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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成为一种且行且远的力量  工作分配后，我带上行李到学校正式上班。学校不大，前面一栋教学楼，后面一栋宿舍楼，然后是一层平房——食堂、杂物房、商店、锅炉房等。 教师住房紧张，附近的老师基本是回家住，远处的老师才有住房，有家属的一间房，单身的几个人住一间。我和另一个刚毕业的陈老师分在一间房里。搬进去时已有一位老师住在里面，姓项，教数学的，比我们大十来岁，很和善，主动帮我们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往后，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房间十来个平方，床是学生睡的架子床，一人一个架子床，一张桌子和凳子，我们全部的家当。 如果仅仅是教书，我对住房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我常常要读书写文章，习惯安静的场所。三个人住的十来个平方的房间，对于我来说便有些喧闹了。项老师喜欢聊天，每天夜里都要聊到深夜，加上他睡觉打鼾，时间一长，我便想找一间一个人的房间，只是我知道，这对于乡村学校来说很困难。就这样，我们仨住了一年多。 慢慢的，我便和同事们都熟悉了，平时我就像寻找猎物一样四处打听有没有一个人住的房间，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在学校里，只要是单人住的房间，什么样的房间都行。有一次闲聊时，老彭（负责学校财产登记的老同事）说到五楼存放实验器材的房间，我眼前一亮，拉着他细问。得知那些物品早就没什么用了，都是一些废弃物，多年前学校发了一次大火，将很多实验器材都烧坏了，然后整理到五楼那个楼顶房间里。课后，我独自爬上五楼看了看那间房，门上了锁，从窗户可以看清里面，满满一房间的杂物，乱七八糟的！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可咋弄啊！ 鼓足了勇气走进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长是一位中年男子，平时话也不多，我的第一位领导。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内部挺有矛盾的，每次开会时总有副校长同校长争辩，几乎不把他放在眼里，我挺纳闷。我同校长说起自己的想法，他没有拒绝，让我找老彭，只要里面的东西有地方放，就可以搬。 第一步成功了！ 老彭是当地人，没有上过讲台，快退休了。在我的央求下，他带我上五楼看了看，打开门，里面的味道真难闻，全是蜘蛛网，一些破桌子，旧柜子，横七竖八的木头，还有就是柜子里的废弃的实验器材。老彭说：“你愿意住在这里？”他的语气有点像是让我知难而退的味道，我说：“愿意，只要将东西全部搬走就行。”  上午上完第一节课，我便去清理房间，房间太乱了，乱得不知如何下手，当时我有那么一刹间想打退堂鼓，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老彭及几个学生的帮助下，下午第二节课前我们基本上将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出去了。然后我一个人留下来打扫卫生，头上戴一顶报纸做的帽子，清扫蜘蛛网，去灰尘，洒水，装垃圾。五楼，一楼，上上下下我都忘了跑了多少趟，终于面貌一下。 房间没有电，得找电工安装电线。负责学校电工的是一位教物理的老师，也是本地人，不好说话。我找他时，他老说没空，想买包烟贿赂他，但他不抽烟；想搞点礼品送他，可我身上没钱。只得腆着脸跟着他，一次两次，见了面就说，最后估计他实在受不了了，才答应了，条件是电线我得自己买（其实学校是有电线的）。我说没问题，我付钱就是，电总算有了。 门还没换，老彭说要换的，但一天天的拖着。我不想再等下去了，反正五楼又没谁上去，破门就破门，我也不在乎。 再一次打扫房间，洒水，通风。找了一张木板床，旧的，没有床头，就两条板凳一架，卷起一楼的铺盖，我的床完工了。一楼床底下全是我的书，搬书花了我两个多小时，满头大汗。除了一楼那张我的办公桌，五楼还留下了一个柜子和一张旧书桌。一个人布置着房间，墙上贴上几张励志字画，柜子、桌子摆齐。房间前面有个阳台，可以俯视整个校园。 大功告成！ 乡村的生活很单调，除了下午打打篮球，电视都没有，看电视得到村子里同事家去，上完课，我基本上呆在房间里。五楼，冬冷夏热。冬天，北风呼啸，夜里常常感觉有些怕；夏天，烘烤得要命，几乎赤身，常常穿一条大裤衩，不用担心什么形象，因为几乎没人上来。有一晚，学校放电影，我在房间里看书，一个学生上楼来，吓了我一大跳，幸好，那天温度不高，我衣冠齐整。在五楼，写了很多文章，陆续在报纸刊物上登载，日子很清贫，老师的生活除了解决温饱问题，真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那时最想的就是一台电视机。 好多次，当我生活艰难时，我便求助于五楼我那一排排书。我的床头，我的书桌，我的办公桌，还有阳台上的木架子上，全是我的书。教学之余，我便呆在五楼我一个人住的房间里翻阅着这些书，在一页一页地翻阅中，我收获了难得的安静。 几年后，电视有了，结了婚，学校的条件慢慢变好了点，我也从普通老师上升为教学管理工作。再后来又从五楼搬到了二楼，这一呆就是十一年...... - 作者 - 孙文平，一枚教师，三尺讲台；一介书生，一怀抱墨香。半截粉笔耕耘学生求知的心田，一支笔杆点点戳戳自己的人生。忽然，所有的岁月都爬上了额头，才明白生活不是用工具画的形状，而是用心描出的趔趔趄趄、折折叠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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