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金爱民 图：部分来自网络 深夜坐在电脑旁，忽然觉得要写下一些有关感恩的文字。当写到父亲的时候，我热泪盈眶，笔头就收不住了。 父亲于2004年离世，享年57岁。转眼已经过去十多年，其间，我一直想为父亲留下一些文字，以飨后人。但总是因为谋生的忙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自己的惰性，一直没有动笔。今夜，我思维特别清晰，父亲在世的一点一滴都在我脑海里串成了线。 一 父亲脸型瘦削，眉骨很高，一双眼睛深凹在眼眶里。小时候，我一抬头总是看见他高高的鼻头，总觉得父亲实在难看。 2000年父亲收蔬菜时的情景 父亲年轻时身手很好，记得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玩游戏，那时家里也没有什么玩具，父亲就用两手撑地，倒立起来走路，跟我赛跑。不一会，就围上了几十个人观看。比赛的结果，我忘记了，但记得那个距离，从自己家门口一根电线杆，跑到邻居家门口的第三根，应该是100米。 在六岁多的时候，我大病一场。父亲带我到相隔十里之外的村庄那里看医生，估计病情较重，持续打了一个月的针，屁股都打肿了。 父亲每天背着我去，累了就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他抓着我的两腿，我扶着他的头。父亲走路，头挺的很直，这样我的身体得往后仰着，很是难受。我撑不住的时候，就使劲往下按父亲的头。父亲就喊：“民儿，别按爸爸的头，那样我就看不见路了。”但那时的我，不知道在父亲的肩膀上坐久了，他更累。 儿时，总觉得父亲很高大，很厉害。我在想，要是我长得和父亲一样高就好了，就能看得很远。特有感触就是，村里来了耍猴的、玩杂技的或者放电影，我只能骑到父亲的肩膀上才能看得到。 那时候我总不明白，老家那些比父亲年长者为什么都叫他“猴子”。父亲的名字叫金再强啊，为什么不叫他名字呢？后来上学了才知道，“猴子”的意思是说他个子小且灵活。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上初中的时候曾拿卷尺给他量过身高，是一米六二，不矮啊，比邓小平高多了。只是他体重只有九十多斤。到我成年后，当有人叫我叔叔伯伯，有人叫父亲为爷爷的时候，父亲的那个绰号慢慢被淡忘了。 听母亲说，父亲差一点去当兵了，是航空伞兵。体检和政审都已经合格，后来不知是是爷爷反对还是三爷爷反对，没有去成。父亲去当兵，多好的一件事，结果是没有去，岂不太可惜了。但是，如果父亲去当兵了，岂不是没有我了吗？后来缠着母亲问了很久，知道父亲准备去当兵的时候，我已经出生了。最后，我的想法是，父亲应该去当航空伞兵的。爷爷们很是讨厌，阻碍了父亲的大好前程。 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农村是一个转型时期，先是大集体，接着是分组，后来是包产到户。那个时候，农村里利益纷争比较严重，人际关系很是复杂。农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动辄就是靠拳头打架。 爷爷有三个女儿，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自然没有什么势力，受人欺负的时候比较多。父亲虽然身体结实灵活，手头也有一些份量，因他个头小，又没有兄弟帮忙，很少有人会畏惧他，可父亲从来不示弱。 在我印象里，不论是父亲跟人动拳头，还是摔跤，他从来没有输过。爷爷在外面一般是忍让，如果知道爷爷在外面让人给欺负了，父亲一定会去找人算账。如果别人骂了我爷爷，父亲一定去警告人家；如果别人动手打了爷爷，父亲一定去揍人家一顿。 平时父亲在我做完作业后让我锻炼，也会将会武术的三爷爷请过来教教我。父亲的双手倒立行走、单杠回环和鲤鱼打挺等技巧动作，我至今也没学会。我的个性也没有父亲那么强势，当与人矛盾剧烈时，父亲一般是先发制人，而我总是会先受伤后才还手的。 