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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锡高）  文/杨锡高 人们对电信的认识是从电报开始的。1844年5月24日，美国人莫尔斯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向巴尔的摩发出了全世界第一份电报，内容是： “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 这份电报被后人视为人类通信进入电信时代的标志。最早将电报引入上海公开经营的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1871年，大北公司正式开通了上海至香港的电报水线，在南京路对外受理业务，公开营业。这是洋人在中国大陆地区开通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同年，大北公司又开通了上海至日本的电路，并通过日本与俄国相连接，又通过香港与欧美相联系。1873年，大北公司架设了吴淞口至上海的陆路电报线，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条营业性的陆路电报线。 1984年，上海电报已经开始实现自动转报 但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电报在人们的生活中，依旧属于“奢侈品”，电报要真正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想当年，家里要是没有遇上病危、病故等大事、急事或难事，谁会莫名其妙去电报局拍电报呢？一份电报3分半一个字，加急翻倍，7分钱一个字。而7分钱是一副大饼油条的“价钿”。那年头，谁舍得用一副大饼油条的代价随随便便去换回电报中的一个字？不要小看大饼油条，老底子，普通老百姓如果早餐能够吃上一副大饼油条，那是很“隆重”的，很当回事的。如果隔三差五能吃上一副大饼油条，那是家里条件很优越的。如果天天可以吃上一副大饼油条，绝对是大户哦！在那个敏感时代，如果侬经常吃大饼油条，被邻居或者同事“刮三”了，弄不好就被“革命群众”举报到侬单位“革委会”或者里弄居委会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老百姓是不会轻易去拍电报的。毕竟“人民币不是橘子皮”。于是，中国人民惜字如金，独创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电报体”，诸如“母病速回”“人傻钱多速来”等等。 1988年，电报送到市民手里 话说回来，老百姓的生活又离不开电报。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上山下乡或者支内支边的亲人，探亲假不够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一份“母病速回”之类的电报向单位请假。千里迢迢赶回家，打开房门一看，妈妈面色红润，好好的。老母亲说，没事，就是太想你了！那时候凭着一份电报还可以进火车站月台接人，否则，只能站在车站广场外面举目四望、翘首以盼。你看，电报的用场还是蛮大的。 1988年7月，长途电话人工转接台 但电报“放不下身段”，直到电话大举普及，被电话无情淘汰，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告老还乡”。 电话的历史比起电报要稍晚一些。1876年，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机，他通过电话呼唤他的助手：“沃森先生，请过来，我有事找你!”在实验室里的沃森听到贝尔的召唤，发疯一样冲出实验室，朝贝尔飞奔而去。一路上还大叫着：“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 把电话引入上海的，还是丹麦大北公司。1882年2月，大北公司在外滩7号设立电话交换所，并对公众开放了第一部公用电话。随后又向社会公开放号，第一批电话用户10户。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电话用户总数达到6.6万户，为全国之最。但可惜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电信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那时，家里有电话的，不是曾经的老板、小开就是南下干部，非常稀罕。后来，随着各类政治运动的开展，资本家及其后代的电话纷纷拆除，电话成了各级干部的标配、权力的象征。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上海全市电话用户仅仅9.3万户。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电信部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发展突飞猛进，每年电话放号从1万、2万、5万到10万、20万、50万，甚至100万的速度推进，电话这才慢慢进入老百姓家庭。 1986年4月30日，电信大楼主楼封顶 1988年7月，打长途电话的用户着急的等候在电信营业厅里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电话机开始逐渐取代缝纫机，成为新娘的嫁妆了。很多家庭都会在显眼的地方，比如茶几、五斗橱、“夜壶箱”上放一部漂亮的电话机，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还会用钩针钩一块“蕾丝小方巾”，遮盖在电话机上，既挡灰又美观。电话刚刚普及时，其紧俏程度无法想象。用户到电信营业厅申请登记后，不等上个一年二年根本轮不上。记得我曾在1989年新年第1期《上海邮电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过一篇消息，从当时的电话局局长嘴里挖出一个数据，声称那一年全市将破天荒地电话放号5万门！此消息一出，不少媒体纷纷转载，不胫而走。可那么大的放号量仍旧不解渴，因为待装户几十万，大部分人还是只能望洋兴叹！ 电话吸引小朋友 在上海电话最“吃香”的那些年，曾经搞过几次公开申请登记活动，本想减缓压力，却未料僧多粥少，登记现场人山人海，打破头的，挤碎玻璃的，常常是热热闹闹开场，疲惫不堪收场。
