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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对董毓老师的采访。采访中，董老师说：“美国的自由式精英教育有个好处，那就是能鼓励有兴趣学习的25%变成世界顶级人才，但是由于自由放任，后面那些不想学习的75%连基本技能都没有学到。中国则是基础教育很不错，学生的数学基础大多很好。但是不自由的应试教育消磨了许多孩子的学习兴趣，扼杀了他们的自学能力。所以，针对中国的孩子，最理想的情况则是让最优秀的孩子接受自由发展的精英教育，他们自己会去学习思维方法的技能。对缺乏自主学习兴趣的孩子，则继续保持有强制性考试的教育方式。” 本文转载于《认真想》微信公众号。 批判性思维教师的三种角色2018年7月8日上午时，董毓在给第八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研习班的教师学员们上课时，阐释了高素质批判性思维教师的三种角色： 1.对学生循循善诱，激发学生更全面、深入、严密地思考问题的苏格拉底式教师。 2.能组织安排好课程流程，以便让学生将思考、练习和运用有机结合的教练式教师。 3.能营造自主和合作的环境，通过探究式学习活动，让学生创造出多样思想的主持人式教师。 当时，我就坐在台下静静地听着，心里想：同时具备这三种角色的教师，只是凤毛麟角。哪怕有这样的老师，教小班或者1对1的课程容易，教大班课，相当难。当董老师需要选一位班长来分担组织工作时，我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一任务，目的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董老师会怎么展开这三种角色。 内在动机者的使命感7月13日上午，课程进入尾声，6组学员开始演示作业，显示这6天的学习成绩。我一边拿着话筒主持，一边看到各位老师在台上演讲时表现出的自豪与兴奋感，内心又喜又烦。喜的是，老师们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热情引起了我的共鸣。烦的是，老师们总是超时，给我在时间调控上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不开玩笑了。这几天的学习、采访、同行交流、演讲等各种行程走下来，我最深的感触，一个是探究式学习的方法，另一个是对内在动机的重视。真正表现出色的人，往往由内在动机驱使。他们不为身外之名利，只为做好事情本身。 很早就约了董毓老师的采访，为了不干扰教师培训的效果，就把时间定在了培训结束之后。到了14日下午，我俩没去参加旅游活动，终于挤出了几个小时的独处时间，了解一下董老师做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内在动机。 他开门见山地说，自己之所以想做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推广工作，主要动力，就是看到很多中国学生不会学习，不会思考。许多到了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不管是读本科还读研，其阅读、写作、表达、探究等能力，与欧美优秀学生相比，其差别不是程度，而是有无，这样的孩子根本不能承受复兴中国的重担。少年不强，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 董老师的理工科和科学哲学背景，让他清晰地意识到，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自理性的文化，而批判性思维就是理性文化的中轴，它是中国留学生必须像学会外语一样掌握的“理性语言”，这个理性语言是构造知识、技术和文化所必须的“代码”。 说到“理性语言”这个关键词，董老师先停了下来，没有接着讲理性思维方法，而是配合我的再三请求，讲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生故事和经历。 董毓的故事董毓出生在湖北武汉。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不管是遗传还是熏陶，总之将少年董毓往文艺青年的方向上拐了不少。年少的他就喜欢琴棋书画，散文诗和格律诗都是他的迷恋。 而且，用今天的话说，董老师当年还是个好奇宝宝，看了物理小实验、化学小实验的书，就想在家里找东西试，可惜家徒四壁，只好作罢。到了中学，因为是在文革期间，没有什么考试压力，学习全靠好奇心和兴趣。论学习成绩，是全校有名的好学生。不过，时而也会被老师批评，说董毓这个学生太骄傲了。 当然，由于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董老师而不是他的中学老师，所以董老师对我说，那叫“较真”，不叫“骄傲”。 高中毕业后下农村当知青。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董老师志向本是报考离家较近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综合性大学，读中文或历史等专业。结果等录取通知送到在稻场的他的手上后，发现是华中工学院的自然辩证法专业。这对他是个打击，报考文史哲的他怎么录取到了工学院？还以为是搞错了。后来才知道，自然辩证法专业是特别设立的专业，20个名额，专门培养科学哲学方向的老师，所以这个班叫“师资班”。 师资班的四年是三加一的结构，前三年分到各个理工专业中学习，第四年学逻辑学和哲学。董老师当年分到了无线电专业，学起来相当痛苦，主要原因是数学太差了。董老师高考时数学也就20多分，和理工科的学生没法比，自己擅长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无线电专业里也没有用武之地。放假了也没法回家，只好日日夜夜沉在图书馆里做数学题，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数学基础补好。 回忆起这段艰苦经历，董老师现在却感到庆幸，因为它奠定了自己的跨学科的能力。现在教批判性思维或者科学哲学，就算台下全是理工科学生，董老师也不虚，因为他当年也翻过同样难度的山，熟悉理工科的学习和思维。 本科到了最后一年学习哲学和逻辑时，董老师的文科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考试常是第一名。从武汉大学聘来讲课的一位老师很赏识他，毕业时特地要求把他分配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自然辨证法教研室当教师。