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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自然科学领域有“哥特巴赫猜想”之类艰深的难题，人文与社会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令人着迷却难以索解的关注热点。比如，人类语言的起源曾经是一个投入众多、至今尚未突破的研究课题。尽管在技术上已经获得了巨大进步，但仍难找到具体证据合理揭示语言的生成机制。据说，为减少研究资源的浪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禁止法国巴黎语言学会再次发起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任何辩论。不过，禁令毕竟难以压抑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等对相关话题的执着探索。近年来，随着生物、解剖、遗传等学科的进展，人类语言起源问题又有卷土重来甚至方兴未艾之势。与此类似，人类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却又浅尝辄止的话题。  文字起源扑朔迷离 语文学界至今已达成一个共识，认为人类文字可以区分为图画文字、表意（象形）文字、表音（音节）文字三大类。不过，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七八千年前，中东地区存在并使用过计算工具“陶筹”，这既是数学的开始，也是比图画文字更早的文字雏形。这一看法令人耳目一新，似乎进一步将文字源头向前推进了。但是，文字生成历史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疑点，例如，为什么在远古图画文字之后，人类文字竟分道扬镳，分别走向了表音与表意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表音文字果真是比表意文字更“先进”或更有“前途”的文字类型吗？这些有趣的问题至今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也含有诱人深入思考与探求的理论魅力。 令人质疑的是，学术界一般把人类文字的生成过程线性地描述为三大阶段，即“由符号（图画）代替了陶筹，再由象形文字代替了符号（图画），象形文字又导致了音节，音节被认为是‘文字的真正起点’”（丹尼丝·施特曼-贝瑟拉：《文字起源》，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而实际情况则是，人类文明在五六千年前开始农耕、出现城市后，此前的图画文字差不多同时区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类型。例如，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至今并未演变成表音文字，仍与拉丁字母等表音文字并列存在、平行发展。如此，能说汉字尚未进入“文字的真正起点”吗？持“表音文字领先”论的人可能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不得已慨叹：“中国和中美洲的文字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丹尼丝·施特曼-贝瑟拉：《文字起源》）。 两种文字适应不同社会需求 要如实、合理地破解人类文字在图画阶段之后分化为表音与表意两大演进方向之谜，必须将视角或思路立足于“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因素中，首先应该突出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的唯物史观（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不过，此前语文学界人士仅笼统指出，“以腓尼基文字为代表的表音文字产生，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表音文字是如何因商业活动需要而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语文学界对其真正机理却语焉未详。有些学者认为表意文字是比表音文字更为原始或者幼稚的文字类型，并将其未能演变为表音文字简单归因为中国古代权贵借汉字“繁难”而垄断知识的保守与特权心态，却又推崇表音文字为“高级”和“开放”文明的标志。这无疑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偏见在作祟。 既然承认文字的生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活的需求，便应着力弄清楚并解释明白：表音和表意两种不同类型文字各自具有什么功用？它们又如何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 首先，从文字功能的角度着眼，表音和表意两种文字都可以辨识与阅读。但是，表音文字主要用以听说，而表意文字则便于识记。若从其社会功能来说，表音文字便于语音互动，有利于人们即时的说话、记录等交流；表意文字则重于字意存续，旨在长期载录以求保留。