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州作家】李兴柏：激情燃烧的大祝大队岁月

中州作家文刊 20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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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作家，从文学到美学【No.600】

激情燃烧的大祝大队岁月

辽宁沈阳李兴柏

往事像融融的春风，轻轻地翻动着我记忆的篇章，我离开大祝大队已经40多年了，但对那段发生的一件件旧事，像奔流不息的小河，在我心中流淌，那么令我荡气回肠。

1974年1月11日，大祝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李兴尧通知我，上大队当脱产执勤民兵，在治保主任杰成宝领导下开展工作。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后经了解，原来是大队想找一个能写的，有人就推荐了我。

成为大队脱产执勤民兵一员，我很高兴，毕竟不用下地干农活了，不用与天斗、与地斗了，不用定点上下班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第一天到大队上班的早上，我穿上了干净的衣裤，干净的胶鞋，来到民兵值班室。从此，便开始了不分白昼，与其它民兵在村内外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小学校、供销社、生产队、青年点及农民家庭财产人身的安全工作，并打击赌博、盗窃、抢劫等不法行为。

那时的大队执勤民兵工作，实行了弹性工作制，白天可以休息，也可以工作。而在夜间，尤其深夜或者下半夜，必须外出巡逻。

夜间巡逻，每个人拎着、拿着大型的手电筒，筒内能装三四节一号电池。其特点是：射程远、亮度高、聚光好。

抓赌，就是大队民兵干的一项主要工作。冬闲时节，农活比较少，社员在家里呆的时间长，个别农民得找个乐。于是，几个人就开始聚在一块赌博。而赌博工具，大都使用扑克，玩的是“推牌九”。男人们上赌场，顶多带上三五元钱，参赌者除彼此间输赢之外，还要向临时赌场付费，叫做“抽红”。应该说，赌场风险很大，一有风吹草动，赌徒们便望风而逃。赌场主人却跑不了，只能自认倒霉。所以，只有很困难的人家，或者胆子大的农民，才会为这一两元钱的“抽红”，而铤身走险。

那年的腊月的二十三深夜，治保主任带领民兵，悄悄来到村西后街某某某的家。那家没养狗，周围邻居家也没养狗，只见设赌家窗外边牛皮纸蒙的很严，但室内灯光很亮，并有男人们嘲杂的声音。民兵商维胜、郑新成、李绍霞等慢慢将双脚挪到窗户前，竟没被屋里人发觉，民兵们几乎同时举起手电筒，使劲用电筒后屁股将玻璃砸坏，然后冲入里屋，有人喊：“不许动！”有人喊：“站起来！”民兵们小心翼翼从炕席下，柜子底下翻出一些现钱，有一毛、五毛、也有一元，瞬间，“战果”出来了，共没收赌资十三元七毛整。

赌徒们靠墙站着，人人低着头，被治保主任训斥着。相继表示：以后不再赌博了。设赌家主人也表示：今后不再提供赌博场地了。那时不兴罚款，就让他们写保证书。不会写也得写，写不好就重写。

可怜被砸坏玻璃的那户人家，印象被砸了5块下扇大玻璃，只有1块玻璃保留，是靠西墙垛那块。还有下半宿时间，冰天雪地，寒风嗖嗖吹进屋，一家人怎么睡觉？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次日上哪淘弄这么多的玻璃？这个年该怎么过？

设卡，也是大队民兵工作之一。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方向不固定，主要在各个主要交通道口，检查社员们下班是否偷拿了集体的东西。

一次，在通往侯家大队的路口设卡，正是七小队、八小队女社员下班的时间，你说巧不巧，碰上了堂嫂（杨玉华、兴旺家），走了过来，㧟个土篮子，内装很多野菜，留做喂猪。我坚持原则，六亲不认，敢于向不良现象作斗争，上前主动跟三嫂说了一句话，“两眼一抹黑”，一本正经地翻起了篮子里野菜，一察看，从上到下全是野菜，没有瘾藏的生产队的蔬菜，没有慷国家之慨。

刚一入秋，治保主任给我一个任务，写个护秋公约。因为，庄稼是神圣的，为了保卫丰收成果，从保证粮食颗粒归仓，还要保证秋菜上市出发，教育每人爱惜粮菜，不能破坏。我把公约写好后，交给治保主任。主任再交给大队广播室播音员，循环向村内百姓广播。新的护秋公约，次日起开始生效。

在护秋公约里，对发现偷拿粮食、蔬菜者，做出了处罚标准，如偷拿小队一斤粮食，处罚十斤。在计划经济年代，其惩罚的力度，还是不轻的。遗憾的是，尽管民兵各个路口堵卡、早晚出去检查，但没发现有人偷拿公家的粮食和蔬菜。

