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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海燕 岁月，象一本厚厚的书。让我一一品读，一一回味。一页页掀过，一如推开记忆的大门，我追随着时光，走进故乡，亦走入我的童年。 我兄妹六人。不！确切地说，我兄妹七人。朱海东居其三，我居其四。我的二哥八岁时因病夭折，位排其三的海东便排为老二了，位排老四的我便成了老三。不对，那时，在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没有我的名分，我被排除其外了。 我和海东有一段命运的错位。原因在于我们的姑妈没有孩子，姑父、姑妈要从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抱养一个。他们选择了海东。父母亦确定了海东。 海东大我几岁，已经懂事了，他知道被“抱养”的含义，他知道“家”的含义，他知道为命运怎样去抗争，因此他选择了逃避。姑父姑妈来抱他时，他就钻到乡村的场院，故乡的田野，邻居的屋角里。 游击战术，使他胜利了。 无奈，姑父、姑妈选择了我，选择了一个只会哭、只会笑、不会走、不会跑的我，一个不记事和不懂事的我，一个不知道“抱养”和“家”的含义的我，一个不知道离家之后是幸福还是苦难的我。 被抱走时，我至今不知道是在春天还是在秋天？是在晴天还是在雨天？是姑父姑妈把我抱走，还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把我送走？不知道我走的那一天，母亲的泪流了多少？那一夜她睡得是否安宁？不知道长我几岁的大哥、二哥、三哥即海东兄是否目击了我被抱走的那一幕？他们是木讷地啃着冰冷的窝头，还是以拼命的哭喊为我送行…… 不知道。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缺少亲情，而是因为这个家庭缺少文化。 时至今日，年近九十的母亲还不认识汉字中的“一、二、三、四”，她怎能以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去体味送子的悲切并观察那天的冷暖阴晴呢？所以，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这样，本应由海东兄承担的使命、责任和义务，自然历史地落在我的肩头。我要全部担当起赡养姑父姑妈的全部义务，直到他们入土为安。好在，海东把这份义务和责任交给了我。如果不是这样，假如当初选择了他，待他成年之后，娶妻生子，他还有没有这个能力赡养姑父姑妈这两位多病的老人？还有没有志向坚持走文学写作的道路？那就很难说了。 一个字不识的母亲，曾对乡亲们说过这样的话：“我把最有出息，挣钱最多，官当得最大的儿子送人了，如果不是我这个儿子，妹夫和妹妹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她所说的妹夫和妹妹，就是我的姑父和姑妈。母亲虽然这样说，但我承认，我并不是“最有出息，挣钱最多，官当得最大的”人，如果限定在她的“几个儿子”这个范围内，这话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从实际来看，在姑父姑妈多病的晚年，要不是我，而换成我兄妹中的其他任何一个，都很难扛起那生活的重负和命运的重压。 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我和海东兄命运的前定。 在我小的时候，对于我们朱家，或者对于姑父的李家，我的被抱养问题，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我回家成了“走亲戚”，“走亲戚”就是回家。 疼爱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在幼小的我面前，总是不止一次地讲大舅妈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说大舅妈不疼爱我，对我最“抠”，等等，他们以这种形式，尽量阻止我和母亲的亲近，生怕她披露我被送人的秘密。 母亲对我若说一句走嘴的话，或透露了半点珠丝蚂迹，便会遭到他们的呵斥。 但是，我身上奔流的血液，还是告诉了我，我不属于李家，而应属于朱家。不知是我三岁时，还是四岁时，我正在姑妈家的街口玩耍，有人告诉我：“你大舅来了。” 大舅，其实就是我的父亲。他骑着自行车，腰带上插着一支手枪，要到60里外的阜阳开会。我竟拉着他的车子默默地跟着他走，走了二里路都不愿撒手。父亲让我回去，我不回，还是跟着他走。后来，他不得不骑着车子再把我送回。 在我痛苦而深远的回忆中，我感到这是我第一次用眼睛、心灵和脚步和父亲交流，是父子之间的一次深情“对话”。那时，我还不会说话，从思想上我还不能认识到“大舅”就是父亲，但从生命的感应上，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就是我的父亲，就是给我生命的父亲。 此前，也许我已经认识了他。 但从生命的记忆上去度量，这是第一次认识父亲。 