如果引申分析，就可以发现，发明和运用表音文字的根本目的在于互通有无、获取实利；掌握与使用表意文字，则主要意在铭记人文活动、彰显功业等。表音文字的功能重“语”，表意文字的性质重“文”。二者平行互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语文”能力及其文化积累。 其次，在五六千年前世界农业形成和城市兴起的时代，表音与表意文字各有侧重的功用，且根源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与经济活动。表音文字生成并流通于语言差异不大、小范围可以共用“普通话”沟通的商贸地区。表意文字则形成和通行于区域方言众多、衣食自足的农业经济地区。前者的应用环境在商业贸易重于农业生产的中东地域或者西方世界；后者植根于以农业为主、商业为辅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 文字无先进与落后之分 以希伯来、阿拉伯、希腊、拉丁以及斯拉夫等表音文字的共同祖先——腓尼基人来说，因所处的自然环境背靠山地、面向浩瀚大海，为求生存，他们自古以来主要依靠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地中海东岸很早就出现了系列小城邦，除了重视商业外，他们也拓展殖民地，贸易和殖民比较发达。腓尼基人商业繁忙，为求快捷即时交易，逐渐借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并简化苏美尔楔形文字，把一些图画文字简化为标示当地“普通话”的语言成分即字母，以拼出人的语音，作为商业或殖民活动的中介和凭据。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世界上最早的表音文字即腓尼基字母开始成熟并形成系统。 几乎在同时，中国文字在经历了“结绳”“八卦”“书契”等图画阶段之后，进入了以表意符号为主的成型期。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界发布了一系列比甲骨文更早的汉字起源出土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刻画在陶器、玉器、石器上的符号。这些资料表明，汉字最早的刻画符号经过多元和长期磨合，约在进入夏代前后，中国先民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发明了以表意为主的文字，并较快成熟、系统起来。早期的表意文字主旨在留记占卜、历时、人文等事迹，以求长期保存，归档传于后人，警示吉凶祸福。 对比表音与表意两类文字的应用侧重及其生成机制，我们就可以明白，表音文字属于表达人类思维的声音符号，表意文字则是反映人类思维的图像符号。也可以说，表音文字主要标示人对听觉信息的接受和反应，表意文字偏向人对视觉信息的关注与存储。二者的性质与功用既相互兼顾，又各有偏重，彼此代表并适应着人类文明、社会活动的不同侧面。表音和表意文字的起源与发展进程或有参差，但难以划分“原始”或“文明”、“先进”或“落后”等级差。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异军突起甚至肆意扩张，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也与经济、军事优势一样在世界上横行一时。由于西方国家大多使用表音文字这一历史传统，学术界便出现了“一鸟入林，百鸟不语”的反常现象，语文研究领域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大唱“独角戏”的舞台。于是，漠视表意文字的存在与起源机理的“文字是人类思维的语言符号”或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之类的片面说法大行其道，并在表音和表意文字之间扬此抑彼。语文学界似乎已经习惯忍受将二者区分为“原始”与“文明”的歧视性观点，甚至得出“表音文字是文字的真正起点”这一荒谬结论，反将表意文字的生命和价值打入了学术“冷宫”。 两种文字长短互补 就实说来，如以象形为主的表意文字屡被责备含有难认、难记、难写等诸般缺欠一样，从性质或功用上说，以象声为主的表音文字也并非完美无瑕。譬如，表音文字的性质是记录语言的声音，因此会与书写者的语音吻合，能如闻其声，并以尽量少的音素（如拉丁、阿拉伯字母）或音节（如日本假名、朝鲜谚文）符号记录语言，易学又易用、可操作性强。这都是表音文字优于表意文字之处。但是，表音文字也有其天然劣势。第一，由于语言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对照漫长的人类历史，其演进堪称瞬息万变，稍纵即逝。待时过境迁，后人很难明白以前口语的意思，连带着表音文字也就变成了很难读懂的“天书”。第二，表音文字在表达众多同音字词时容易混淆，不听上下文很难理解其具体意指。为此，像日文、朝文在使用字母拼写的同时，往往还要加注汉字，否则无法辨识确切的词意。这两种缺欠是表音文字至今无法弥补的尴尬之处。 与之相比，汉字等表意文字在这两方面便没有表音文字的这种尴尬。第一，表意文字以象形符号表达词意，无论同时的方言多么杂多或者历时语言变化多大，都不大妨碍识别与理解字词的意思。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里谈论中国自古言文不一致的现象，认为既有弊也有利。