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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等人被押往断头台18世纪末端，古老的法兰西大地上发生了一场震惊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历时五年有余，以首都巴黎为中心，波及整个法兰西乃至大部分欧洲地区，它彻底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格局，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进步。 两百多年来，无数专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功过进行了分析、探讨，否定者不计其数，肯定者也大有人在。本文通过罗伯斯庇尔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和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表现，来探讨我对这个人物及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可以说，大革命的战火是国王路易十六“烧”起来的，一切缘于“三级会议”（一个带有议会性质的组织，由教士、贵族、平民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召开。到1788年，这个国家已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之所以要开会，是因为法国财政出现了严重赤字，路易十六想改变这种局面。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是一位温和、善良、体恤民众、勇于改革的君主，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最好的君主之一。为了让法国强大，路易十六决定用代议制君主政体取代绝对专制政体，包括召开“三级会议”等一系列改革设想，既有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因素，也有让法国社会更加公平自由的目的。其实，路易十六的改革并非自“三级会议”才开始，他登基后便实施了一系列积极大胆的举措，如：解放王室农奴、实行省和乡村理事会制度、地主不得进入地方政府任职、取消税收特权、要求增加“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人数、不再遵从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等。路易十六提出了建立“自由宪章”的设想，他的“自由宪章”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宗教宽容、人身保护令状、平等纳税、取消酷刑、中央权力分散、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普选权、定期召开“三级会议”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评论说“这是法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向他的臣民开出的条件”。可由路易十六开启的这场改革，受到了来自和他同一阶级的贵族的顽强抵抗。在法国，贵族和教士是不用纳税的，这一惯例与英国这样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据托克维尔记述，法国王室通过财产的给予或税收上的馈赠，来换取法国贵族阶层不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法国王室和政府一直拒绝贵族染指政府事务，管理各地事务的总督一直由第三等级担任，教士因承认国王对教职人员的任免权而获得了免税。在法国，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有全国2/5的土地，却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这样一来，所有税收负担便都强加到了第三等级身上，不仅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而且带来社会不公和阶级对抗。为了保护自己以牺牲政治利益换来的免税优待，贵族阶级进行了激烈反抗，可路易十六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不惜与贵族阶级决裂，坚决取消贵族和教士的税收特权，坚决要求将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从300人增加到600人（是其它两个等级之和）。当有人汇报，应召贵族中只有一人投票同意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到600人时，这位国王对来人说：“你可以加上我一票。”路易十六自觉地站在了第三等级一边，在贵族、部分教士（大部分教士在让出税收特权上表现得比较理智）、巴黎高等法院（一直不同意更改原先的“三级会议”分配办法）、王室内部（以王后为代表的王室集团也坚决反对改革）面前毫不妥协，终于取得了胜利。改革开始时，第三等级坚定地站在了国王一边，这让国王对这个不断壮大的新兴阶级充满了好感和期待。1789年5月6日至6月27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这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当1200名代表（其中第三等级代表600名）齐聚凡尔赛时，整个法兰西沸腾了，人民为法兰西即将走向公平自由和民主法治欢欣鼓舞。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路易十六已让王室走到了尽头。法国国王满怀希望地看着过去被歧视受压迫的第三等级与他一起为这个国家排忧解难，这时他的心中一定有着无限多的宏伟计划。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的改革和给予第三等级的支持，才导致革命的发生。换句话说，是路易十六亲手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战火，不仅烧毁了国王和王室，也让法兰西文明蒙受耻辱。无论哪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或哪位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忽视一个人的存在——罗伯斯庇尔。他的名字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罗伯斯庇尔出生于法国北部的阿拉斯小城，幼年时曾遭遇父母离异、寄人篱下的生活。后到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法律，成为这所神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回到阿拉斯城做了一名职业律师。