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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宋时著名的抗金将领与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人生最亮点被定格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那时候的他仅二十出头、与霍去病无异——一个去病、一个弃疾，名字上本就存在关联。 历史上的辛弃疾活到了68岁，为何年少成名的他在其后四十多年中“建树甚微”呢？说来说去，这样的悲催人生其实离不开南宋朝廷一直来的“莫须有”心态。  辛弃疾的四十载蹉跎岁月 “莫须有”不是秦桧用来陷害岳飞的说辞么？岳飞冤死后，相关风声鹤唳的风气就笼罩着整个南宋朝廷，“或者、也许吧”竟成了高宗朝重要的议政依据；在这种基于猜测的理政方式下、官员们在决策时一旦押对“中心思想”就会飞黄腾达，反之则可能会被贬丢官。宋孝宗即位后、这样的风气并未消失，仅是换了种说法而已，而被猜疑的这个群体则被统称为“归正人”。 “归正人”指的是从北方南归的豪杰志士，辛弃疾正是其中之一；没有他豪气干云的“1162“抗金壮举、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归正人“身份尴尬，而这尴尬几乎贯穿了辛弃疾的整个后半生。 他的名句“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表面上描绘的是安静祥和的田园风光、这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南宋王朝”嗟来“的四十载屈辱性太平年景。  四十载屈辱太平背后的“听取蛙声一片” 即便在抗金战役中立了大功，南方的“莫须有”势力一直以“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何不起而亡金”对辛弃疾等人整体歧视之，基于不信任前提的“若有”与“莫须有”是毫无二致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辛弃疾无法获得重用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样的尴尬身份，辛弃疾南归近二十年后依旧建树不大，到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时、他还干脆被贬回了江西老家、无奈消耗了四十载宝贵光阴，到他得以真正复出时、年迈的他已是壮志难酬！ 辛弃疾的这四十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宋孝宗北伐、隆兴和议、宋高宗去世、宋孝宗去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正写于淳熙八年(1181年)他被贬江西隆兴府的任上。 为何说这首描述风光的词句里充斥着金戈铁马与“暴力美学”呢？我们感受一下他在这些年间的历程便一目了然了。  宋孝宗时期的“隆兴北伐” 带湖庄园里的乡居生涯在南归早期的隆兴元年间，宋孝宗曾组织过一次短暂的北伐；由于宋高宗等避战势力的阻挠，北伐最终失败、迎来了隆兴二年(1164年)的“隆兴和议”。一旦恢复太平，力主北伐的辛弃疾等人就无法再被重用了，然而这之前的战争情景却一直留在“归正人”们的心底：“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知道自己性情刚直、无法为当世朝臣所容，被贬隆兴府(江西南昌)并兼任江西安抚使时就已作好了归隐打算。这一年(1181年)春天，辛弃疾的带湖庄园动工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是他理想中的居隐之所，这样的庄园就被他命名为“稼轩”。同年冬天，他果然再被弹劾、落了个无官一身轻，从此开始了他长达近二十年的乡居生涯。 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四十岁到六十岁、无官无职又在家务农，在旁人看来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山野村夫一名，跟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时的气吞山河绝难联系到一起。  人们难以将这样的农夫与叱咤风云的抗金将领联系到一起 换作今天的你，四十岁后“一事无成”回到老家种田会是何等挫败之感？不过辛弃疾对这样的乡居生活却似乎非常享受、数年间写下了大量辞藻优美的田园诗词，尤以当中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最为脍炙人口。当然，辛弃疾在这些年间也曾短暂出仕过，但总体上还是免不了被罢官、居隐乡间的多。 实际的农村生活存在蛇虫鼠蚁及循环不断的“汗滴禾下土”，根本就不是想象中那般诗意和美好；可是在辛弃疾的词中，人们又极难抗拒里面的诗情画意，这种现实与文学表现上的巨大落差到底又源自什么？这就是“辛弃疾乡居生涯”与普通山野村夫之间的区别，以当代词语来描述、我们完全可将其理解为一种“暴力美学”。  “叔侄关系”下的南宋人文在辛弃疾乡居期间，当时的人文气氛其实受到了一种“叔侄关系”的巨大影响，这里所说的“叔”就是金国、“侄”就是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时，宋孝宗因北伐失败、被迫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在这次协议中，金宋两国维持了四十年左右的和平，彼此间也成了“叔侄关系”——“叔”的辈份更高，这显然就是一种屈辱性和约。 