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崔东汇 农民是市民一种体制上的对应称谓，我是这两个概念的混合体：在城市人眼里我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眼里我是城市人。其实，我是披着城市外衣的乡下人。 正在上班途中，对门办公的同事打响了我的手机，说：“你们老家的一个老头在办公室门口等你呢。” 我心里一惊，脑子迅速开始搜索是哪一位长辈的大驾光临。到单位找我帮忙的老乡都是没有大事不登门。紧蹬快赶，气喘吁吁跑上五楼，门口的“老头”嘿嘿笑着站起来，脖子上的绷带吊着胳膊。仔细一看我也嘿嘿笑了，老头不老，是我的同学庆申。庆申与我同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却被我的同事提前送进了夕阳红。 我不能责怪同事的眼神差，庆申荒凉的脑袋闪着寒光，茂盛的胡子气势汹汹占据着脸的下半部，烟熏的一嘴黑牙与胡子打成一片。外貌看，庆申确实像一个乡下老汉。 其实庆申在头发没有完全撤离脑袋之前就已是绝顶聪明。刚上初中时，他指着头上的高压线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从电厂那边拉闸断了电，光这一百多里电线上的电也能用好几天。”接着他又指着麦田里正在喷水浇地的机井举例来佐证他的正确，说：“这跟浇地是一个道理，机器停了，光垄沟里的水也能浇几个畦子。” 当时大家深信不疑，后来学了物理，知道了电一分钟能绕地球好几圈，水的速度根本不能比。于是，庆申关于电的高论就成了同学间的经典笑话。 时光的速度比电更生猛，我还在“青年”里泡着自恋，庆申却已被时光锈蚀成了“老头”，至少外表如此。 庆申的胳膊是被包工头打伤的。辛苦了半年，准备回家欢欢喜喜过年，包工头却不给工资。找的次数多了，包工头急眼耍赖皮，找人把庆申为他创造利润的左胳膊打伤了。报案后公安局一直破不了案，庆申说这是包工头用钱打通了关节。 庆申坐在椅子上，脸上的无奈比胡子更浓密，气咻咻地说：“真他娘的没说理地方啦，没钱咋回家过年？孩子老婆都等着我这钱过年哩。不行我就学董存瑞，也弄个炸药包，与那个狗杂种 一块儿见阎王。”此话耳熟，媒体上常有农民工利用极端方式讨还公道的报道。 宽慰了庆申。我打了许多电话，费了许多口舌，找了许多朋友，庆身不但如数拿到了工资，自知理亏的包工头还间接地赔了一些药费。庆申激动得那奔波的双腿又呈下跪状，大滴眼泪直掉，说：“过年回家我一定请你喝酒。” 回老家过年，村人都喊庆申“母民”。询问后才知，他的小儿子在家复习“思想品德”准备期末考试，让庆申帮着提问题，在“公民”这个概念上，一向想象丰富的庆申与儿子发生了争执。他说，书本上说的不对，公民应该专指男人，女人不是公民，是母民。笑话在村里传开，“母民”就成了庆申的绰号。 晚上到庆申家里喝酒时我专门问了庆申，他承认这个事实，但依然坚持自己对公民和母民的划分，不过这次他又进行了新的诠释，说：“城里人是公民，咱乡下人是母民。” 我问为啥。他说：“城里人光日操乡下人。”我说那你哪儿也别去，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算啦。庆申的脸和脖子红在了一起：“种地能挣几个钱？不打工我能干啥？” 我说那你还是自己愿意叫城里人日操。灯光昏暗，庆申一嘴黑笑，纠正道：“不叫日操，叫剥削。” 划拳、掷骰子、行酒令，庆申都不是我的对手，可他不服气，酒气顺着胡子四溅：“你天天有酒场，锻炼的多，玩这些当然比我强。”他提出碰杯对喝，很快，不胜酒力的我就醉的一塌糊涂。第二天堂弟大明告诉我，昨晚庆申做了手脚，他喝的都是白水，你喝的是酒，当然你醉了。 这小子耍小聪明也让我当了一回“母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