1775年，正在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的罗伯斯庇尔，有幸向举行完登基典礼路过学院的路易十六国王和安托瓦内特王后致欢迎词。那时的罗伯斯庇尔对国王和王后有着无限崇敬和热爱，据说他和学院的师生在细雨中跪着等待了几小时，才等来了国王和王后的光临，而罗伯斯庇尔是跪在最前面的。可国王和王后没有走下銮驾，听完致词后只是礼貌地微笑，然后匆匆离开了。这让罗伯斯庇尔特别失落，他本打算和国王交流几句的。路易十六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时，罗伯斯庇尔还在老家做律师。他因为童年的悲惨遭遇及目睹了太多平民贫困潦倒的生活，从小便立下了改造世界的志向。在大学期间，罗伯斯庇尔疯狂迷恋上了卢梭的学说，十分认同卢梭关于社会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的观点，亦认同人性本善，是社会不公导致了人性的恶。他渴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有人推测，罗氏在巴黎求学期间曾去拜访过卢梭。据说他死后枕头下还放着一本《社会契约论》。可即便有再远大的理想，以法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现实，以罗伯斯庇尔的出身和地位，如果没有大革命的爆发，他一辈子可能也只是一个律师和文人。1789年4月，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参加“三级大会”代表竞选，以不辞劳苦的撰文、演说，不断重申他为平民服务的观点和决心，终于力挫群雄，获得了第三等级代表资格，走进了凡尔赛宫，之后又随着权力中心移至巴黎，开始了他改写法国历史的人生旅途。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罗伯斯庇尔没什么关系，他既没有点燃战火的能力，也没有点燃战火的机会。就是大革命的前期，罗伯斯庇尔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大革命前期时，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是法官穆尼耶、政治家马鲁厄特、政治家米拉波、神学家西哀士。前两位相对保守，希望各派通过妥协达成一致，建立两院制宪法；后两位相对激进，希望通过革命的手段，让民众掌握权力。其中，米拉波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西哀士则是国民议会的倡导者和实施者。这些早期第三等级代表人物的大胆设想与行为，为大革命进入高潮埋下了伏笔，也为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政治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走向前台铺平了道路。无论是米拉波、西哀士还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抑或吉伦特派代表人物，他们都有意将民众政治热情煽动起来，将革命视为一种立场和不二选择，将国家牢牢地捆绑在革命的战车上。那时的巴黎，处处人头攒动，彻夜叫声震天，多数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者，将街头革命当成了他们的职业，哪里有纷争就往哪里冲，冲过去就开始围攻打砸并大开杀戒。巴黎开始失控，法国开始失控。导致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和完全失控，始于1789年7月14日对巴士底狱的攻占。导火索是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与王室、贵族之间因为国家政体和权力分配而产生的矛盾。当时，国民议会是人民的代言者，受到了全体平民阶级无条件的拥护。群众得知国民议会的祈求受到阻挠时，自觉地站在了国民议会一边，并涌向议会大厦对议员表达支持。为防止动乱发生，国王下令调集军队赶往巴黎，但他们没有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军队的行动迟缓、对重点区域包括巴士底狱的保护不力（在有人报告群众有可能攻占巴士底狱后，仍只派了130名士兵把守这座法国最大的监狱）。市民们的热情终于找到了爆发点，他们以王室与国民议会作对为由，冲进巴士底监狱，打死守军，放出所有囚犯，处死向他们进攻的将军。那时，国民已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了，任何向他们开火的军人都被视为叛乱分子和卖国贼。因此，赶往巴黎的军队也只好撤离。国王被国民议会代表从凡尔赛带到巴黎，被迫在暴动的民众面前承认攻占巴士底狱和反对君权的行为合法。至此，路易十六作为法国国王的使命实质上已经结束。这正是罗伯斯庇尔等人乐于看到的或说等待了很久的良机。自从当选“三级代表大会”代表后，罗伯斯庇尔一直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圈子。他利用自己的演说天才，不断抨击革命敌人和各类妥协分子，发表和出版大量政治著作，不久即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核心人物，成为巴黎社会人人皆知的政治明星。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成为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社会的权力核心。1789年10月，随着国王被移居巴黎，罗伯斯庇尔也租住于巴黎通日大街。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5年，也是他人生的巅峰时期。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认为革命随时都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为此，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天蓝色风衣、戴着三色绶带，不停地向议员和民众呼吁：要警惕敌人的阴谋，他们可能随时会从某个阴暗角落里跑出来，向革命进行疯狂报复，革命者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革命。罗伯斯庇尔不断重复着阴谋论，让巴黎的空气更加紧张，不仅平民们提心吊胆，就连国民议会代表、市政府官员也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向罗伯斯庇尔靠拢，以求得到这位“洞察一切”的高明政治家的保护。依靠这种手段，罗伯斯庇尔成功地将造反家丹东、煽动家马拉收入自己旗下，甚至“老革命”米拉波、西哀士也对他惧让三分。据说在罗伯斯庇尔死去40年后，西哀士在病危之时还不停地叫喊：“如果罗伯斯庇尔找我，就说我不在。”罗伯斯庇尔还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信徒和粉丝，如革命狂徒圣—茹斯特和约瑟夫·沙利耶、掌握舆论工具的吹鼓手卡米耶·德穆兰、木匠杜坡莱及其家人等。