民兵值班室，红砖铺地，有一铺大火炕，可以供十多个人同时睡觉。巡逻民兵都是青年小伙子，十八九岁，二十刚出头，没有一个结婚的。有时打闹，开玩笑，大家相处十分融洽。每次巡逻回来，已是凌晨时间，大家洗一洗，才能上炕睡觉，一直睡到太阳照腚。

1975年1月15日，大队党支部班子研究决定：由我接替原大队出纳员林延福工作。在会计姜广祥的监督下，正式办理了移交工作，开始拨弄算盘珠子，正式与算盘打交道，成了脱产的“干部”，虽说不是“肥差”，也让很多年轻人为之羡慕，很是自豪。

当我接过钥匙和账本后，很是激动，很是忐忑，有些诚惶诚恐。那时的大队贫穷，现金账面只有4、30元，一查库存现金正好。

我办公桌面下是三个抽屉，而姜会计是三屉带柜的办公桌。我后面有一个“金柜”，据说是用榆木做成的。高约一米，宽约六十公分，每块木板的厚度超过十公分。

我一走马上任，就清醒意识到，大队出纳员（保管员），是个重要岗位，是大队“内当家”。大队能将我安排到这个岗位，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认真负责，不辜负大队党支部的厚望，做一个称职的出纳员。

开始时，尽管我有高中文化，心想担任出纳不成问题，但面对从未接触过的现金账务，还是显得生疏。于是，我就下决心，虚心向富有经验的姜会计请教。经过一段学习和摸索，终于掌握了工作要领，很快适应了岗位要求。

刚工作时，会计姜广祥手把手教我打算盘。起初，我五指不分，速度极慢。一边拨弄算珠，一边口念“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去一”这些珠算口诀。

为了练好指法，使之纯熟，有空就练习打算盘。必须使用“185”来练，就是在空的算盘上，不断加“185”，连加三次，得出数是“555”，连加六次，得出“1110”，连加10次，得“1850”。

一到月末，我的桌面堆积了一堆未记账的凭证，要一个一个地记账。忙时肚子里早就咕咕叫了，这传票怎么还那么多？记完账，还要清点现金，保证账款不差一分，必须账款相等。

出纳员管理现金（保管、支出、收入）。当时银行明确规定：开户单位，一次只能提取现金30元，每天只能提取一次现金。取现金凭证是一式二联，中间用蓝色复印纸（整张自己裁）。第一联是软联，用于大队作记账凭证。第二联是硬联，上有印鉴，一枚是圆形的大队财务章，一枚是方形个人名章（财务主任），另一枚是我经办人的方形名章。硬联留做银行，当传票上账用。

银行在公社所在地，如果靠两脚走去，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通常是先取现金，然后到供销社购物，之后才能返回大队。这样一去一回，就得半天以上时间，也就有了伙食补助，因在公社之内，每天补助0、40元。当时进城补助的标准略微高点，一天补助0、70元。通常报销是积攒几次，再填单、审批、签字、报销。

大队财经主任是郝永成，共产党员，大字不识一个。但本人签字的姓名，不知哪位高人给予指点，却写得很有意思。三个汉字，上转下绕，有点烂漫，还能看清。因为，只要报销，就得由他签批，才能拿到现金，才能走账。

每天到大队财务室上班，我是第一人，道路比较近，步行也就三四分钟。而姜会计的家住在仙女河北岸，从家到单位，起码也需要十多分钟。

早晨到大队办公室后，立即戴上一副蓝色套袖，接着是扫地，擦桌子。这幅套袖，是母亲在供销社买的布头，为我制作的。带上套袖，并不是为了美观，是因为胳膊总接触办公桌，目的防止衣袖弄脏，防止袖口磨坏。

公社农经站的常殿满、银行管理现金的李朝钦，均检查过我管理的现金帐和库存现金，从未有过错账，从未有过差款。

1月30日，大队党支部为8队社员李多生、宋素英举行革命婚礼。前一天的29日，书记我策划了婚礼的程序，共设计14项。婚礼现场在大队民兵值班室，其中就有一对新人向毛主席敬礼，大队向新人赠送礼品，带有政治色彩、最时兴的珍贵礼物，精装“毛选”一套，新婚夫妇同唱革命歌曲等。大队的扩音器，抬到了婚礼现场，并通过线路传输四个打喇叭，向全大队的人们进行了现场直播。

从1975年春天起，不管什么工程大会战，凡是公社派队伍参加，保证点我的名，在公社指挥部（民兵连）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如辽浑太抗震筑提工程大会战（省里工程），棋盘山水库工程大会战（市里工程），辽河油田筑路工程大会战（省里工程），短则二三十天，长则几个月，我都跑不掉，但要与接任者办理出纳员交接工作。

