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前见到锅巴的时候，他正在找工作。 大学毕业以后，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程序员，觉得不喜欢，每周“996”太伤身体，就辞职了，之后一直待业在家。 但时间一长，交了一些新朋友，看到身边的人都有一份为之努力的工作，锅巴又蠢蠢欲动，开始有了重回职场的打算。 一问他的需求，真是“一言难尽”： 工作时间要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不接受加班； 工作内容需要轻松一点，可以工资不高，但一定不要太累； 工作地点不能出朝阳区，最好离家不超过20分钟路程。 半年“坎坷”求职路下来，锅巴都没能找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依旧是一个待业青年。 有时候他想走得远一点，去北京其他地方工作、生活。 锅巴妈妈就给他分析说：“你出去还得找房，租房，每个月给房租，一个月工资大半都要折里面，还没有我们照顾。你在家天天就有人给你做饭，还不需要愁生活花费......” “谈判”很多次之后，他就继续留在了高碑店乡那栋500平米房子的阁楼中，安心地过着一个北京土著的“地主”房东生活。  高碑店乡位于北京东四环外、通惠河南，它的西边是百子湾，东边是五环路，天晴时可以从国贸的高楼里看到河岸边这片仿古建筑群清晰的外貌。 对于很多人，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No.1 他们眼中的远和近“海淀、望京，一大堆公司，它们不香吗？” 米虫摇摇头，“那就太远了，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通勤一两个小时。” 高碑店距天安门8公里，到朝阳大悦城3.7公里，去三里屯7.6公里，这些地标也是锅巴衡量距离远近的标准。 北京上班族每天都在路上，单程通勤一个小时以内，都是一个理想的距离。1-2个小时的通勤，也在可容忍范围内。但对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锅巴，“距离”的感受来自于从小的生活。  “我爷爷和奶奶是异地恋，奶奶住在二环内胡同里，而爷爷是通州宋庄人。”锅巴说，高碑店村离宋庄有20公里的距离，因为“远”，他几乎没怎么去过爷爷家。 锅巴妈妈是高碑店人，爸爸原先住在东五环外的双桥，在八通线上，两地相隔两站，但还是有点远，所以“我爸入赘到了高碑店村”。 锅巴爸妈各自的兄弟姐妹分散到了北京各地。 他说，“我大姨就嫁得比较远了。” “嫁到了哪里？” “海淀，回来一次得一个多小时。” ......那可真是够远的。  北京高碑店 27岁时，到了谈对象结婚的年纪，锅巴妈妈问他想找什么样的女孩？他就敷衍说，“也要住得近的。” 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东城区的女孩，他拒绝了，“算了，打车也得半小时呢。” 在锅巴的成长过程中，上小学走路五分钟可到，中学时延长到了10分钟，大学稍微远了一点，也不过20分钟路程。 现在，他的生活基本在“半小时车程圈”之内，以三里屯、国贸、朝阳大悦城画起一个界限，他很少“越界”。 出了朝阳区，在他看来，就跟去了外地是一个概念。 全家人的记忆也都浓缩在这个范围内，并一代代传着一句话：不要彼此离得太远 No.2 这才是他们的北京对于很多人，北京是国贸，是798艺术区，是故宫的城墙。但对于锅巴来说，国贸只是1990年开启的一个财富神话，是马来西亚华人大亨郭鹤年留在北京的一个地标，并在之后带动了东四环外的高碑店。 锅巴的童年是那条从元代就开始的漕运河流，随着工业建设大发展而变成一条臭水沟，然后又成为附近居民处理垃圾的地点。  那时候，通惠河早已失去漕运功能，村民们手里拎着垃圾，穿过砖头铺的马路，使劲儿一甩，就把它丢进了河里。 村子里住的都是普通人，和锅巴家一样是“农村无农业，农民无耕地，农转居无工作”的“三无”村民。锅巴妈妈开了一个卖洁具的小店，锅巴爸爸从事高危行业的技术工种，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普通，但生活在大城市的边缘，也从来不愁吃穿。  锅巴记忆中第一笔通过房子赚到的钱，是500块钱的房租。那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外来务工人员慢慢聚集到了这里，租了他家闲置的房产。500块并不多，锅巴妈妈随手就给了他当零花钱。 