记得我20岁那年，我和镇上的一个青年发生争执，那是一个下雨天，在对方在我脸上打了一拳后，我还手了，用父亲教我的格斗方法，在泥泞不堪的地上与对方纠打了近二十分钟，结果自然是我大获全胜。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我睁着熊猫眼回到家，爷爷心疼了：“孙子啊，你为什么要跟人打架啊。”母亲担心了：“人家会不会报复你啊。”只有父亲翻了一下我的眼皮，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唉，你怎么这么没用，竟让人给打成这样。” 父亲50岁那年，在镇上卖蔬菜，跟人大打了一架。据父亲自己说，人家买了他的菜，本来要付四毛五，谁知对方给了两毛就要走。父亲说，自己卖菜也赚不了几个钱，要求人家把剩下的钱给他。 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把眼睛一瞪，劈手就揪住父亲的领子就吼开了。说时迟，那时快，父亲手里的秤砣就到了人家头上，咕咚就冒血了。两人继续撕打，父亲将其压倒在排水沟里，紧压着不松手，后在路人的解劝下，才结束了“战斗”。 因着伤人，父亲的板车、杆秤和蔬菜全给人家给扣了，父亲丢盔弃甲回到家里，郁闷不已。 经镇里司法员调解，让父亲赔偿200元。我从外面回来后才知道此事。父亲不满司法员的处理结果，在那里嘟囔着：“哼，这家伙欺负我，还要我赔钱。”我说：“您打伤了人家，当然要赔医药费啊。”我和母亲将二百块送到了对方家里道歉。对方当时用纱布还缠着头，直说：“唉，没事，没事，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啊。”我和母亲才将所扣物领了回来。 父亲虽然个性强势，崇尚武力，但是他嫉恶如仇，极富于正义感，遇到不平的事情或者是有人恃强凌弱，父亲总会挺身而出。年过五十以后，父亲性格变得缓和一些，很少跟人动过粗了。 二 在家里，父亲像变了一个人，尤其是在照看孙辈时，那种耐心、细致和体贴到了极致。我四兄妹里，前面三个念书多些，自然婚姻晚一些。母亲着急，心急火燎般将念完职高不久的小妹妹最先嫁了出去。 小妹妹生下孩子后，父亲第一次做了外公，抢着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全部工作，对孩子可谓溺爱之极。要是谁把孩子弄哭了，父亲都要责怪半天的。连孩子父母的严格管教也不许。母亲在旁窃笑：“这老头子啊，完全忘记了以前是怎样打骂自己子女的了。孙子就成了他的心头肉。” 父亲是初中毕业，在村里他们那一辈还算个文化人，会写会算，尤其是那把算盘，打得飞快。搞集体的时候还做过一段时间会计。丈量测算，他是一把好手。当地政府兴修水利工程，父亲一直担任工程员。 我六七岁的时候，对他那把水平尺很是好奇，怎么里面有水，还有个泡。玩着玩着，实在忍不住，我就拿砖头把玻璃管给敲碎了，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看着管子里的水流了出来，才感到坏事了，胆颤心惊等着挨揍。出乎我的意外，父亲知道后仅是一笑了之。 父亲年轻的时候，挺赶时髦，也挺虚荣的。他戴过上海表，我记得那块表是120元钱买的，相当于当时1000多斤稻谷的价值。邻里的年轻人去相亲，总是来借父亲的手表。后来由于经济拮据，父亲忍痛将手表给卖了。包产到户的第二年里，家里就买了收音机。 1984年，父亲率先买了一辆大架自行车。父亲把自行车象宝贝一样护着，就是不让我碰，当然我也偷着学会了。多次将车子摔坏，为此挨了不少揍。那时骑到座上两腿还够不着脚踏板，就掏腿骑。 直到我上初中了，如果父亲不用车，就会让我骑着上学。那帮用脚丫赶路上学的伙伴们，也因此疏远了我，骑车上学，着着实实让我脱离了一回“群众”。 1985年下半年，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那年秋收后，父亲搬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500多块。