这些人都是罗伯斯庇尔的工具和棋子，他正是依靠这些人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罗伯斯庇尔因其不徇私情、不贪钱财、不好女色，被人们称为“不可腐蚀者”。在巴黎乃至法国大多数地区，罗伯斯庇尔的信徒遍布大街小巷，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效忠信、感谢信、求教信。据罗伯斯庇尔的秘书回忆，他在巴黎期间，曾受到许多年轻女性的青睐，其中一个还成为他的女朋友，后来罗伯斯庇尔怕恋爱影响自己的形象，将女孩打发走了。而杜坡莱一家人对罗伯斯庇尔的崇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自觉地担负起保卫罗伯斯庇尔安全的责任，据说杜氏的老婆和女儿都爱上了这位不苟言笑的革命家。一段时间里，罗伯斯庇尔还居住在杜坡莱家里，享受着这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罗伯斯庇尔竟然将这位木匠以及木匠家的医生安排进了革命法庭，让他们为杀戮充当举手机器。这家人也因为罗伯斯庇尔而落得被处死的下场。在革命阵营中站稳脚跟、获得权力后，罗伯斯庇尔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他开始宣传和实施以公平正义的名义杀戮异己和不革命者的理论。在他的鼓动下，1792年9月初，丹东策动了4万名暴民向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动恐怖袭击，当晚就有600名士兵被乱刀砍死，之后又有包括神职人员、妇女、儿童在内的一千余人被杀。国王和王室因为巴黎日益危险的局势而惶恐不安，他们渴望离开动乱中心，依靠忠于国家的军队结束巴黎的无政府状态。1791年6月20日深夜，路易国王和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大臣的安排下出逃，计划逃往蒙特梅迪。可惜，可怜的国王在距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被拦截，成为阶下囚。9月，路易十六接受共和宪法，一位法国历史上少有的励精图治的国王的使命正式结束了。同时，法国君主立宪派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罗伯斯庇尔不想放过一个已被废黜的国王，他与革命同道们不遗余力地在国民议会上阐述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丹东、马拉等人公开叫嚣：路易必须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是国王！马拉更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我信仰杀戮。”在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恐吓下，由温和的吉伦特派控制的国会，以361票对360票的一票胜出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793年1月21日，国王倒在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暴政者的铡刀下。美国历史学家雅培说：“路易，这个仁慈、正直、纯洁、没有污点的男人，成了傲慢的、压迫人的、放荡的君主的替罪羊。”因为敢于向国王开刀，加之一些媒体和卑鄙龌龊者无原则的吹捧，罗伯斯庇尔的威望与日俱增，不论是会议大厅还是广场马路，到处都有“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口号声。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开始随心所欲地向敌人和潜在的敌人举起铡刀。为了便于打击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罗伯斯庇尔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如：国民公会（国民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革命法庭、军事监督委员会等，赋予这些机构以无限权力，在丹东提议下成立的革命法庭，可以对嫌疑人不经审判便判处死刑。为了鼓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也发起像巴黎“九月暴动”那样的暴动，罗伯斯庇尔派遣他的亲信沙利耶赶往里昂，企图让里昂变成第二个巴黎。不料，次年5月时，沙利耶被里昂人处决。罗伯斯庇尔立即命令公共安全委员会对里昂的反对派进行镇压，他们对里昂围攻了四个多月，大批民众被杀害，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毁灭，有人说“里昂已经不复存在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不断升级，为了给他的杀戮找到“法律依据”，他制订和颁布了众多“法规”。其中以《嫌疑人法》（1793年9月颁布）和“牧月22日法令”（1794年6月10日颁布）最为臭名昭著。他规定：不论是谁，只要他们的言行显示支持暴政和联邦制，或反对自由，都将被处死。他发明了一项新罪名“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除了叛国、复辟、贪污腐化、窃取公共财产之外，还包括攻击国民公会、诋毁爱国主义、误导民众、传播虚假消息、辱骂美德、破坏公众良知等。所有这些罪名的处罚都是死刑。从颁布《嫌疑人法》到第二年7月底罗伯斯庇尔被捕，短短的10个月时间，法国有1.6万人被判处死刑（不包括大量被秘密处死和不经审判私刑处死者）。此外，革命党人攻陷里昂这座城市后，有近2000人被处死；旺代的暴动中，战场上的伤亡不计算在内，战败时被杀的起义者和平民超过1万人，起义被镇压后又有超过3500人被送上断头台。6月10日“牧月22日法令”颁布到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捕，短短47天时间，巴黎有1376人被送上断头台。法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有地方用大炮处决犯人，有的将人逼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看到陌生人便杀……罗伯斯庇尔毫不吝啬使用手中的权力，他的屠刀先是举向国王和王室，接着是政治对手君主立宪派和主张共和的吉伦特派，再接着是从雅各宾派分裂出去的斐扬派，最后是身边的同志和战友，甚至连他们的家人，连未成年的小孩也不放过。造反家丹东无疑是罗伯斯庇尔最得力的干将，为暴政的实施贡献了诸多理论和实践；老同学兼吹鼓手卡米耶，为罗伯斯庇尔的成功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潘恩，一个让人权、自由写满大街小巷的著名作家（后来得以侥幸生存）；罗兰夫人，曾是罗伯斯庇尔的偶像，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出入她的客厅，听这位高贵的夫人高谈阔论。