1992年，登记安装电话的用户争先恐后 可再怎样艰难，人们照样不离不弃，追逐电话的劲头是越挫越勇。上班的说，“有没有电话，表面上是生活方不方便，其实衡量出来的却是生活品质！”下海的说，“名片上没有电话号码，我怎么做生意？“以前在名片上无奈印上传呼电话，人家做生意的老板一个电话打过来，一听是弄堂口的传呼电话，气得挂了电话，以为碰到皮包公司了。”
为了让市民早日装上电话
应急通信车开进陆家嘴，为浦东开发保驾护航 电话没有普及前，为了解决老百姓的通信难，上海电信部门大力发展传呼电话，弄堂口的小亭子里、烟纸店的柜台上到处摆放着传呼电话，成为沪上一景。那时候，传呼电话站的老妈妈接到电话，会拿起铅皮卷成的简陋喇叭，哇啦哇啦喊“三层阁阿姨，侬厂里小姐妹阿芬叫侬回个电！”“后厢房阿尼头，侬女朋友叫侬今朝夜里去伊拉屋里吃夜饭！”
1989年，传呼电话站排队等候打电话的人群
那时候，打电话是很“吃力”的 这真是“开放”的年代，没有“隐私”的。公用电话传呼站的阿姨、爷叔掌握着全弄堂里老老小小的信息，宁波阿婆屋里厢呃阿三头轧女朋友了、苏北爷叔昨天夜里又跟媳妇吵相骂了，家长里短“煞煞清”。
老底子114查号完全靠人工 在大力发展固网电话的同时，移动电话也开始崭露头角。1986年，上海引进900兆赫移动电话系统。这种模拟制手持式移动电话，因体积大、分量重，且经常出现在香港警匪片中的黑社会老大手中，因而被唤作“大哥大”。
国际卫星地球站建成后，大大改善了上海的通信状况 “大哥大”甫一露面，人们也是趋之若鹜，二、三万的价格根本挡不住人们苦苦的追求。1992年，上海曾经搞过一次“大哥大”吉利号码公开拍卖，结果一个8888的号码12万成交，还不包括手机哦！当初的12万是可以在上海买一套房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暴发户，要是手里不攥着那只像砖头一样厚重的“大哥大”，你都羞于见人，更不要说去谈生意了。要是在餐桌上直挺挺地放上一部“大哥大”，那是怎样的风光、神气啊，服务员小妹的笑容明显灿烂起来。那时候，南京东路中央商场的东海咖啡馆、天津路的人人餐厅、四川北路的新亚大酒店，是生意人比较集中的碰头场所，他们或喝着咖啡，或吃着早茶，海阔天空地传递着商品信息、聊着生意经，桌子上除了放一包健牌或者万宝路，就是那只黑不溜秋的“大哥大”了。后来，乍浦路异军突起，成了美食一条街，成了上海时尚之地，那些帅哥靓妹骑着哈雷、雅马哈或者本田、幸福，牛仔裤的屁股袋里必插一部“大哥大”，天线翘得老高，风驰电掣般从乍浦路一闪而过，那画面比起现在开一辆玛莎拉蒂或者兰博基尼敞篷车更加“拉风”！
八十年代最早的移动电话，叫“大哥大” 1995年，上海又引进更先进的数字移动电话，加快了移动通信发展步伐。与此同时，手机厂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三星等等，研发推出了千姿百态的手机，翻盖滑盖旋盖双盖，款式应有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万紫千红。功能也越来越全，体积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大小厚薄如名片的“名片机”。于是“大哥大”的昵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代人的温暖回忆。
九十年代初，争购手机人山人海 国产手机也出现在了市场，如华为、中兴、波导、金立、酷派等等，波导虽然做得不算特别成功，但毕竟它留在了中国移动通信史上一句非常有名的广告语“手机中的战斗机！”当然，国产手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华为。至于小米、OPPO、VIVO等等，都是近些年的事了，那个时候，连影子还没有呢。
手机成了新时尚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下，经过电信部门干部职工的努力奋斗，电信面貌焕然一新。1989年，上海电话容量达50万门，电话号码由六位升至七位，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统一的、等位的七位电话号码制城市。1992年，上海电话容量突破100万门；1993年，电话用户数突破100万。
电信工程走在城市建设的前列 1995年，上海电话号码再次实现由七位升八位的梦想，成为继巴黎、东京、中国香港之后，全球第四个实行电话统一八位拨号的城市。《解放日报》的评论是：“上海电话网实行八位号码制，是世纪之交中国通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上海城市功能建设中带有标志性的成就。”
10000号 1998年，上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00万户。现在的用户数庞大到无法想象，上海2400多万人口，除了儿童和耄耋老人，人均一部手机是最起码的，很多人拥有两三部手机，连捡垃圾、收垃圾的，甚至乞丐都用上了手机。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发展，从2G、3G到4G、5G，手机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智能，微信、APP、移动支付等等，正日益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扫码”成为新时尚。现在人们上街，不带钱包没关系，不带手机那就手足无措、寸步难行，“像一只无头苍蝇”了！ (图片由胡宝平、费锋提供) 鸣谢：杨锡高先生赐稿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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