父亲悄悄对我说，供销社的钱还没有给清，吩咐我一定不要到外面说给别人听。 我八岁那年的9月1日，父亲送我到离家不到500米的小学，把我交给了老师。那时候孩子在乡下很近的距离上学，很少有大人接送的。上学第二天课间休息时，就听到小朋友唱开了：金爱民，金爱民，爸爸送他来报名。让我很是恼火，再有小朋友这样，我就吹胡子瞪眼加以制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我那么笨的人，上学没有几天，班主任田弥芬老师就跟我父亲说，这孩子将来是个大学生胚子，并且老师还逢人便说。我父亲听后很是高兴，郑重其事的把我叫过去，给我约法三章，还记其中的两条，一是放学就要写作业，二是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以后只要我说要写作业，父亲便不叫我做任何事情。 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对我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我严厉且很凶，只要犯错，便是非打即骂。这种情况大概延续到初中毕业的样子。头几次挨打的时候，我也像一般孩子一样会一跑了之，但是后来不跑了，因为我没有跑多远，就会被父亲追上。 那时候对父亲又畏又恨，吃饭都不愿跟他坐在一起。假期里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就是我非常舒坦的时候。有一次挨揍后，我恨恨地对我一个伙伴说：要是我爸打我满一百次，等他老了，我就不养他。当然，我也从来没有登记过我挨揍的次数。 被揍得最重的一次，现在还记忆犹新，在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那天父亲带我上镇里供销社买东西，我在里面玩，看到一个条形的磨刀石，觉得那东西好，家里可以用，就悄悄地揣在怀里。 到家后，等我喜滋滋地将战利品交给父亲，原以为会得到表扬。结果，父亲脸色立马就变了，迅即找到一根树条，那是一顿好打啊。我大腿上遍布伤痕，流了不少血。父亲带着我，将磨刀石还到了供销社。逼着我跟供销社的叔叔认了错。 我小学时成绩很好，不仅在自己班上总是第一名，一个公社十几个小学联考的时候，我第二名的情形都很少。应该主要是田弥芬老师的鼓励和父亲的严厉的原因吧，我不敢把成绩落下来。上了初中，离家远了一些，自由度大了，学习成绩从初一开始就迷迷糊糊的了。 跟数学老师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初三下学期了，还经常逃课。有次数学小考，内容是二次函数，我就得了15分。那段时间没有听过课，也从不做作业。将同学陈谷良带来的一只鸟，就养在课桌抽屉里，下课就飞快地出去给小鸟找食。 上课的时候，小鸟会叽叽的叫，让任课老师莫名其妙，经常歪着头听，疑惑着：哪里的鸟叫？班主任肖白纯老师比较重视我，有一次讲一篇课文时，他说：“养花种草，可以陶冶人的性情。”这句话，我听进去了。第二天我带来一只纤维袋，周六的下午是劳动课，我在学校花园里，挖了不少花种。临了，走到校长的家门口，将两个漂亮的盆花一并塞进了袋子。 回到家，父亲没有注意，倒是母亲问了一句：“这盆花是哪里来的？”我说：“同学给的。”到周一放学前，我的作业一个字都没有写，放学后，肖白纯老师让我在教师里罚站。我见到他和化学老师姚雨香老师在教室门口在嘀咕着，当时预感有些不妙。 回到家后，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在鼓捣什么。那时大约是七点多吧，母亲的晚饭快做好了（乡下吃晚饭比较晚），我听到自行车铃声，我走到房间的窗户朝外看，见到两个人到了我家前院里，再仔细一看，我的天呀，是化学老师姚老师和班主任肖老师。 我顿时慌了手脚，虽然没有像鸵鸟一样将头插在沙里，我竟然偷偷地躲到床背后去了。