而且，在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掌控权力中枢时，得知国民议会中的“反罗派”要对罗伯斯庇尔动手，罗兰夫人和她的先生还跑去通风报信。可这位“不可腐蚀者”一个也不放过，甚至不给老朋友丹东自我辩解的机会，当囚车从窗前经过时，他连眼睛也不曾抬起过。曾有一位名叫塞西尔的16岁小女孩，来到罗伯斯庇尔的门前，只是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因为口袋有一把水果刀，便被定性为谋杀，女孩的父亲、哥哥、姑姑与她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那天被处决的一共有61人，其中还有一位单身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据说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在她们家吃饭时喝醉了酒，酒后说出了他的政治意图，害怕秘密泄露，于是杀人灭口。巴黎人感到了恐惧，可他们又无可奈何。罗伯斯庇尔的暴政也好，其他人的暴政也好，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是他们的狂热给了政治野心家机会，让一些头脑不正常的政客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因为“牧月22日法令”的颁布，国民公会的300多名代表不再享有豁免权。罗伯斯庇尔身边那些跟着他起哄、杀人的人害怕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推到铡刀下。他们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于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都在小声猜测：下一个受审的是谁？这让许多人甚至不敢在家睡觉。他们的恐惧注定了罗伯斯庇尔的灭亡。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们决定先发制人，他们首先编造“不可腐蚀者”与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巫有来往的丑闻，企图从损害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开始达到打倒他的目的。可他们失败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败就意味着死亡，编造谎言者很快便被送到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暴行激怒了国民公会代表，罗氏在公会被群起而攻之，他发言的第一句还没说完就被打断，那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剥夺了他和支持者说话的权力，接着把他们赶出国民公会。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政治生态十分奇特，不管是谁，只要你的发言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或说你没有了发言的权力，那么你就失败了。接着，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和他弟弟5人的决定，就这样，罗伯斯庇尔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下了万丈深渊。巴黎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下达了通缉令，据说，士兵冲进来时，罗伯斯庇尔正在签署号召市民向国民公会的敌人反攻的指令，字还没签完，便被士兵开枪打掉了半个下巴，让他从被捕到命丧断头台不能开口说一句话。按照罗伯斯庇尔制订的法律，他未经审判便被判处了死刑。与国王、王后、吉伦特派代表、丹东等人被处死前一样，当罗伯斯庇尔的囚车从大街上经过时，人们向他扔石头，高叫：“暴君”“魔鬼”“杀死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和帮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倒在了铡刀下。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他最致命的问题，是把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自我意识不断膨胀的基础之上。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的托克维尔，也不否认罗伯斯庇尔的美好动机，认为因其革命者的动机良好，所以称法国大革命为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我却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难道不知道杀戮同类与平等无关吗？血腥从来与美好风马牛不相及，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也不会感觉到幸福。罗伯斯庇尔以卢梭的信徒自居，声言奉行人民主权原则。但实质上人民在他的眼里不过是工具与草芥。剑桥大学政治学博士露丝·斯科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说：“……一个人的名字可谓恐怖的代名词，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她称罗伯斯庇尔是“第一个现代独裁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柏克说：“法国大革命应该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惊诧的事件……在这场充满了轻率与凶残的混乱中，一切都是那样不合理……”长久以来，罗伯斯庇尔的家乡一直以他为耻，甚至有人想要用一张“不透光的幕布”，遮住他当年为参选“三级代表”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仅仅只有罗伯斯庇尔吗？如果没有丹东、马拉这些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没有布里索为代表的吉伦特派的一味迁就和丧失原则（他们控制着国民议会却按罗伯斯庇尔的要求通过了对国王处死的决议），没有愚昧无知的市民的起哄，罗伯斯庇尔会走到这一步吗？还在罗伯斯庇尔如日中天时，一个叫卢韦的吉伦特派代表就这样说过：“我指责你将自己奉为民众的偶像，宣传你是举国上下可以拯救法兰西的唯一人选。我指责你……利用阴谋和恐惧以独霸巴黎选举议会，通过诽谤、暴力和恐怖行动来得到最高权力……”可惜，大多数当权者以及巴黎民众却对罗氏的暴行容忍、支持，这就是法国人在两百多年前遭受灾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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