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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作家】王体:“诗家幸”何尝不是“国家幸”

 中州作家文刊 2020-07-14

中州作家,从文学到美学【No.525】

“诗家幸”何尝不是“国家幸”

河南南阳   王 体

清代大诗人赵翼曾作七言律诗《题遗山诗》,因其尾联“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而名声大噪。意思是说,诗歌是激情的产物,当国家遭遇风霜、飘摇不定时,诗人才会有素材,感情才会激昂亢奋。如果诗人一直生活安定,诗兴就会被消磨,才思必将枯竭,就不会有上好的作品问世。所以,国家的灾难是诗人的盛宴。

自那之后,每当国家有灾难,总会有人吟诵此句,似乎诗人们成了喜欢吃人血馒头的看客群体。登峰造极的事件就发生在此次疫情中,当旅日华人齐心协力捐助物资救援武汉时,他们很用心地在捐赠物品的包装上写下我们自己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来鼓舞国人。不想,某江日报的评论员竟大义凛然地表态:国难之时,写诗是不够厚道的!

不知道这类话的人是何种心态,如果不是无耻(不知感恩!)就是无知,我倒希望是后者。

的确,灾难和不幸会造就卓越的诗人、流传千古的名作。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诗人杜甫会写出悲悯穷人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名句,也发不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慨;没有北宋的南迁、国破家亡,李清照岂能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不肯过江东。”的豪言。苏轼、辛弃疾哪个不是在颠沛流离、志不得申的情况下佳作频出、流芳百世的。从这个层面上讲,灾难和逆境的确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对诗家确实是一件幸事。

但反过来讲,“诗家幸”何尝不是国家之大幸。

一个国家和组织越是身处灾难和不幸的时刻,越需要用精神武器来凝心聚力、共克时艰。真正的诗家正是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情感,诗作也都是着切肤之痛的有感而发。“文章本天,成妙手得之”。所谓的 “天成”,我个人理解就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共同的情感,而真是那些“妙手”们,把那些共同的精神食粮进行提炼、升华,从而成为公众追随的共同价值体现和精神武器,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回看我们民族的历史,五千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不明白,他们说,中国现在很强不可怕,可怕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她还在强!美国的基辛格是个中国通,他曾经说过,中国总会被她英雄的人民保护的很好!这是他的感慨也是他的困惑,因为他还无法理解沉淀在中国人血液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来源于我们的文化,来源于我们的诗歌,来源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永生的灵魂,只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不畏困难,勇气不移,志气不堕,精神不衰。

所以,个人困顿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吟出“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得意时,我们会想到“先天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危难的时,我们会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而舍我其谁、拍案而起;国家发展时,我们崇尚的是“美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独善其身、落井下石。

回到这场空前的疫情上,中国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展现了超强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执行力!这是中华儿女内蕴于骨子深处精神体现:苦难愈深重,信念愈巍峨,凝聚愈紧密。

当然,在此次疫情中,也会产生大量有温度、有力量、有激情的诗作和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为我们抗击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它们也必将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继续滋养我们的民族,繁荣民族文化,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试想,如果诗人们真的践行“国难面前,写诗是不厚道的!”理念,那我们这个民族该多么悲哀、多么苍白!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家幸”才是“国家幸”,这绝不是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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