父亲一声吼，我立马到了堂屋里。父亲热情地招呼着两位老师，一边搬着板凳，用袖子擦拭着，忙不迭地说：“老师请坐，还没有吃饭吧。”两位老师连声说：“吃过了，吃过了，您别忙。”学校食堂是五点就开晚饭，老师们应该是吃过了。可父亲不依，安排大妹妹去买酒，叫母亲将一只最大的母鸡给宰了。 一直到晚上九点，我家才吃晚饭，父亲招呼着老师喝酒吃鸡。老师们又吃了一顿晚饭。那餐晚饭，虽然丰盛，我却如同嚼蜡。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对我说什么，我都是一味的点头称是。 晚饭后，我将鸟放生到后园菜地里，那鸟还不会飞，一蹦一跳的走了，离开了我它估计也活不了。出于我意料，那天及以后我都没有挨父亲的揍。但是我对着老师和父母，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后来，我也确实做到了，那时离毕业考试只有两个多月了。我开始用功了，找来日历，过去一天划掉一天。老师们布置的作业真多，我就是做到晚上十一点，也只是做完一半。就这样到参加毕业考试时，感觉好像还行。父亲许诺要是我能考上一中，就奖励我一块手表。不知是父亲忘记了还是怎么的，这个诺言后来没有兑现。 三 那年的八月中旬，“双抢”已经结束。有一天下午，父亲刚从外面回来，对我说：“民儿，你考上一中了。”父亲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声音很平淡，但是我从他嗓音里听得出他难抑的喜悦。 但是我还是半信半疑，首先的反应就是：“不可能吧。”我听老师们讲过考上了一中就等于是一只脚踏进了大学。一中可是我们县的重点中学啊。 “是真的。”父亲把单车推到我面前。“名单写在学校的黑板上了，你自己去看吧！”那段时间，父亲可能天天到学校去打听我的考试升学情况，要不然他不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的。 我骑车飞快到了学校，考上一中的有十六名同学，其中只有两名是应届生，我是其中一个。后来开学后，我得知自己考进来的成绩，在学校里名列第六。 知道成绩后的一个多月，我每天就躺在床上看《射雕英雄传》，白天看了，晚上还看。后来在县人民医院检查验光后，配副眼镜要120元。父亲不理解，说爷爷都七十多岁了，都不要戴眼镜，说我戴眼镜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风度。看来父亲是不懂近视和老花的原理。我据理力争，眼镜还是配上了，当时的度数是120度和150度。 在县城上高中离父亲的管制更远，说实话，高中阶段我很少认真学习。这里略举一二例，高一上晚自习，溜回四楼的宿舍，从窗户口看对面居民的电视播放武打片《再向虎山行》，那时候居民有电视机，天气不冷的时候，一般就放在外面看。 班主任吴武胜老师总是想着法子来逮我这只老鼠。高二的时候，早恋不顺利，可以从班上前几名跌倒倒数几名。班主任邹蒂根老师在周一的班会课上说，看见了有的同学在校外约会。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班主任背后说是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邹老师是否真看见了。虽然离得远，父亲每年从家里骑着自行车跑几十公里要来学校几趟，找老师了解我的情况。 高三那年，父亲又来了，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到了老师那里，已经是八点多了，班主任很是热情，连忙招呼：“您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吃过了。”父亲连忙回应。其实父亲踩着车，跑了四十公里的路程，我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吃饭。 “吃过饭了啊。”老师说，“喝茶，喝茶。” 我心理怪不是滋味的。