1985年，他以哲学系各专业全部考生的总分第一和英语第一的成绩，考上江天骥先生的在职研究生。那时的董老师30岁不到，堪称意气风发，数理逻辑和英文都很好，学术上也小有成就，87年就作为访问学者派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创立学派的地方继续学习科学哲学。 然而，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贯成绩优异信心十足的董老师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傻子，上课听不懂，讨论没法深度参与。直接导师和间接导师都是师承自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的顶级专家，但在office hour里，和老师们的谈话都很困难。 他最深的印象之一，是拿了早已写好的一篇文章给导师看，导师说“你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评价很委婉，实际上就是说那文章根本就不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落差，原因很简单。在国内做科学哲学研究，说清楚波普尔怎么想，艾耶尔怎么想，拉卡托斯怎么想，那就很好了。但到了伦敦，这里的人不关心你认为别人怎么想，他们更关心：自己怎么想？你的分析是什么样？你的论证是什么？你考虑的反例是什么？你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你的概念怎么界定？你的结论有什么根据？你所限定的条件是什么？你的结论适用范围是什么？ 董老师当时还以为自己不行只是因为英语水平还不够高，后来才意识到，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英语上，而是因为根本就不懂另一种语言：“理性语言”，也就是批判性思维。这导致自己课堂讨论很难参与进去，学生之间展开的学术社团活动也很难参加。在英国的两年，经常有无法和老师与同学们充分交往的落寞。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年，董老师的身份是访问学者。第二年，导师帮助从拉卡托斯基金会里申请到了一笔特许奖学金，让他进行硕士学位的学习。董老师的硕士考试分数很高，但论文只有B，表明其缺乏自主见解和创造的痼疾。 完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后，1989年，董老师去了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读博士。第一学期就给David Hitchcock教授当助教，学习批判性思维。起初，董老师对于批判性思维还是不太看得上眼的，毕竟科学哲学的理论技术含量更高，而批判性思维更像是思维方法的运用。后来才渐渐明白，批判性思维就是生产知识所必须的理性语言。在博士第二年，在一门关于皮尔士的哲学的小班讨论课上，董老师才开始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能给出较充分的理由和严谨的推理，回应他人提出的反例，挖掘对方的隐含前提，指出其概念上的模糊之处。这些表明他开始掌握理性语言。 博士读完后，董老师在麦克马斯特大学担任了好几门的任课教师，包括逻辑，科学方法，知识论，分析推理，当然还有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又遇到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学校给任课教师的待遇不高，迫于生活的压力，他转行到企业里工作。他前后在咨询公司、制造业公司、软件公司、互联网公司、金融公司等6个不同的产业和非赢利组织中搞技术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还主持了一些项目，这里我们没空细说了，在董老师下一本将要出版的关于商务中的批判性思维的作品中，会有更深入的介绍。 讲到这里，董老师感慨地说：许多当年觉得是挫折和困境的情况，实际上都可能是更好的机会和人生的财富。当年要是没去读自然辩证法，而是去读中文，那最多就是个中文教授。如果继续留在加拿大的学校里教书，那还是象牙塔里教批判性思维的教授，对于批判性思维在商务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应用就没有这么多一手经验了。这些看似坎坷的经历，反而给了他不少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既跨文理哲的学科，又有第一手的实践经验，了解思维方法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 求真的态度和能力从个人成长经历来看，大家不难看出，董毓老师从小就有很强的天赋。那我就问他：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许多特征都是呈正态分布，身高、体重都表现出钟形曲线，智力也是如此，天才和笨蛋都是少数人，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在平均值附近。从董老师你的学习能力以及对知识的兴趣上看，你自己是个高智商者。那你所设计出的这套批判性思维课程，是否更适合高智商的学生呢？平均智力水平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该如何教育呢？ 董老师回答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地说，美国的自由式精英教育有个好处，那就是能鼓励有兴趣学习的25%变成世界顶级人才，但是由于自由放任，后面那些不想学习的75%连基本技能都没有学到。中国则是基础教育很不错，学生的数学基础大多很好。但是不自由的应试教育消磨了许多孩子的学习兴趣，扼杀了他们的自学能力。所以，针对中国的孩子，最理想的情况则是让最优秀的孩子接受自由发展的精英教育，他们自己会去学习思维方法的技能。对缺乏自主学习兴趣的孩子，则继续保持有强制性考试的教育方式，同时加上学会批判性阅读、批判性写作以及探究式学习的教育要求，这三项技能是非常关键的。 在采访过程中，董老师还反复提到自己对弄虚作假现象的反感，具体案例这里不说了。我随即问了他一个问题：董老师，你说真诚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学习、研究以及工作的态度。但在我看来，真诚也是一种能力。