”，除了司马睿，还有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但最终均因不见容于世家大族而被杀。 于是，民间有“五马渡江去，一马变为龙”的说法。  五马渡江 王与马共天下，并非夸张之词，东晋初年的皇帝均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司马睿以“仲父”称王导，成帝给王导下诏，用的都是“惶恐言”、“顿首”、“敬白”等词。 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琅琊王氏在东晋掌权之局维持了二十余年，最终被颍川庾氏所取代，世家大族之所以与司马氏“共天下”而不能篡位，其原因其实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制衡有莫大的关联。 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士族只不过是依附王室；东晋则完全相反，权臣是世家大族，而宗室仰仗于士族。 如果说世家大族曾是西晋皇室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则相反，皇室便成了世家大族的装饰品，这一点从司马越与王衍——司马睿与王导之间的关系演变便能明显的看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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