父亲可是踩着车，饿着肚皮赶了那么远的路，来看我的学习情况啊。那时候，狂躁的少年心里，隐隐升起一股对父亲的关切之情。每次父亲乘兴而来，都是高兴而去的。因为老师是不会在家长面前直言贬斥学生。 父亲每次到学校来一趟，对我学习是有一定的鞭策作用。父亲每次临走前，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听老师的话，努力学习，跳出农门，将来就不用种田啊。” 1988年7月七八九日，全国大考之日。考前，我们同学一个个都很紧张，如临大敌一般，吃不好睡不好。我也不例外。七月六日下午下课后，父亲来了，用自行车驮来一些吃的，还有地里刚成熟的两个西瓜。父亲安慰我说：“民儿，不要紧张，今年如果考不上，明年再复读。” 三天大考，我感觉居然还不错，一向让我头大的政治考试，兴致勃勃的我居然 还提前二十分钟交了头卷。语文数学两门总分是120分，其它科总分都是100分。结果政治仅得了58分，没有及格。数学得了114分，语文得了72分，刚好及格。英语80分。历史和地理是60多到70分。我原本是文科生，文科科目居然还扯了后腿。 暑假在家看电视听收音机等消息，一直没有邮递员到我家来。我坐不住了，决定骑车去学校看看。在路上，我遇到了同班成绩最好的同学刘志平和他的父亲在。我问他上哪去。他父亲忙不迭地说：“我送志平到北京大学上学。”我看着他父亲递给我的北京大学录制通知单，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脸部故作平静，连声说祝贺祝贺，心里其实非常的失落。 到学校之后，我不敢找班主任问情况。后来在县教育局如山的文件堆里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给我的录取通知单。回家后，我怯怯地将通知单拿给父亲看。 “这就是师专吧。”父亲面无表情，声音里透着失望。他没有忘记我说的，这是一个专科学校，比起北大清华差远了。 “要不就复读吧。”父亲扔给我三个字。母亲较为保守，赶忙抢过来：“那，那，再复读考不上怎么办？再说这读这个学校也不要学费，还有钱发的啊。” 我掖着通知书找到班主任邹老师，要求复读。邹老师的脸立马拉了下来，厉声说：“你这小子，考上了师专算你运气。你再复读，也不一定能考得上。”就这样我被班主任轰走了。 在县一中读书时和部分同学合影 四 父亲和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我下面一个妹妹在未满两岁时被水溺亡了。听母亲说，我上面的一个未出生就夭折了。现在我和三个妹妹都已为人父母。 从我1977年入学起直到2001年，父母一直靠种地供着我们四兄妹念书。我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两个大妹妹念了大学，小妹妹职高毕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念书的费用最高，父母也最为辛苦。 那时农民还要缴纳公粮，剩下的只能供以饭食。父母就大面积种植蔬菜和西瓜，给我们换来学费。有一年，我们上学的开销竟达三万多元。依照那时的物价，那是一个不小数字。乡邻们只知道我父母赚了不少钱，殊不知父母辛苦从地里刨来的钱，都全部给我们上学给开销了。 记得1999年我在大学读研究生的寒假，大年三十那天，父亲叫我凌晨三点起床，帮他推一板车包菜，到相邻的十多公里乡镇去摆摊卖。大年三十的老家，也是零度以下，那天出发没多久就下起了雪，我的一双皮鞋都进了水。头上是寒风凛冽，脚下是冰水刺骨，别提有多难受了。 我边推车边不停地跺脚，但是父亲一直都是弯腰拉着车。到了目的地，见到父亲头上汗气和冰冷的雾气交织在一起升腾着。“还好，来得不晚，还有摆摊的位子。”父亲说，“你回去吧，这儿不需要你帮忙了。” 我的双脚已冻得麻木，飞快赶到公路上，乘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回到家，我赶紧打热水洗了脚，往炉子边一坐，就再也没有动弹。