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的使命在于“为生民立命”，立大志忧天下“立命”源于孟子的安身立命的修养方法，他在《孟子·尽心上》中曰：
孟子认为，安身立命是通过“尽心-知性-修身”的路径来实现，其中心环节是“尽其性”，因为“尽其性”实际上是本心扩充“使之成性”，学以解“蔽”。而张载所认为的“为生民立命”是为实现“民吾同胞”的社会而为之“立命”，这与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立命”思想不谋而合。近代学者马一浮认为士人立志才是“立命”之道，提出：
他在浙江大学作演讲时，对张载“四句教”推崇备至，尤其讲到“为生民立志”时，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必须立大志，必需有担当、责任的精神，“大拯生民”，说：“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欲大拯生民，先当令其出乎利欲，方是儒者本分。”“环境之陷溺”是指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值民族危亡之际，士人应志在拯救苍生，肩负民族复兴的重任，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所以，士人立志不仅仅是自身成才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国家的需要。  士的使命在于“为往圣继绝学”，继道统兴教化“为往圣继绝学”是唐宋儒士续道统的使命。唐代韩愈《原道》之道统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孟故后，道不传；北宋张载曾曰：“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6]可见，韩愈和张载志在恢复孔孟之学。所以，“往圣”则指以孔孟为主要代表的先儒。春秋时期，孔子是最先开启教化讲学之风，主张打破“学在官府”的禁锢，倡导“有教无类”，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教育。他不仅培养了三千学生，其中贤者有七十二人，而且还在晚年的时候编订了古代文化典籍《诗经》、《尚书》、《春秋》等。后来，其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语录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由于孔子对中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所以被历代统治者尊称为孔圣人，成为知识分子的的楷模。到宋代理学的兴起，先秦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才重新突显于世。例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世尊称为朱子。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不仅重建书院，主张学习的教育目的是教人“明人伦”、去物欲之蔽以及克服“气质之偏”，提倡八岁入“小学”（洒扫应对之事），十五岁入“大学”（格物致知之道）。后来，他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被明清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可见，自孔子首创内圣成德之教以来，内圣成德一直是士人的追求，他们不仅以拯救社会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文化教育，而且还著书立说，宣扬自己教育的主张，并倡导行教化之风。 士的使命在于“为万世开太平”，修身以笃行理想“太平”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要实现此理想必须从修身开始。《大学》提出“修齐治平”学说，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士人将此学说视为“内圣外王”之学，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后来，此学说经子思、孟子、荀子再次发展，成为自汉以降士人的追求和人生价值。如西汉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的观点，认为兴内圣的教化、行外王的仁政是可以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争，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目的。此外，士人把“修齐治平”作为“成人成己”之道。如岳飞之精忠、范仲淹之胸怀、文天祥之正气、谭嗣同之悲壮、孙中山之大同，无不闪烁着他们对“为万世开太平”的至高追求。 结语总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是当今读书人的追求，他们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中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就是对横渠“四句”精华的概括。无论古今，知识分子的使命都在于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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