1985年，马来西亚商人郭鹤年作为私人企业家贸易代表团成员，跟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几乎在同时，郭鹤年控制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所属香港嘉里兴业有限公司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所属鑫广物业管理中心共同投资兴建了国贸中心。为了修建国贸中心，郭鹤年投入了3.8亿美元。之后，郭鹤年又不断追加投资，让国贸成为北京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也是最成功的房地产案例之一。  1990年，国贸大饭店开业，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从国贸向外不断延伸的土地都变得寸土寸金。 在这里有土地的人，都变成了“家里有矿”。 北京也开始补环境课，通惠河被重新治理，水变清了。高碑店村也开始思考怎样发挥土地的价值，先是搞起了古董家具一条街，后来又以这个思路，做起了集古典家具、华夏文化、民俗旅游、休闲娱乐的新社区。在最近几年，高碑店已经成为文化产业聚集的地方，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影视公司搬了进来，有了今天的雏形。 于是房租开始水涨船高。 No.3 成为房东后的生活北花园小区是高碑店村建起的第一个高层住宅项目。当时锅巴爸妈以不高的价格拿下了一套不到90平米的两居室。 到了2016年，北京房价已经涨到了高点，北花园小区的房价也见了顶。正好又遇上高碑店村评选“北京最美乡村”，需要对村民的住房进行改造。 村委会给了村民们两个选择：拿土地直接换房产，或者是在原有土地上建起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的“小产权房”，但需要村民自己缴纳不菲的建房和装修的费用。 锅巴一家人商议下来，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以一部分土地，建两栋小楼，总的计算下来，需要投资四百多万。 怎么凑这么多钱呢？想来想去，也只有先把北花园小区的房子卖了，再去贷点款。 以商品住宅，换集体用房，这在很多人看来，一定不是划算的买卖，因为村子里的房子不能买卖，不会升值，把钱投进去了，就再也换不出来。 锅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北花园小区的那套房已经涨到了顶点，而且每个月租金又收不回多少，卖掉最合适。那套房，最终卖成300万。现在看并不吃亏，这个小区因为环境不好经常被投诉，房价长期涨不上去，据安居客上的数据，6月份二手房均价也没超过3万。  而村子里的房子虽然以后不能交易，但能够收租。高碑店村如今一年一个样，不仅是企业，很多小商户也入驻了进来。以后将房子的底铺租出去，那不得是一笔稳定的巨款收入？ 2017年左右，锅巴家两栋楼建成了，都是三层楼的民居，还有地下室和阁楼，每一栋都有500平米。 家里一栋楼被他整租给一家红酒企业，另一栋楼的一层也租出去了，父母住三楼，他一个人开开心心的住进了阁楼层，也相当于过起了“独居”生活。 阁楼上有一个大卧室，锅巴布置一新，还买了一把十分舒适的电脑椅，即便他玩游戏玩通宵也不会腰酸。他还有一个大客厅，偶尔还能招呼朋友过来玩桌游。 晴天时，屋顶的斜窗漏下几缕阳光，不同形状的云在格窗里漂来飘去，日子就像通惠河的水一样，悠闲地流着。  仅靠房租，锅巴就过上了让人羡慕的“年入百万”的生活，但在高碑店乡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高碑店村村民大概6200多人，多数人家里最大的收益就来自于收租。 许多村民年龄还没到，就过起了养老的生活。大家都不太愿意出村，村子里一个扫大街的岗位，都能有一群老头老太太争抢。 锅巴爸妈也不再工作，闲赋在家。锅巴妈每天的乐趣就是组织一群小姐妹，去一个大型超市买菜，只是为了那么三两毛的优惠。相比于后来建起的朝阳大悦城，她们更喜欢以前的地摊、小商铺，买东西不需要贵的，但一定要合眼缘的。  太过安逸的生活，偶尔也会让锅巴焦虑一下，他想过跳出“舒适圈”，像这个城市的多数人一样生活。 但锅巴妈妈：自己有这个资源，有这个优势，干嘛非要凑上去被社会毒打。 锅巴一想，也对。 就忘了王小波曾经说的，“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 奢望也一天天消逝, 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有时候，日子过得很慢，他会想起姥姥家里种着海棠、柿子树的院子，老房子的门开关时，会“吱呀吱呀”的响，提示人们又一天开始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