一直到下午两时许，父亲才拖着空板车回家。“快，给我盛饭，饿了。”父亲脱下那双绿军鞋，竟倒出了两洼水。那年的寒假，我就这么体验了一次。大年初二，父亲和母亲又推着板车开始去卖菜了。 1997年我从师大本科毕业后的暑假里，我班一漂亮的女同学到我家里玩了两天。那时候，父母要供我们兄妹念书，家里的破瓦房没有改建。那两天刚好下雨，房子漏，弄得坐在房子里的女同学，身体一闪一闪地避着屋顶滴下来的水。 我很沮丧，女同学第三天走的时候，我都没有送一程。母亲责怪我，我说：“咱家这个穷样子，送也没有用。” 2001年我研究生毕业以后，留在某高校继续教书，学校给到我的工资是1170元，食宿自理。我三十一岁了还没找好女朋友。 我对父亲说：“您还是建一个新房子吧。” “你们又不住家里啊，我们老两口住那么好干啥。”父亲犹豫着。 “我要是找了女朋友，回来也好看些。您记得那年来的一个女同学吧。” 听了这话，父亲没有多久就开始动工了。新房子包括地下室一共三层。可漂亮了。一共花费七万，欠债两万。 我拼命地在其它高校兼职授课多赚一点钱。也想为建新房出点力。新房子建好了，我就拿了500元给父亲购买厨房用具。我全部收入来自学校的工资和在外兼职授课的报酬，那个学期末，我数了一下，我半年的纯收入总共是2600多元。 放寒假了，我花200元租了一台面包车，将全部行李给拉回了老家。我不干了。过年，我给了父亲1200元。父亲叹了一口气：“唉，原以为你读了研究生能赚到钱的。村里李大叔家儿子初中没有毕业，一年就赚了一万块。” 五 2002年春节后，我用塑料袋装着换洗的衣物，揣着剩下的1200元只身南下。从广州转悠到深圳，于七月一日到深圳龙华富士康报到上班了。 那年春节，我没敢回家，怕父母亲问起我个人问题，那时刚认识妻子才两周，我没有能力把她带回家。 2004年7月，妻子生下了儿子，我家几代单传了，为给儿子取名，我跟父亲在电话里都商量好多回，父亲总是说有些字犯哪个哪个长辈的名讳。 后来听乡亲们讲，当家里得到喜讯，父亲是合不拢嘴，立马买了糖果每家每户去发，接受大家的祝福。儿子出生前，母亲先来了深圳。父亲还在家里处理西瓜，因价钱不好没有卖掉。我之前劝说过父亲，要他不要种那么多蔬菜和西瓜了，年龄大了，不能再那样透支体力了。 我知道，种植同样面积的蔬菜和西瓜的劳动量是十倍于种植稻子和小麦的劳动量。但是父亲总想为我们多赚一些钱。父亲在儿子满月的时候才来深圳，乘大巴车来的。我和妻凌晨三点才在宝安汽车站接到他，父亲带来六只土鸡和其他土产，有四只鸡放在行李箱给憋死了。 父亲在深圳呆的那一个月里，要么头晕头疼，要么腰痛。母亲老说他缺乏运动，要他起来打扫卫生。为了让父亲活动一下，等他身体感觉好的时候，我们全家到龙华公园去玩。那时在我的怂恿之下，父亲还表演了双手倒立行走，单杠回环。 父亲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我给他看了中医，没有效果。因为他腰疼，带他到医院将胸部以下做了检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我记得之前父亲一辈子没有得过什么病，身体都是棒棒的，感冒都从没有患过，当时我没有非常的重视。 最后父亲下了结论说，是他不适应深圳这边的环境，要一个人先回家。当时我想让父亲坐飞机回家，但一问机票价格，没有打什么折扣。也就作罢。为了省一点钱，没有安排父亲坐飞机。每每回想起这个事，悔得心头隐隐作痛。 父亲临走时，流着眼泪抱着孙子亲个不停。母亲在一旁还责怪父亲说：“老头子怎么啦，弄得给要永别似的。” 父亲生前举债造的房子 六 从我记事起，父亲这是第二次哭泣，第一次是在我三岁多的时候。那年大集体双抢结束后，父母抽空往自留地里插秧。母亲将未满两岁的妹妹往我一塞，“民儿，带好军军，大人要去栽秧。” 那年我还未满四岁。我守着妹妹没一会，妹妹就哭喊不停：“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烦了，对她说：“你自己玩吧。”说完就跟邻居的小朋友玩去了。我们玩到离自留地附件的水塘边，我猛然看见妹妹已经浮在了水塘中央。