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丁可 图：来自网络 对乌鸦的厌恶情绪，似乎全人类都是相通的。法国作家于·列那尔，就强调过乌鸦的“不吉祥”。但西人对乌鸦的敌视，不如中国人激烈。“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盖棺定论，说明已将乌鸦与豺狼蛇蝎相提并论。乌鸦的所有象征都曾一度粘连着浓重的政治情绪。 在民间那支《百鸟朝凤》的唢呐曲里，我们甚至可以听到公鸡以鸟的身份参与朝拜时的咯咯唱喏。鸳鸯戏水，八哥弄舌，喜鹊闹梅……可人惬意。幸运的喜鹊据说还应邀参加了仙境中的鹊桥建设。这一切都与乌鸦无缘，它们仿佛已被排斥在百鸟之外。另据鲁迅先生透露，嫦娥在奔月之前，为丈夫后羿只能提供乌鸦做酱面而耿耿于怀。 乌鸦唯一的一次正面形象，是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上。那只聪慧的乌鸦以创造性的劳动给饥渴的几代儿童启蒙。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是不可多得的最童心无欺的一篇课文。在此后的另一篇课文中，乌鸦又被称作“太太”，受狐狸捉弄。 而今在我故乡一带，早已不见乌鸦的踪影。记得小时候，在黄昏的白杨梢头，在野外旷地上，在犁起的地气缭绕的泥浪之上，随时都能看到这种黑色的飞禽。它们仿佛已清楚乌鸦家族的处境，通常都是知趣地悄离人群起起落落。母亲告戒我,听到乌鸦的叫声，当即就要对着它们吐上三口唾沫，这样才能免灾。她又叮咛，见到椭圆形的小石头不要去摸，那是“老呱枕头”。 由乌鸦的命运，我想起我的大姑母。我的祖母为了让女儿过上好日子，降格以求，把大女儿嫁到靠近微山湖边的一个大村子，做了人家的填房。姑父是个近乎愚痴的庄稼汉，不识文墨，只知道土里刨食。土改那年，几亩薄田，三间砖头很少的房子，是姑母家划为专制对象的依据。 从此，我的姑母成了另一座树林中的乌鸦。伯父和我父亲分流而出的两个家庭，虽算不上凤凰家族，但一只一只，有幸成为人民公社的喜鹊。 那时，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随父亲在徐州生活。后来听乡下邻居讲，夏秋时节，姑母常来我们村拾庄稼糊口。有时，想就近回娘家找饭吃。喜鹊的枝头怎会欢迎乌鸦飞临呢？受到冷遇的姑母噙泪离去。 我家迁回乡里后，姑母再来拾荒时，便在我家落脚。在我的印象中，她脸上挂着因连累了我们而歉疚的神情。四季都穿着暗黑的老蓝褂子，刚过五十，背已驼下。我那叫多多的小表妹，悄悄地躲在她的背后，寸步不离地拽着姑母的后衣襟，像一只小乌鸦依着一只老乌鸦。吃饭时，姑母的鼻尖上先自沁出汗来，母亲悄悄地对父亲说：这样的人命薄。 务农那几年，我常去姑母的村庄拾粪。有一次，我看见麦场上落了一片人，或蹲或坐,像一片片黑压压的乌鸦。个个衣衫暗褐，低眉顺眼。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孔雀开屏似的正在大声喝斥。我从旁边走过，发现姑母垂头坐在其间。也许她已经看见了娘家侄子，无颜对视，巴望我快快离去。 她病重时，我的表妹伏在母亲床边，一匙一匙喂上汤水，那情景，让我感叹“乌鸦反哺”的悲天悯人。大姑母在贫病交迫之中寂寞地去世，她死后第三年，家庭成分得到了改正。但受牵累的孩子俱已耽误。大表哥到四十岁才用自己的二妹与境况相似的另一家换了亲，此是后话。 小学语文课本外的乌鸦渐渐消失了。难道特定的年代一种社会惯常心态的整体逼视，在间接伤害了天空的同时，也致使它们绝世而去？在我之后，千千万万的中国儿童，在春天的课堂上又与那只劳动的乌鸦相逢。 每每看见天空中飞翔着的其它鸟儿，我不由地想到那些远逝的黑色飞禽。想到一只从贫寒农家飞出，后来被视为乌鸦的女子。逝者长已矣，而今与她有关的恩恩怨怨都已烟散。 姑母的儿女们，各自在乡村平平静静地生活着。百鸟齐翔的世态，慢慢淡然了与乌鸦的对立情绪。我想，倘若不是祖母为女儿选择了那样的枝头，她会像大多农家女儿一样，也许不能成为社会珍禽，叫不出让世间侧耳的珠圆玉润的清啼，起码也会在彼此相仿的飞翔中，度过平安的一生的吧？而她却无奈地承受了我家族在内的或轻或重的伤害，早年被动地飞出，最后以失去亲情泯灭自尊为归宿。 此刻，我又想起了乌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