高水平的人更有能力表现出自己真诚的一面，因为他们坦承地表现出来，就已经很有魅力。低水平的人一旦真诚了，那就暴露了自己的低水平。这些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包装一番，显得自己更加厉害。他们会说你之所以强调真诚，就是因为你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于这个问题，董老师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低水平的人一定要藏拙，那就算了。但如果自己实力不行，又要站出来吹牛，混得名利，这就不对了。 董毓的内在动机简析结合这几天的交流和采访中的谈话，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试着分析一下董毓老师的内在动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是否能复制到自己身上。 董老师身材高大，在正态分布中很靠右，其智力水平和大五人格量表中的开放性维度也都很靠右。这种类型的人，天生就有很强的好奇心，自学能力极强，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其成就动机也高。 董老师不是很喜欢应酬，更像是个知识宅和技术宅，他提到自己一旦解决了某个复杂问题，内心就会成就感爆棚，开车回家的路上有时都会因为过于兴奋而开错了路。由此可见，董老师有点像是Geek，对于精益求精地钻研复杂问题很感兴趣。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董老师身为加拿大籍的华裔学者，爱国心很强，看到中国学生不成器便会很心痛。而批判性思维能训练人的理性语言，这套理性语言是不分国籍的，它能普遍地提升人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所以，董老师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工作也是希望走教育强国的道路。 再有就是董老师从小就表现出的较真个性，让他很难容忍不较真的人做出的弄虚作假行为。大家知道，愤怒也是驱使人类行动的动力之一，对于虚伪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董老师对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坚持。因为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者是绝不会做出弄虚作假之事的。 理性语言的技巧与训练董老师长期住在加拿大，2008年由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玉教授的提议，撰写一本系统性的批判性思维教材，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距今已经更新到第二版。同时，董老师还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为部分本科生授课，可参考其文章《在中国理工学生中推进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体会》。 2017年，董老师出版了《明辨力从哪里来》（上海教育出版社），这本书案例丰富，既适合教师作为教学补充材料，普通读者也可以从案例分析中掌握批判性思维者的思考习惯。 2011年，董老师开始为批判性思维教师研习班授课，到了2018年已经是第八届，在青岛大学举行。预计2019年的第九届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如果本文引起了你对理性语言的兴趣，那恕我无法进一步阐述如何学会理性语言了。《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这本教材有40多万字，不是一时半会能说清楚的。我从课件上摘录引导批判性思维的三大问题，供入门级的朋友们参考： 1.这是什么问题？(问题的起源和背景是什么？它的构成和关系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的？它的原因和本质是什么？对它的表达准确吗？对它的解释是什么？) 2.有真的理由吗？(事实可以确证为真吗？对事实的说明真的准确、清楚吗 ？有什么关键假设吗？理由的支持充分吗？) 3.还有别的说法吗？(还有别的事实或证据吗？有别的可能吗？有别的解释、原因吗？有别的角度看问题吗？有别的论证吗？有反例吗？有别的含义和后果吗？这些说法谁更对？) 最后，我还让董老师给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提出了三个简单的建议，如下： 1.不弄虚作假。另外，急功近利经常是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2.做一个开放理性的人：既头脑灵活，又脚踏实地。 3.从掌握批判性阅读、批判性写作、探究式学习这三组核心技能开始，发展思维能力。 谢小庆老师说：董毓老师才是“角儿”。关于“逻辑思维”与“批判性（审辩式）思维”的关系，向大家推荐董毓老师的两篇大文章： ************************* 学习，不仅要追求“达标”，更要追求“成长（growth）”。对于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实现“达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成长”；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即使暂时“达标”有困难，仍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成长”。这就是新的“达标+成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评估模型。基于成长评估，那些能够帮助暂时“达标”有困难的学生获得“成长”的教师和学校，那些能够帮助优秀生不仅“达标”而且获得进一步实际“成长”的教师和学校，将受到鼓励和表彰。请扫描或长按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成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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