大我一岁小朋友反应比我快，马上叫我母亲：“婶子，你家军军四脚朝天在塘里。” 母亲象疯了一样，朝水塘里冲过去，捞起了妹妹。我看见那水就齐腰深。我那一刻还在纳闷：“母亲为什么不怕打湿身上的衣服？”在房子后门口，父亲、母亲和邻居大人们手忙脚乱地倒提着妹妹拍打，水就从妹妹口里流了一些出来。 良久，一个邻居摇头了：“不行了，没有救了。”母亲哭晕了过去。父亲也嚎啕大哭着，不停亲着妹妹的脸，抱着不肯松手。我觉得父亲大哭的时候，真是惊天动地。 父亲帮着母亲给妹妹穿上她最漂亮新衣裳，和一双从来没有穿过的花凉鞋。妹妹躺在小棺材里，被葬在村外的杨树林里。三岁多的我，面对亲妹妹的夭亡，一点伤痛的情绪都没有，也没有掉一点眼泪。这也许是小孩子不具备那种悲伤的情感吧。 所以，后来我觉得一些电影的情景，在面对亲人去世的时候，三五岁的小孩痛哭不已，那是假的，估计是被拧痛了才哭的。一些导演根本就不了解小孩子的心理特征。 我估算着父亲回家的路程，往家里打电话，总是没有人接。我电话打到与父亲同行的老乡家里，老乡说：“你爸爸下了火车后身体不舒服，在市里的汽车西站休息呢。”又过了半天，父亲才到家。我电话问父亲，父亲总是说他没有事。我问了邻居，说他这两天都没有吃饭，给他送了饭都没有吃。我催促父亲到镇上医院打针。两天后仍没有好转，我急了，请老家同学林雄用车把他送到了一家市医院，请小妹妹的公公去照顾。 我每天电话追踪到医院，父亲从病床上挣扎过来接我的电话，总是说没啥事。一个星期后的下午，跟妹妹的公公通电话，他说：“你父亲不行了，都走不稳路了。一个星期了，医院也没有查出什么病来。” 我顿感情况不妙，立马请妹妹的公公连夜叫车将父亲送往省城医院。委托那里的朋友杨铁辉凌晨在医院门口接人并安排住院手续。感谢我的义兄林雄和他的朋友杨铁辉。我随即买好了第二天早上的机票。 那两天，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做事丢三落四，临走前一天晚上，买电话卡时，口袋里的八百块钱都不知掉到哪了，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恨不得立刻飞到父亲身旁。 省城医院名气大，病人多，医务人员态度特不好，医疗服务差极了。在急诊科，输氧管插在父亲鼻子里近一个小时。父亲呼吸却越来越困难，叫来护士左看右看，才发现忘记开输氧瓶的开关。 五天后，父亲才从急诊科转到呼吸科。这时，父亲已爬不起床，每隔几小时头痛难忍，不停呕吐。要注射甘露醇才能缓解。我跟医生说，我父亲不仅肺部有阴影，他头部也痛啊，你们怎么只管肺部呢？医生说，他们是呼吸科，不管头部的事。 在我再三要求之下，呼吸科的医生才给开了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查出了脑部也有阴影，医生只是说可能是恶性肿瘤，具体诊断还要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我问要多久，他说最少一周才能安排。父亲住在重症监护室，很多医生护士进出都随手将玻璃门带得砰砰直响，丝毫也不顾忌重症病人需要休息，好像这些人都非常不情愿工作似的。 我抱着东倒西歪的父亲去做X光检查，检查室们关着，我去敲门，一个医技人员探出头来对着我厉声骂道：“滚！”我火了，要不是父亲劝阻，我一定将对方狠揍一顿。我到行政楼去找院长，要问他为什么把医院管成这样。他们说有七八个副院长，问我找那一个。我说找正院长啊，他们说正院长在中南大学上班，找不着的。这个烂医院实在呆不下去了。医药费用也出奇的高，每天不少于两千块，而且还是处于检查阶段。 我之前在省肿瘤医院教过医生职称英语，联系到了昔日的学员，第二天立刻将父亲转到省肿瘤医院。医生们给父亲作了初步诊断，当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知道我小孩出生三个月了，他们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不过你父亲也见到了孙子，也还算是一大幸事。”