待大会战一结束，再回到大队，与原出纳员办理接交手续。就这样，先后与同大队女同志六队高淑芬、四队赵玉芳、七队李兴杰、六队张秀梅、三队林桂芬办理过出纳员接交和交接工作。

在大队工作期间，有时写材料忙不过来，我就找来知识青年来写作，这就出现了写材料挣工分的事情。那时的政治宣传工作，被摆在一个重要位置，不容得有半点马虎。大队想临时调用一个人，任何小队都会全力支持。

为了给临时帮忙的人员记工分，我自己刻蜡纸，仿照介绍信模式，制作了简易证明。印刷之后有香烟盒的外皮大，左面有存根，中间有虚线，大写多少号。抬头为第几生产队，谁谁谁于几月几日至几月几日，在大队帮忙，请给予记工分，末尾是年月日，并盖上大队鲜红的公章。

自从大队有了写材料的轻松活后，我先和大队政工主任郭荣褔打招呼，批准之后，马上告诉广播员，用大喇叭通知知青某某某到大队来。向其交待任务，提出要求，定好交稿时间。知青回去，坐在寝室就可写作，就不用上生产小队干农活了。一般时间都不长，大约一俩天。知青拿着我开据的证明，交给小队长后，记工员就会给记工分。

3月6日，参加沈阳市农村有线广播经验交流会，地点在新城子区虎石台公社。我被市里授予“优秀报道员”称号，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认真看书学习，大造革命舆论》的经验介绍。得到一个奖状，这是我参加工作后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没有物资奖。纪念品是日记本，扉页盖有菱形红色广播会议全称章。

1976年3月22日，在参加沈阳市棋盘山水库大会战中，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主动积极给团政治处提供稿子，这天被于洪区民兵团评为“先进民兵”，奖品是0,18元的小型日记本。

4月31日早上，突然听说四小队知青李宝贞患胃出血，生命垂危。大队号召团员青年到大队，坐汽车进城，义务献血救人。我在没有告诉父母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当机立断献血去。便乘坐沈阳电缆厂大客车，飞快地来到市内第五人民医院，经过血液检测，血型正对号，既没有感冒生病，也没有不符合献血标准，把衣服袖子往上一撸，终于完成了200CC全血捐献，使李宝贞转危为安，生命保住了。自己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白来一趟。当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站出来。我为自己的举动而自豪，为共青团员而自豪，为善良之举而自豪。

同年5月11日，大队召开插秧大会战党员干部动员大会。5月20日大队创办“插秧简报”，一共编印4期。我主动到各小队了解情况，自己采访、自己写稿、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由大队通讯员分发各生产小队。

9月9日，我进城购买办公用品，骑自行车回来途中，时间是下午4点刚过，骑行在四王大队前面时，听到大喇叭响起了低沉的哀乐声，待我下车站在路边聆听后，哀乐停了，紧接着播放的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

9月18日的早上，大队全体人员忙活起来，利用大队院里空地，开始布置追悼会“分会场”。头一天买的黑布，我用剪子剪的白色图画纸字，用大头针别上的。黑底白字悬挂起来，十分醒目、又特庄重，字样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会标下面，挂着毛主席遗像，然后摆满了各个小队送来的花圈。

在规定时间之前，十个小队的社员都来到大队追悼会现场，个个胸前佩戴白花，胳臂戴着黑纱，每个小队站立两排，共有20个排。

10点整，大队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实况传播的程序，追悼会开始，奏哀乐，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听着华国锋主席宣读悼词。全体社员们站立一个多小时，直到追悼会结束，才离开大队现场。

10月10日，在大队财务办公室，写一夜拥护华国锋主席的大字块和标语，再打糨子，粘贴彩车（拖拉机）。大字块使用了宋体字、黑体字、美术字，标语有行书体、隶书体。虽然辛苦，一夜未睡，满院就我一人在工作，但当时并未觉得怎样，因为当时我的心中，有一种激情激荡着。

从1976年晚秋开始，大队林业队将收获的花生（种子）、大豆等值钱东西拉到大队仓库保管。东西足有三千多斤，这个仓库的钥匙，只有我一人有。可以说，珍贵的花生，当时没有个人种植。但我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有往家拿回一个粒，真是一个心眼为国家，两袖清风。

1977年12月12日，向大潘供销社卖一头毛猪，其它地方无资格收购。当时规定，181斤以上为特级毛猪，我们家卖的毛猪体重220斤，自然是特等，每斤0、597元。共卖钱131、34元，苦中有甜，奖励粮票380斤，布票2尺，回扣肉票11斤。

白天在大队工作，夜晚回家，挑灯写作，主动承担了全大队新闻报道的写作。作为一名业余新闻报道员的我，笔耕不辍，痴心不改，把大队和十个生产小队的好人好事，和农活进展情况，绘声绘色地写好，及实地向公社广播站、区广播站、市电台、沈阳日报等单位投稿。那时的我，常常是写到下半夜。