他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可“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但是，这并未影响后人们理解“滑”或“海”等字的意思。第二，正因为如此，汉字不仅曾经通行于方言五花八门的古代华夏各地，而且可以久用不衰，流传沿用至今。虽然汉语古今变化并不比其他语言演进的幅度小，但学习与理解表意和表音文字，前者要比后者简便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汉字的承续过程远比表音文字稳定、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此而言，国外曾有议论说：“表词文字的优点只是它的容量很大和意词字（表意字）便于国际交流。”（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尽管其判断与解释有些隔靴搔痒，毕竟正视了表意文字便于跨地区、跨历史交流的长处。鉴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仍不可能很快形成统一的语言，倒正适宜表意文字的长期存续，即所谓：“表意文字如汉字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条件之一，是普遍、统一的文学语言没有充分普及，差异的方言并存。”（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总而言之，将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长短优劣加以对比，不难发现彼此在空间范围的远大与近窄、时间距离的长久与短暂、多种方言与共用“普通话”以及艺术载体与工具本质等方面的差异。表意文字的诸多长处与优势，使其成为维系中华文明共同体文化凝聚力的媒介。但是，相比于主要作为赢利等实用工具而适于实力扩张的表音文字的“刚硬”性质，表意的汉字显得“柔弱”得多，其传播效果无法像表音文字那样“立竿见影”。伴随着几百年来西方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英语等表音文字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国际语言”。但是，就使用者总量而言，仍然不如使用汉字的人数多。 汉字书法得天独厚 表音与表意文字传播速度的快与慢，实际关涉表音文字的纯粹工具性与表意文字兼顾艺术性之间的差异。从功能上说，表音文字基本上是为了“听”；表意文字如古埃及、玛雅等图画文字以及象形文字如中国甲骨文，则主要是为了“看”。“看”不像“听”的效果那样快捷、转瞬即逝，书写或观看者可以细心、反复地端详、琢磨与体味，包括文字的架构、形象、笔力、运势、情调、韵味之类。这些视觉感受活动都与绘画类艺术思维接近，有助于人们艺术情趣的培育与成长，不像表音文字那样主要刺激和推动逻辑思维的直线型发展。中国自古有“书画同源”之语，也是汉字延续数千年能够成为世界上一种别致的“书法艺术”的根本原因。 当然，汉字能够成为书法艺术，除了汉字比表音文字更具有艺术潜质以外，也与中国历代的书写工具特别是软型毛笔的长期使用具有密切关系。中国已发现史前时期陶器最早的涂画笔迹，后来发掘较多刻在动物板状骨片上的象形文字即甲骨文以及雕刻在金属器上的铭文等，推测也都是先用笔写后用刀刻。到春秋战国时代，软胎毛笔开始成为汉字的主流书写工具。毛笔不如硬笔容易驾驭，但这也意味着其内含有无限的艺术表现力。如从笔画直硬的大篆变成笔画圆润的小篆，再变成笔画“蚕头燕尾”即波磔的隶书，以及所谓“藏锋”用笔的楷书、行书与不忌“露锋”的草书等，都是靠书写者用笔姿势的起承转合或者用笔力度的轻重缓急之类变幻用法，营造出不同的笔画与架构形态，形成了汉字诸多书写风格，将汉字的象形审美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丰富的内在艺术素质，使汉字超越任何表音文字，孕育出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它既使中国人自古在书写与观赏汉字时自得其乐，也驱动着书法艺术逐渐向世界扩散。只是汉字并非像表音文字那样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征服各国，而是依靠浓厚的艺术气息潜移默化地对外影响与浸润，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以柔克刚、滴水穿石的文化特质。评价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并不为过。 基于如上理由，虽然中国已经将长期推广汉语拼音作为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但恐怕汉字未必会如有人预测的那样一定甚至很快演变为表音文字。这主要是因为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有着表音文字无法替代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功能，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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