我禁不住在学员面前泪流满面，失声哽咽。第二天下午他们安排了会诊，结果是肺癌脑转移。 七 2004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我和母亲守着父亲在肿瘤医院度过。父亲清醒的时候，我拿出儿子的照片，父亲接过去在照片亲了又亲。颤颤巍巍地说道：“今年过年，你们要回家啊。我要带孙子玩。”我连声说好。父亲还念叨着家里的稻子要收了，要快点出院回家收稻谷。 神志不清的时候，他会问我们给他在深圳买的新裤子和皮带放在哪里了。母亲背着父亲留着眼泪骂：“这老家伙，真小气，这个时候还记得他的新衣服。”父亲问得的是什么病，我就撒谎说是什么什么病，并且拿着诊断单送到父亲眼前。父亲哪里还看得清，连说：“知道了，不用看了。” 接下来，医院给父亲做头部化疗。父亲身体真轻啊，我可以轻松地抱着他放到化疗机器上。三天后的晚上父亲病情恶化，生命体征不稳。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单。我懵了，半夜给老家打电话，要他们派车来。一边给医生说情，要是我父亲去世了，让我把遗体背走。他们说，可以等半天时间，但是不要让医务科知道，并且遗体不能用救护车运送的。 我都想好了，要是父亲去了，我就用被子包着，把他背到公路边等老家的车。到凌晨大概是三点多，我惊醒了，深秋的夜晚也是颇有凉意，可我身上衬衫全部汗湿了，可以拧出水来。看到病房里一些小报说什么灵芝孢子粉治疗癌症有奇效，早上起床马上打车到药店去购买。 听病友讲，某某的肺癌在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某某医生那里吃中药好了。第五天我还是怀着希望，将父亲转院到了中医学院。我和母亲商量，等父亲稳定下来，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筹钱给父亲治病。 在中医学院住了几天后，等到国庆七天假结束，我去问主治医生怎么治疗。他说：“也就是常规治疗，做放疗和化疗。可是病人是扩散到脑部，当做化疗的时候，脑部天生会产生屏障作用，会阻止化疗药物进入脑部。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啊。” 母亲因为绝望显得呆呆的了。期间有好朋友和同学前来看望，其中有当时在湘阴县政府供职的同学杨方清专门到医院来了，给了我不少的安慰。父亲的好友李健湘闻讯后从老家赶到医院，还随同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李健湘建议我将父亲送回家。我已经是六神无主了。从医院带了一个星期的药，叫了一辆救护车，将父亲送回了家。在家里，除点滴外，小针都是我给父亲打的。一旦父亲疼痛难忍时，我就遵照医生的吩咐给他注射杜冷丁。 当时是八月中秋刚过，父亲还有两个多月才满57岁。父亲不显老，在医院的护士还误以为我们是兄弟俩。我儿子才三个多月，我多想父亲能再有机会肩扛着他的孙子到左邻右舍去玩耍。 眼看父亲不行了，我抱着儿子到他面前，可他视力已经模糊。我大声告诉他：这是你孙子。父亲微弱的声音：哦，好，好，并试图抬起双手努力来接孩子。
父亲的后人们 看着父亲病危时的样子，我潸然泪下。我们做儿女的刚刚能自立，我多想父亲能卸下家庭的重担，过几年悠闲的日子。 在家里，我只要听说有名医，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我都委托人去请。我们全家跪着向上天祈求。可是这一切都没有能挽留住父亲匆匆而去的生命。 那天，父亲在我们全家人的守护之下，溘然离世。 燕子飞了，还会回来，桃花谢了，还会再开，春天走了还会再来。父亲你走了，就再也无法回来，父亲啊，你操劳了一辈子，不该走得如此匆忙！ 几回回梦里重现过父亲生前的情形，醒来时已泪湿枕巾。父亲啊，您在天堂过得可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