当时，没有电脑，全靠钢笔写稿、修改、抄写。给上边新闻单位投稿，并在有线广播和报纸采用，这无遗对自己写文章能力，是一次检验。我觉得有酸有甜，有苦也有乐，但相比之下，还是其乐无穷。俗话说“多读心中有本，多写妙笔生花。”经常爬格子，是对生活及周围事务的洞察和感悟，不仅使我增强了观察分析判断能力，增添了不少情趣，尤其文章编发之后，亲朋好友分享我的成功与喜悦时，感觉自己是一个凯旋的将军，激动得几夜睡不好觉，那劲头，甭提了！

自从提笔写作的那天起，我就爱上了这个方块字组成的奇妙世界。其实，记日记已经坚持很多年，哪怕是简单的几句话，几个字，也要写下来。一日不下笔，一日不得安然，“不用扬鞭自奋蹄”。当我提笔一吐为快时，真不亚于瘾君子过把瘾的感觉。可以说，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唯独不让我写稿，这个困难我克服不了。

为广播站、报社投稿，必须为编辑着想，我坚持了七忌：忌字迹潦草、忌标点混乱、忌规格不一、忌生造汉字、忌铅笔改稿、忌划改过乱、忌符号不明。

在大队工作期间，主动“承包”了大队墙上两块黑板报。由于过去在中学时经常出黑板报，所以回到大队再出黑板报，对我来说是重操旧业，轻车熟路。那时，我们国家很穷，人们的生活质量很低。但是，政治空气却很浓，全国上下对舆论宣传非常重视，大队、小队经常组织社员们开会学习。

大队的黑板，是在房子砖墙上抹的水泥做成的，然后刷上墨汁。黑板报两块大小相等，高有一米五，宽约三米。别看这简陋的大黑板，当年我对他的感情却很深。我把它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百般地呵护它，精心地使用它。它就像一个小小的舞台，让我在上面尽情地表演。它还像一个笔记本，记录着我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为了办好黑板报，每次进城都注意观察商场、工厂、副食店等的墙报。还到新华书店，购买美术书籍，然后，在出黑板报时，就照猫画虎地写画起来。

大队黑板报，成了大队的自办媒体，构成了“中央大街”上的一道人文景观。其内容紧跟政治形势，随时加以调整、更换，吸引着大家的目光，成了家乡父老的精神食粮。

为了把黑板报办得好看，每次除标题、正文外，都注意插图、尾花、花边的设置及处理。内容不但有新闻报道，简讯，还有短诗。彩色粉笔的运用，如虎添翼，恰如其分。还把篆刻的阴文、阳文利用上，并把字形进行了变化，印边做了残破处理，起到了活跃版面的作用。在我的努力下，大队黑板报内容丰富了，社员们爱看了，更愿意驻足地看。

编写黑板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板报内容没有人给我提供，只能由自己采访、编写。抄写报纸上的东西比较乏味，身边的人和事定会欢迎。于是，我经常到各小队走访，与小队长唠闲嗑，从中发现新闻线索。

每次写完黑板报后，我要走到远处向黑板报观看，从左边看，来到右边看。是否一头高、一头低？有没有横竖歪了？那份陶醉，那份欣赏，那份满足，真的让人难以忘怀。

由于黑板报在房子外面的墙上，没遮没挡。每到下雨时，黑板报就被雨水浇得不成样子，看不清字，只好重新再写。而冬天写黑板报，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迎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手刚伸出去，没写几个字，就冻得钻心疼。粉笔在水泥墙板上打哧溜滑，我是咬着牙，硬挺着把黑板报写完。

直到今天，马庆平儿子马祥久经常与别人讲，他的小时候，常常看我为大队站在板凳上写黑板报，注意颜色的搭配，注意字形的变化。郭荣祥儿子郭忠泽与他人讲，我出黑板报时，他最爱看影讯。因我常在板报右下角，写出各种美术字：今天放映；《鲜花盛开的村庄》、《青松岭》、《春苗》、《火红的年代》、《难忘的战斗》、《艳阳天》、《列宁在十月》等。

乡下人厚道，我始终把农民的冷暖挂在心上，为他们排忧解难。有时，姜会计暂时不来，公章、介绍信归我管理。只要有人来开介绍信，不分男女，问清事由，立即办理。大队氨水窖的锁头，只有我一人能打开，有时正在办公室忙着，有小队需要氨水，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走到细河北岸，打开窖门，让小队打氨水。有时正在家里吃饭，广播喇叭响了，让我马上回大队，我立即放下碗筷，回到大队，处理公家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