我慢慢懂事了，在每一次“走亲戚”的过程中，我看到母亲见到我时，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带血的泪水；而她被亲人呵斥后，我亦能看到她晚霞春风里噙泪的微笑。 这些异常的现象，使幼小的我捕捉到了家的意义，使我看到通向家的道路。 血缘是心灵沟通的管道。它是不需要解释和说明的。这种生命信号的对接，也抹去了我和兄弟们那种人为的“表兄弟”关系。 当然，在兄弟们之间，我和海东兄是最有共同语言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小时就有一种担当精神。我犹记二哥还不足8岁那年，大哥在村口不知为什么和二哥打架，作为三哥的海东飞速回家报信，让母亲出来解围，作为老四的我只是傻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犹记，一次海东到姑妈家接我回家，路过一个村庄时，有两条凶猛的狗扑上来咬我，海东用他的围巾一头拴一块砖头，轮番向狗还击，边打边退，掩护我撤出险境。他说，一条围巾系两块砖头，就像一杆枪射不完子弹一样，可以和狗战斗到底。如果没有围巾系着，捡一块砖头抛一块砖头，到了没有砖头的地方，就无法向狗发动进攻了。 我曾问过海东，是否还记得此事？他说，不记得了。好就好在这里，各自不同的记忆，便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着意引领我们回到充满着梦幻的童年。虽然曲曲折折，虽然跌跌宕宕，一如一首好诗，各自心中都藏着蒙胧的诗意，品不够，也品不透。 海东兄长大了，我也跟着长大了。 当他拼命追求着文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文学是什么。生育我的那个村庄，在老家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了；而我成长的那个集镇，在老家来说，也可算得上一个不小的集镇。 可是，就在那个近两千口人的集镇上，不知是文化的封闭，还是我个人的愚钝，我没有接受到一点文学对我的熏染。而海东在他那个所成长的村庄里，不知为什么，却迅速地接收到文学向他发出的强烈讯号。 我时常寻思，他可能受到二叔的影响和启蒙，因为二叔在我们那一带乡村中，是解放前第一个走出来的中学生。从二叔那里，我们这个文化缺失的家庭，在严冬的寒夜里，总是经常听到《西游记》、《三国演义》、《罗通扫北》以及《三侠剑》的故事。这些，无疑开启了海东追求文学的大门。 海东在高中时代，作文写得非常漂亮。那时，他所写的新闻通讯，常常登在各级报刊上，一位高中的学生，其文章能在一个省的党报和一个地区的党报上刊登，在文化缺失的上世纪70年代之初，那还得了，一种强大的吸附之力便在家乡的几所高中漫延开来，像一石击水，泛起层层涟漪。 当然，海东的进步，与父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父亲每年以他不多的工资给海东订阅了《安徽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湖南日报》、《大众日报》、《天津日报》、《辽宁日报》。这在书籍短缺的时代，在贫困的皖家庭，一个农村涉世未深的青年，如此这样全方位地俘获知识，确属鲜见。 当我还不知诗为何物时，海东便踏着诗行，踏着他的诗行一样的家乡小路，去看自己的家乡，去写自己的乡亲了。可以说，家乡的人和事，家乡的景和物，是他写作的主旋律，是他得以展示才华与想象的情感基地。家乡的竹林，家乡的田野，家乡的每一条小路，家乡的每一条碧流，无不引起他千层思绪万种缠绵。 后来，我和海东兄竟然同时进入了高中，他在王市读书，我在永兴读书。他十分勤奋。我十分偷懒。他写下一本又一本日记，我一篇日记也没有写过。为应付每周一篇的作文，我便把他那一本本日记拿来，以摘抄、模仿、吸收、消化、再加工的形式，拼凑成我所要写的作文。像挖渠一样，一铲一铲地挖下去，最后，我竟然挖出了奔腾汹涌的文思，写出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1973年元月，在一个十分寒冷的冬晨，海东以一位新兵的英姿，走进了军营。之后不久，我便在军内外报刊上，源源不断地读到他的诗文。海东的入伍，无疑使我的身价进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一种境地，在家乡的十里八乡，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笔杆子”。 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我们兄弟二人命运的错位，若没有略识文字，又是国家干部的父亲的倾心培养，而他成了姑父母的养子，那么，他也许不可能走上笔墨之途。换言之，没有他在前的引领，作为弟弟的我，在条条道路皆茫然的人生选择中，我未必能探索到文学和新闻的路径。 我从儿时入学至今，在学校、在社会，让我称其为“老师”者，不乏其众。但就文学和新闻而言，我的第一个老师，则是兄长——海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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