我们之所以说南宋文人懦弱，是因为在那样“嗟来”的和平之下、不少人在安逸中逐渐淡忘了北方中土尚在异族之手，“月儿弯弯照九州”与“山外青山楼外楼”形成了强烈写照：百姓在弯月中黯然思念北方的亲人、达官士人们却在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间吟风弄月。 退居太上皇后的宋高宗赵构在这些年间也大肆挥霍，他吃好喝好也罢了，这老不死的还总不忘干预宋孝宗的北伐大计，虞允文的北伐筹谋就是这样被他整没了的！  南宋临安与“山外青山楼外楼” 淳熙十四年(1187年)宋高宗去世后，辛弃疾曾为此短暂出仕过两次，因为他知道宋孝宗曾不忘北伐之志；不过宋孝宗作为孝子，在为高宗守灵一年多后、却厌倦一切再也不想当这皇帝了，于是将皇位禅到宋光宗手上、自己则效仿他老爹当了太上皇。在宋光宗的神经质治理下、“归正人”的影响依旧延续，南宋士人们的文人风骨继续整体性没落！ 基于这样的人文背景，我们便不能徒将辛弃疾的田园文学作品当作纯粹的“风光诗画”来看、各种极端简约的田园元素背后其实都烘托着一种异样的抑郁，在常人看来这是一种“宁静”、在辛弃疾看来却是一种“死寂”。 我们再读回《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这就是宁静画卷中的一种“不平静”，在金戈铁马间透着一种强烈的对比——这也是“暴力美学”常见的表现手法。  对比性意象中的“暴力美学” 鹊蝉人蛙后的金戈铁马《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里，“鹊、蝉、人、蛙”都是常见的夏日元素，从字面上就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夏日特有的焦躁，而伴随这种焦躁的、则是辛弃疾内心里放不下的北伐之志。 曾经的秣马疆场之梦忽然因宋孝宗的北伐被拾起、接着又被和议的现实泼了冷水，如果这时候辛弃疾的内心依旧波澜不惊、他就配不上是“爱国词人”了。以“路转溪桥忽见”的迷糊衬托“稻花香里说丰年”，正是辛弃疾将内心恍惚寄于现实的描述，这时候“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景致是冷峻的、辛弃疾内心的恍惚无疑也是抑郁的。 电影《辛弃疾1162》中，谢苗饰演的辛弃疾是何等英武豪气？当过去的这一切都归于和议后的田园之间、任他再豪气干云也只得寄情于笔墨之中。  电影《辛弃疾1162》 在隆兴北伐期间，辛弃疾一直都无奈呆在江阴；听闻李显忠的北伐因邵宏渊的嫉妒避战惜败，他在《满江红》里愤而以“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抒怀，一样是以景抒情的字句、却透露着他对正直大臣的无比渴望。以宁静的景物抒怀金戈铁马的历史背景、在辛弃疾的作品中是很常见的，《西江月》里的“鹊、蝉、人、蛙”同样如此。 自“隆兴和议”到淳熙八年被贬，辛弃疾一直都在各地后方担任着转运使、安抚使之类无关紧要的小官、负责荒政及地方治安之类琐碎事务；跟1162年时相比，这心理落差真不是一丁点、简直就是大才小用，谁让他是“归正人”呢？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辛陈之晤“中，辛弃疾与陈亮一歌一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一时让“归正人”们集体语泣。 所以，他这些年间的“金戈铁马”也只能体现在诗词作品上，堂堂“万人敌”的杀敌锋芒、非陈亮之类知音者莫能领会。  闲恬居隐中的暴力美学前面多次提及的“暴力美学”虽源自当代的电影艺术，不过就“以诗意的画面呈现画外的暴力”这点来看，辛弃疾的词作品无疑正暗合这样的特征。“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背后是被战火蹂躏过后的南宋河山、在意象的运用上无不直指南宋时的天下苍生事，然而这一切却均被极端优美的词句包裹了起来。 在1181-1198年间，《辛弃疾年谱》里最常见的字眼不是“家居上饶”就是“家居铅山”(1196年迁居)，直到嘉泰三年(1203年)再被韩侂胄起用时，他已是六十四岁高龄了。 二十年间辛弃疾所能做的，就只有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式的闲恬居隐；年纪越大、他词作里隐藏的“杀气”也就越重，直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后，他才彻底感到了自己的报国无望。  我们可以认为，《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辛弃疾“暴力美学”的句号，“暴力”背后充满的总是残缺的美。 如果我们以《辛弃疾年谱》里的时间顺序来研读他的词作，这几乎就是一出古代的“暴力美学”大全，几乎没哪类景物没被辛弃疾咏唱过、也几乎没那首词的背后没寄托着他爱国忧民的隐喻，即“无事无意不可入词”。今天的我们很喜欢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如果光喜欢辛弃疾作品表面上的优美字句而不解其背后的戎马风云，很容易就会误认为隆兴和议四十年间的太平时光简直“太美好”了！ 然而和议一结束、也就是宋室即将坍塌之时，被唤醒的南宋士人们不得不以文弱之躯来抵御北方铁骑，这何尝不是一种惨痛的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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