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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对于时任河东总督王士俊来说，只是一个平常的年份，但对于胶东半岛的海阳和荣成两县而言，却相当于“开天辟地”的一年。套用后人的话来说，就是：王士俊的一小步，海阳和荣成的一大步。当年的年末，王士俊就山东省裁卫设县事宜，向清廷上了一道奏折。作为封疆大吏，写奏折是一种很日常的工作，这或许只是王士俊写过的成百上千道奏折中的普通一个；但对于胶东半岛的区划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奏折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大嵩、成山二卫，请改为二县。裁卫守备、教授各一员。设知县、典史、教谕各一员。”这段话的具体意思，相信熟悉胶东地名的朋友，一听就能明白，说得直白一点，这就是关于海阳和荣成建县的提议。当然，此时还没有定下新称呼，只能称作大嵩卫、成山卫。卫所设立的本意，主要是军事功能，因此由兵部分管。王士俊的奏折上达之后，兵部经过研究讨论并报雍正帝之后，做出回覆，同意王士俊的裁卫设县的建议。
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专门下令，确定了两个新县的名字，以大嵩卫城为治所的新县定名“海阳”，以成山卫城为治所的新县定名“荣成”。自此，登州府辖区由一州七县变成一州九县，大体奠定了现代胶东区划的轮廓。对于清廷而言，新设立两个县，意味着王化之区增多，具有一定意义，但县的级别毕竟不高，因此《清实录》中虽然有记载，但并不详细。对于王士俊而言，这只是他几十年宦海生涯处理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公务，因此《清史稿·王士俊传》对这件事情只字不提。而对于海阳和荣成两县来说，这自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无论是清代的县志，还是后来的市志，都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关于两个县建立的历史细节，在此暂且不谈，本文重点介绍的，是两县设立的主导人——王士俊的生平，这位对胶东区划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前文已经提到，王士俊在主导两县设立时的官衔是“河东总督”。在清代不同时期，河东总督的权责并不相同。在乾隆朝之后，河东总督主要是负责管理河道，基本不涉及地方民政事务。而在雍正时期，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不仅管辖河南一省，也可调度山东事务。这一先例，是从雍正朝的重臣田文镜时开启，雍正六年五月，朝廷下发谕旨，以田文镜为河东总督，兼辖山东。上谕中明确说到：“著将田文镜、授为河东总督。管理二省事务。凡山东应行关会总督案件。俱照别省总督之例。定限办理。山东官吏、不得藉口有所稽迟。”而田文静在雍正十年卸任，接替他的人正是王士俊，这也是王士俊为何能够主导海阳、荣成建县的原因。
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康熙六十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雍正朝之后，他外放到河南省担任知州。
庶吉士为翰林院出身，在科举时期算是最为“根正苗红”，而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对科举入仕者带有偏见（《雍正王朝》中对此也有体现）。因此，王士俊在河南担任知州时，作为巡抚的田文镜看前者很不顺眼，“有意督过之”。幸好，河南省布政使杨文乾对王士俊青睐有加。杨文乾后来调任广东，将王士俊带走。而在广东任职期间，后者逐渐发迹，踏上了仕途的快车道。雍正四年，王士俊成为道台；五年，署理布政使；六年，实授布政使；九年，升为湖北巡抚，在五年之内，一步一步成为封疆大吏。而一年之后，田文镜卸任，王士俊再次升迁，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此后至乾隆即位之前，他始终在此任上。
一朝天子一朝臣，进入乾隆朝之后，王士俊圣眷衰驰，被调离河东总督任，短暂回朝担任兵部侍郎一职，后来又外放至四川任巡抚。此时，他在河南时“峻急开垦”的事情被人告发，朝议认为他与田文镜同属“酷吏”，治下之民深受其苦。王士俊急于辩解，被逮捕下狱，判处“（斩）监候”。乾隆二年，开恩释放，回归乡里，成为平民。乾隆二十一年去世。严格算起来，王士俊的仕途生涯比较短暂，从康熙六十年到乾隆元年，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十几年内，他成为总督一级的方面大员，并且在不少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也算是不虚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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