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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的文儒与厚道，是故里戴埠镇有口皆碑的。 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江南古镇。当地有句民谣至今仍挂在老人嘴边：“金南渡，银张渚；蚀了本，归戴埠。”这是说，以前戴埠镇是水陆码头，是竹器、蚕茧、布匹、鞭炮和蜜枣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做生意容易做；在别处做亏了来戴埠翻本，一定如愿以偿。 童年记忆中的这个镇子，每日都是人头攒动，市声嘈杂。印象最深的是，街巷里处处是竹篮竹匾竹席竹榻竹椅竹凳竹斗笠竹鸟笼，大凡现在用塑料做成的各类生活用具，当时戴埠人都能拿竹子来做；其竹器的精巧别致，一如这镇上的小桥流水人家，以及人家家里的漂亮女孩，都是十分的纤细，十分的耐看。 后来我才知道，我祖父虽然读过中学，当过一位常熟县长的同乡幕僚，绍兴人称之为师爷，其外表瘦长文弱，跟绍兴文人孔乙己相仿，但他前半生的辛勤劳作，主要是做生意而不是舞文弄墨。可能除记过账簿，写过被日本军人烧毁的祠堂祖宗灵牌，以及写了区区数行的生平简介留给我父亲，平日不秉笔蘸墨。 也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并非大户人家，土改时之所以被评为地主家庭，是祖父白手起家，起先入股于一爿一间门面的杂货店，后来越做越大，在镇上开了最大一家有洋机器的洋磨坊。在祖父看来，情愿自己一锱一铢挣钱，也不要依附他人混迹于官场。这大概是他给人家当了半年多师爷所得的重要心得之一。 祖父身无缚鸡之力，所以长工短工雇了不少，一面开磨坊，一面承租祠堂公田。不论穷富，人家问他借钱，他总是一口答应。若人家没钱还不了债，就请人家替他到地里干活，这样既成全了人家，也成全了自己。他每日在高桥边的茶馆里吃饭时叫二两黄酒。独斟独饮时若来了熟人，三个五个或者更多，大家一起喝这二两黄酒，喝光了事；不会不叫人家过来喝酒叫人家说他吝啬小气，不会叫堂倌添酒炫耀自己的豪放和财力。精明与厚道如此并存不悖，我想这是我祖父做生意越做越大的窍门之一，也是他一生为人称道受人尊敬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他拒聘伪职，躲到龙潭深山老林里，给一个上海大户人家看山。当时镇上几乎每一家有钱人家，都收到新四军托人送来的要钱要物的条子，这在老百姓眼里，有点像土匪讹诈，不给就给你找麻烦。据说我祖父从没收到过这样的条子，因为新四军知道我祖父秉节高亮，虽然也是财主，但为人厚道，不忍心为难他。 我暗自猜想，也可能祖父已经暗地里给了新四军钱。若是心甘情愿给的，应表彰其胸怀民族大义；若是胆小怕事给的，则说明他不失商人精明之道。可惜我得知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早已谢世归天，无从知晓其详情。 他就是在我下乡的那年去世的。隔了五千公里路我给他打电报，他躺在灵床上默然无语，已经无知无觉，听不到读电报的声音了。 祖父生前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的沉默寡言。我十三四岁在苏北的时候，他专程去东台我养母家看我。到南舍村的当天，就坐在当厨房用的那间草屋里，拿稻草编草囤；先编搁稻子的，后编搁红薯的，然后编冬季搁饭锅的，其动作不疾不徐，从容不迫。有一天，发觉再也没啥可编时，就起身告辞要走。 还记得祖父一把草一把草给草囤续草的样子，慢慢地囤底编出来了，慢慢地囤沿也编出来了，而且越编越高。草屋里光线幽暗，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以前我从没沉默过那么久，以后也不曾那样，但当时丝毫不觉得尴尬，不觉得沉闷，我们仿佛用呼吸交流，可能更多是用彼此沉默的心。 那时我还小，还不懂怎样问他问题。假如我问他以前的事，我想他不会如实告诉我。因为那时候人人都不能想说啥就说啥，不然将因言致祸。日后回故里时，常有人说我像我祖父，哪里像我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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